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民國才女林徽因的家國情緣

1932年10月，林徽因、梁思成一同對北平郊區古建築進行考察。考察歸來，他們聯手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3捲第4期髮表《平郊建築雜錄》一文。文章署名梁思成、林徽因，但一望可知是出自林徽因的潤色。作爲一個古建築學家，林徽因有她的特色，身兼史學的哲思、文學的激情、詩歌的浪漫，她的學術報告讀來更像雋永的文學作品。

譬如描冩臥佛寺的文字：“再進去是正殿，前麵是月颱，月颱上（在秋收的時候）鋪着金黃色的老玉米，像是專替舊殿着色。正殿五間，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據説正殿本來也有臥佛一軀，雍正還看見過，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東西。卻是到了乾隆年間，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時上哪兒去了。隻剩下後殿的那一位，一直睡到今天，還沒有醒。”又如記述萬佛龕：“這小小的佛龕，至遲也是金代遺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年以上的風雨，依然存在。當時巍然頂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氣，現在被煞風景的馬路貶到盤坐路旁的謙抑，但他們的老資格並不因此減損，那種倚老賣老的倔強，差不多是傲慢冥頑了。”

古建築在這裡，不隻是一堆木料磚石的構砌，而是有靈氣的生命。如同詩情，如同畫意，更甚至於，給人以超出詩情畫意的震動。

《平郊建築雜錄》語出驚人，製造出一個全新的“建築意”的概唸。它透露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築觀—在理論淵源上，受西方“學院派”建築理論的影響，注重建築審美，但最終的歸依點，始終在建築的文化意蘊與民族性。

林徽因之後，1979年，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提出了廣爲人知的“場所精神”，呼籲人們重視自己的優秀傳統，時間上，比林徽因晚了近半個世紀。

“建築意”成爲林徽因和梁思成對建築學界的一大貢獻。文章背後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僅僅是埋頭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築師。在他們眼裡，古建築是“技術與美”的結合，“在光影可人中，和諧的輪廓，披着風露所賜予的層層生動的色彩”，更是“曆史和人情的凝聚”。這樣的“建築意”，窮思千古，正所謂不僅用科學家的頭腦，而且用中國人的心。大地上散落着被風雨剝蝕的古建築，第一次遇上了有現代學術眼光和同情心的探秘者。而“由審美本能所觸髮的銳感”—即“建築意”的收獲，則成爲長途苦旅後非個中痴人而不能體驗的感受。

1932年以後，林徽因、梁思成便是以這樣的理解進行古建築考察的。1932年，營造學社陸續又增加了新的成員。這一年8月，中央大學建築繫教授劉敦楨應邀加盟，劉敦楨與梁思成攜手，成爲支撐營造學社運轉的兩大支柱。與劉敦禎前後腳加入學社的，還有東北大學建築繫第一期畢業生劉緻平，以及後來成爲梁思成弟子的莫宗江、陳明達。營造學社這時候分爲法式、文獻兩部，梁思成主法式部，負責古建築測繪、繪圖，劉敦楨主文獻部，負責古籍文獻整理。日本人伊東忠太關於古建築研究中日分工的建議，由這兩個中國人領銜，一力承擔了下來。朱啟鈐後來將他們二人稱爲“北梁南劉”，他們聯手開創了營造學社古建築研究的新局麵。這個新局麵，梁思成的學生吳良鏞總結爲9個字—“舊根基、新思想、新方法”，具體講就是“舊學與新學的結合”，“文獻與調查的結合”，“及時將研究髮現進行科學整理，並從理論上加以繫統提高”。畢業於中央大學建築繫，曾受劉敦楨親炙，後來成爲一代建築名家的戴唸慈也説：“中國營造學社治學的方式方法影響深遠，這方式方法就是，從測繪入手來研究中國古建築的髮展的過程和規律。”

既然已確定要開展田野考察，緊接着的問題是，中國古建築遺物種類數量繁多，去找什麼，怎麼找，從哪裡開始？梁思成幾經斟酌，做了大量案頭工作，“一年四季，出行之前都在圖書館裡認真進行前期研究。根據史書、地方誌和佛教典籍……選列地點目錄”，最終，他選中了薊縣的獨樂寺爲第一站。

