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正處於重要曆史關口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推進消費升級，發展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消費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愈發彰顯，這在日前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中更是可見一斑。

2017年全國人均GDP達到59660元，折合約8836美元，有觀點認為到2022年，我國將有望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是1.26萬美元)。消費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8%，已然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力。

我國消費升級態勢明顯，空間巨大。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8322元，比上年增長7.1%，其中，食品煙酒、衣著等衣食類支出所佔比重連續三年呈現下降趨勢，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等服務類消費支出逐年上升。

在日常的“衣食住行遊購娛”中，也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消費升級的浪潮。

服裝消費方面，人們開始追求個性化，商場裡千篇一律的成衣早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小眾設計、定制化服裝愈發得到消費者的青睞;

飲食消費方面，健康安全、品質體驗成為消費者關注的重點，消費者願意花費更高昂的價格買綠色有機的生鮮蔬果，更願意為精致的包裝與舒適的餐廳環境買單;

居住方面，旅居成為熱門，標准化、連鎖化的快捷酒店遠不能滿足多元化遊客多樣化的需求，富有情調與品位的酒店建築與室內設計、獨特的景觀環境、有驚喜與創新的酒店體驗服務開始成為越來越多住宿者的需求熱點，消費者追求更多的不在僅僅是方便快捷而是一種生活態度的表達;

出行方面，共享經濟的理念激活了網約車、共享單車的市場;

娛樂方面，直播、網紅、內容創業、短視頻、自制劇等新娛樂形式不斷湧向並快速更新迭代，滿足著每個普通人也可以成為主角，成為明星的夢想……

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消費的不斷升級正反映著人民孜孜不倦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將深刻影響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金誠集團作為一家現代城市發展集團，以“新城市、新生活”為願景，一直在致力於為人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做著自己的努力與探索。

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長，中國居民的消費水平顯著提高，消費替代投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拉動GDP增長4.1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的率達到58.8%，預計最終消費率也將顯著高於50%。

在消費增長的同時，中國居民消費結構也出現重大變化。2017年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居民家庭中食品支出佔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已經從1978年的57.5%下降到28.6%，達到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的富足標准;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也從67.7%下降到31.2%。這意味著，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變化，消費升級的需求極為迫切。

在中長期視角下，消費雖然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未恢複到曆史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最終消費率經曆了兩個不同階段的結構性變化：第一個階段是1978-2002年的“高消費率”階段，期間絕大多數年份的消費率水平都超過60%，圍繞著62.2%的均值水平上下波動，兩個高點分別為1983年的66.8%和2000年的63.3%。第二階段是2003年以來的“低消費率”階段，期間消費率均值僅為51.5%，經曆了典型的“U型”變化，即從2000年的63.3%持續下降到2010年的48.5%，而後持續回升至

2016年的53.6%。不僅如此，居民消費支出的佔比也從第一階段的77.7%下降到第二階段的73.7%，2016年為73.1%。因此，從當前的變化趨勢看，消費日益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未恢複到第一階段的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超過GDP增速，特別是工資與福利性收入持續超國民收入分配，也可能會對中國經濟走勢產生不利影響。一方面國民消費率在中高端消費供給短缺的制約下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另一方面在政府投資功能沒有得到轉變的前提下而實施的社會建設和福利體系建設，可能會侵蝕企業的投資收益，造成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資本形成和研究開發——增速可能出現下滑。這不僅會導致短期需求不足，更為重要的是導致中長期潛在增速伴隨短期增速的持續下滑而下滑。因此，持續的超國民收入分配可能使中國陷入一個新的“兩難困境”之中——要提高企業投資率就必須降低工資與福利收入增速，導致消費增速下降;而要提高收入與消費的增速，就要削弱企業投資收益，導致投資下滑，即“投資-消費不可兼得的困局”。

當前中國經濟處在關鍵時期，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都必須依靠創新驅動。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認為，我國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已達2%，標志著我國進入了創新驅動階段。目前不論政府還是企業，對於創新研發的投入都在穩步增長。創新對於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越來越大，推動了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高技術產業增速、勞動生產率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已發生了明顯變化，創新驅動在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創新可以為實體經濟發展培育新增長點。”牛犁說，“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無人機等相關科技領域產品的創新發展以及移動支付、共享單車和其它共享經濟平台等新服務模式日益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雖然目前這些新增長點的體量還較小，但從長遠看，有望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嚴鵬程表示，創新引領的作用日漸凸顯，新動能正在加快成長。這幾年，我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政策效果逐步顯現。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不斷湧現並茁壯成長，“互聯網+”推動線上線下加快融合，特別是分享經濟廣泛滲透，跨境電商、在線醫療、共享單車等新服務模式層出不窮，這些都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新的強勁動力。