獨樂寺的髮現緣於日本學者關野貞。1931年5月29日，關野貞驅車調查清東陵，途經薊縣時無意中透過車窗看到路邊一座古建築，雖有一道磚牆相隔，深具經驗的關野貞“一瞥之下”仍認定這是座非常古老的建築物，“遂停車，從旁小門進入”，仔細勘察之後，髮現山門與後麵的高閣竟都是遼物，而且數尊塑像也與建築同時。

從獨樂寺返回北平的關野貞心情起伏難平，趕往寶珠子鬍同向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文獻部主任闞鐸分享自己髮現獨樂寺的始末。以關野貞的學識和在學界的影響力，他的故事一經傳開，即刻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尚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劉敦楨在這一年譯介日本考古學者濱田耕作的《法隆寺與漢六朝建築式樣之關繫》時，特意提到關野貞對獨樂寺的考察：“（鴟尾）……此製宋後失傳，最近關野氏髮現遼初建造之薊州獨樂寺中門，具有鴟尾，恐爲國內唯一遺物……”梁思成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中也説：“翻閱方誌，常見遼宋金元建造之記載；適又傳聞閣之存在。”

在傳聞的吸引下，1931年秋，梁思成計劃出髮尋訪獨樂寺，無奈“行裝甫竣，津變爆髮，遂作罷”，這一推遲，就到了1932年。1932年4月的一天，天還沒亮，乍暖還寒的早春季候裡，梁思成和他在南開大學學習的弟弟梁思達一起趕往東直門外長途汽車站，擠上了已經被塞得滿滿的車廂。這趟今天從北京出髮不足兩小時的路程，當年他們顛簸了整整一天。“那時的道路大都是鋪墊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樣的橋梁，當穿過遍佈鵝卵石和細沙的旱河時，行車艱難……到達薊縣，已是黃昏時分了。……先互相抽打一頓，拍去身上浮土，才能進屋。”路阻且難，兵匪橫行，安全也不能保証，到達當晚梁思成打電話給林徽因説：“沒有土匪，四個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有驚無險的慶幸裡，是行路的不易和艱難。

不過，當他們站在獨樂寺麵前，看到鋪麵而來的山門，“簷出如翼，鬥栱雄大”，和清式建築迥然不同，和宋式大異，和唐式極相似，那一瞬間，所有的辛苦都菸消雲散。梁思成想到了他作爲基本資料曾再三翻閱的敦煌壁畫圖片裡的建築，説：“若驟見此閣，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極樂世界矣。”這一句，説的是建築營造的在場感，也未嚐不是他當時心情的冩照。中國漫長的曆史當中，王朝更迭，變亂頻仍，項羽入關而“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二千年來革命元勳，莫不效法項王，以逞威風，破壞殊甚”，能得幸免的古建築少之又少。中外學者已髮現的遺物中，“最古者不過八百九十餘歲”。獨樂寺則將這一時間大大提前，寺中觀音閣及山門，“在我國已髮現之古木建築中，固稱最古”，建於遼統和二年（984年），比《營造法式》頒行早116年，距唐亡僅77年，年代形製處於唐宋二式之中……上承唐代文藝的遺風，下啟宋氏營造，比當時已知的最古木建築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還要早51年。對於一心要破解《營造法式》的梁思成和林徽因，這無疑是一個大的驚喜。

這驚喜，一是出於學術本身。因爲建設年代上接近《營造法式》，文本和實物彼此對照，互相參詳，可以解惑，可以答疑。他們距離自己的目標，無疑近了一大步。二是出於中國人的情感，書生報國的願望。在連綿不斷的民族危機中，他們亟盼着“急起直追，蒐尋材料考據，作有價值的研究探討，更正外人的許多隔膜和謬解處”，從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獨樂寺的考察，讓他們在憂患中看到了希望。就是在這次考察後，梁思成冩出了那篇震驚學界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和關野貞隻是在遼物中比較的做法不同，梁思成從獨樂寺出髮，“比照唐（敦煌壁畫）、宋（初祖庵和《營造法式》）、明、清，最後才到同是遼代遺物的華嚴寺、木塔，最終髮出遼式特徵之問”，如此上下求索，分明是在找尋一部“中國建築史”。

建築學家傅熹年後來評價這份報告説：“通過精密測繪並與《營造法式》印証初步探明宋式建築設計規律的過程和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這方麵開天闢地的第一篇重要論文。這篇處女作不僅一舉超過了當時歐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水平，而且就透過形式深入探討古代建築設計規律而言，也超過了日本人當時對日本建築研究的深度。”

這樣的開始，怎能不令人激動。

1932年6月14日，在香山養病的林徽因給鬍適冩去一信，信末説：“思成又跑路去，這次又是一個宋初木建—在寶坻縣—比薊州獨樂寺或能更早。這種工作在國內甚少人注意關心，我們單等他的測繪詳圖和報告印出來時嚇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省得他們目中無人，以爲中國好欺侮。”

信紙後麵，是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期待。

河北調查增加了梁思成、林徽因的信心，他們由此確立了中國古建築的考古類型學方法。自此起一直到抗戰爆髮，田野考察成爲中國營造學社的主要任務。爲尋訪古建築，學社成員如行者般踏遍了北方大地。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這樣的考察意味着什麼？曾隨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往太原、汾陽、文水、霍縣、趙城多地考察的費慰梅説：

當時的知識階級和貧苦農民之間，傳統鴻溝依然很深。誠然，失業的或半失業的貧苦農民常到城裡尋找低賤的職業，也常從鄉下把農産品送到集市上去賣，但是反向交流很少。城裡的知識分子要下鄉，不僅受到交通的限製，還會遇到許多別的睏難，甚至有生命危險。過往的商販住的小客棧，通常隻有火炕，且滿佈帶有傳染疾病的蝨子，廁所裡爬滿了蛆。路邊的茶館供應可口的飯食，至於碗筷和茶飯是否幹淨，這就很難説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沒有防備的過往行人，有時還會碰到土匪搶劫。

林徽因、梁思成在《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中則這樣描述：餐風宿雨，兩週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

巨大的城鄉差別、階層差別，民生凋敝，完全沒有衛生可言的環境，戰亂不息，隨時還有性命之虞。1932—1937年，營造學社的成員就是在這樣的境遇裡“孤掌而鳴”。在亂世的喧囂中，他們“放棄了他們蓋洋房的好機會”，如行者般寂寞地穿行在山林、廟堂、鄉村、江湖所構成的傳統中國、被遺忘的鄉土社會，雖四顧蕭條，而不棄恆心，堅持着“一種別人不屑幹、不願幹、不能幹的事情”，個中滋味，已經不是辛苦二字所能概括。後來收集在《梁思成文集》第一捲、第二捲以及《林徽因文集·建築》中的調查報告，就是當時這一份付出的明証，也是他們工作的意義所在。

1932年6月，梁思成赴寶坻縣調查廣濟寺三大士殿：“那天還不到五點，預計開車的時刻，我們就到了東四牌樓長途汽車站，一直等到七點，車才來到。汽車站在豬市當中，北平市每日所用的豬都從那裡分髮出來，所以，我們從兩千多隻豬的慘號聲中，上車向東出朝陽門而去。……下車之後，頭一樣打聽住宿的客店，卻都是蒼蠅爬滿、窗外餵牲口的去處。我們走了許多路，天氣又熱，不禁覺渴，看路旁農人工作正忙，由井中提起一桶一桶的甘泉，決計過去就飲，但因水裡滿是浮沉的微體，隻是忍渴前行。”

1936年夏，林徽因去青州考察，途中冩信給梁思成的妹妹梁思莊：“每去一處都是汗流浹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時候又總是早八至晚六最熱的時間裡，這三天來可真是累得不亦樂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熱也吃不大下，因此種種，我們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車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處亂抓，結果渾身是包！”

1937年6月28日，劉敦楨往河北武安調查水浴寺，“行三公裡雨驟至，避山旁小廟中，六時雨止，溝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進，乃下山宿大社村週氏宗祠內。終日奔波，僅得饅頭三枚。晚間又爲臭蟲蚊蟲所攻，不能安枕尤爲痛苦”。旅途的勞頓還不是最難的，在這之後，還有更繁重、更艱苦的工作等着他們，那就是勘察與測量。郊野深山的舊寺古塔，風蝕數百上千年的梁柱，攀爬其上，隨時有墜落的可能。莫宗江回憶，測量應縣佛宮寺木塔時，“九層重疊，我們硬是一層一層，一根柱，一檁梁，一個鬥拱一個鬥拱的測。最後把幾千根的梁架鬥拱都測完了。當我們上到塔頂時已感到呼呼的大風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剎還有十多米高，唯一的辦法是攀住塔剎下垂的鐵鏈上去，但是這九百年前的鐵鏈，誰知道它是否已鏽蝕斷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雙腳懸空地攀了上去”。梁思成自己説：“我攀上塔剎去測量和拍照，由於全神貫注，我竟然沒有注意到浮雲的迅速掩近，突然，不遠處炸起一個閃電，驚嚇之中，我險些在離地200英尺的高空中鬆開握住冰冷鐵鏈的雙手。”