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趙紅軍認為，結合當前經濟發展特點，創新動力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促進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先進技術和實體經濟的融合;二是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驅動;三是政府以創新的體制和機制，容忍創新失敗，鼓勵觀念創新、企業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教育創新和制度創新，為整個社會邁向創新驅動保駕護航。

改革能為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提供引擎支撐。實施消費驅動和創新引領，離不開改革的加速和深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認為，增長動力轉換的關鍵在於深化市場化改革。一是市場化改革可以解決要素市場管制帶來的資源錯配問題，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二是市場化改革可以提升人力資本的質量和利用率，從而提高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三是市場化改革可以消除行政壟斷與尋租空間，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從而加快全社會技術進步的速度。市場化改革不僅可以通過上述機制開啟增長新動力，還可以改善資本積累與勞動供給的結構，進一步挖掘“老動力”，從而確保平穩地實現增長動力轉換。

業內人士表示，實現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關鍵在改革。一方面，政府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對居民社會福利支出的比重，加大對中低收入人群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貧困救助標准，調高基本醫療保險、基本養老保險補助標准，支持低收入者開展勞動技能培訓和子女教育等。另一方面，降低中產階層稅負，如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

創新引領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科技創新。針對創新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應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和各方積極性，加大創新投入，努力補齊創新短板;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鼓勵企業開展基礎性、關鍵性、前沿性創新研究，提高企業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行動能力和參與度。

面對居民收入變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未來要利用目前比較寬裕的財政空間來化解“超國民收入分配現象”帶來的“消費-投資困局”。要切實改變“政府出政策，財政不跟進、企業來買單”的現狀，政府應當有效轉變投資型政府的定位。一是將部分政府投資用於企業員工的社保建設上來，二是要通過減稅來緩解企業當前的成本壓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三是加大公共服務，加速民生建設，減少居民為養老、醫療、教育等服務而進行審慎性儲蓄的水平，從而提升消費率。積極轉換政府職能，使目前政府在各類產業的投資大幅度減少，更多用於公共服務和民生工程的建設。

另一方面，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不能就消費而刺激消費，而必須從更宏觀和動態的視角來考慮消費促進。一是積極適應消費升級需求，考慮出台與扶貧補貼戰略相對應的中高端消費促進戰略。通過實施與消費相匹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中國中高端消費品的供給和需求能力的釋放，適應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達到聯合國富足標准後，中國居民日益迫切的消費升級需求，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中高端消費需求。二是加強消費市場監管，提高消費者權益保護，改善消費市場環境。隨著居民生活品質的提高，對於消費和服務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應著重在健康、醫療、幼兒教育等新型消費領域，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加大不良經營企業的懲處力度、加強誠信體系建設，形成安心的消費市場環境。三是利用消費稅減免等相關稅收政策以及信貸支持等金融政策，鼓勵消費增長，並積極引導資源向新型消費領域配置。鼓勵符合消費升級需求的新產品、新市場、新業態發展，提升消費規模和消費品質。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面對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變化，積極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走上高質量、可持續的新路子對於中國和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站在曆史新起點，要以經濟轉型升級為重點推動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遲福林表示，經過近40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後期，經濟轉型升級呈現曆史性特點。在服務型經濟比重不斷提升的同時，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成為助推產業變革的新動能;消費結構正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消費時代”;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融合並進的趨勢明顯增強。並且，他指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空間，而且，產業變革也會進一步助推經濟轉型升級。此外，他指出要走出一條經濟轉型升級與環境治理相互促進的綠色發展之路。

其次，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場深刻變革，要按照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表示，“經濟轉型升級的本質是創新變革，核心是發展實體經濟，關鍵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就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對此，他認為應著力發展實體經濟為重點加快企業制度變革、打破壟斷為重點推進營商環境建設、以監管變革為重點縱深推進簡政放權。

再次，經濟轉型與擴大開放相融合，要適應經濟轉型升級與對外開放的新形勢，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將贏得國內發展與國際競爭的主動，使中國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遲福林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新的十字路口，“一帶一路”為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新動力、新平台。他表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建基礎設施給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的“溢出效應”，已超出基礎設施投資收益本身，它將促進經濟全球化進程與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同時，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務實推進自由貿易區網絡建設，也將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正處於重要的曆史關口，遲福林進一步強調，“贏在轉折點，以轉型贏得未來，不僅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務實選擇，也是中國對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貢獻。”從國內看，它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升級帶來深遠影響，並將明顯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從國際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全球影響顯著增大：它形成的巨大內需市場將成為全球經濟復甦增長的突出亮點;它推動的自由貿易新格局將加快促進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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