林徽因參加了絶大部分的考察，那幾年當中，他們一起坐火車，坐汽車，坐獨輪車，騎毛驢，風塵顛簸，走過北京八大處，山西大同華嚴寺、善化寺、雲岡石窟，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縣40多處寺廟閣殿，河北正定隆興寺，蘇州三清殿、雲岩寺塔，杭州六和塔、金華天寧寺、宣平延福寺，開封繁塔、鐵塔、龍亭，山東曆城神通寺、泰安岱廟，西安佈政司署、陝西藥王廟。

林徽因本人把這樣的考察稱爲“輾轉於天堂和地獄之間”，“賴以食宿之處的骯髒和臭氣”往往弄得人“毛骨悚然、心灰意懶”，然而一旦在遺建中髮現精美奇特的構造，看到“藝術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每每又疲勞頓消，有置身天堂般的快樂。比如，梁思成冩廣濟寺三大士殿：“抬頭一看，殿上部並沒有天花闆，《營造法式》上所稱‘徹上露明造’梁坊結構的精巧，在後世建築物裡還沒有看見過。當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這先抑後揚的高興，趣味尤富。在髮現薊縣獨樂寺幾個月後，又得見一個遼構，實是一個奢侈的幸福。”

林徽因冩她的狂喜：“在草叢裡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隻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由北平城裡來的我們，東看看，西走走，夕陽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個世界裡一樣!雲塊，天，和我們之間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礙。我樂時就高興地笑，笑聲一直散到對河對山，説不定到哪一個林子，哪一個村落裡去!”還有他們共同的歡喜：“我們走時總是一村子的人來送的，兒媳婦指着説給老婆婆聽，小孩們跑着還要跟上一段路。開柵鎮、小相村、大相村，哪一處不是一樣的熱鬧，看到北齊天保三年造像碑，我們不小心的，漏出一個驚異的叫喊，他們鄉裡彎着背的、老點兒的人，就也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知道他們村裡的寶貝，居然嚇着這古怪的來客了。‘年代多了吧？’他們驕傲地問。‘多了多了’，我們高興地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們便一齊驕傲起來。”

考察途中，當然不儘是驚喜。和點點滴滴髮現古建築的驚喜同時存在的，還有時時刻刻壓在心頭難以名狀的不安。就像林徽因1934年在《山西通信》裡所冩：“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藍，白雲更流動得使人可以忘記很多事……更不用説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壘、村落、反映着夕陽的一角廟、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處使人心慌心痛。”

美的東西，都令人不安。

他們的不安，是爲了在現代化麵前日漸式微的傳統，在西學衝擊下逐步消失的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敗於近代列強，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對於一切國粹，都失去了信心……審美標準全被攪亂”，“在較保守的城鎮裡，新潮激髮了少數人的奇思異想，努力對某個‘老式的’建築進行所謂的‘現代化’。原先的傑作，隨之毀於愚妄，最先蒙受如此無情蹂躪的，總是精緻的窗牗、雕工俊極的門屏等物件。我們罕有機會心滿意足地找到一件真正的珍品，寧靜美麗，未經自然和人類的損傷。一炷香上飛濺的火星，也會把整個寺宇化爲灰燼。”

還有日益逼近的戰爭的陰影。1933年，梁思成趁“榆關事變”後的片刻安寧，赴正定調查，在隆興寺轉輪藏殿“髮現藏殿上部的結構，有精巧的構架，與《營造法式》完全相同的鬥拱，和許多許多精美奇特的構造”，“高興到髮狂”。可僅僅在幾天之後，“回到寺裡，得到灤東緊急的新聞，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雖然後來又得到緩和的消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鎮定……一麵拼命趕着測量，在轉輪藏平梁叉手之間，或摩尼殿替木襻間之下，手按着兩三寸厚幾十年的積塵，量着材梁拱鬥，一麵心裡惦記着灤東危局，揣想北平被殘暴的鄰軍炸成焦土，結果是詳細之中仍多遺漏，不禁感嘆‘東亞和平之保護者’的厚賜”。

林徽因説：“在這整個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掙紥着他們重危的運命的時候，憑你有多少關於古代藝術的消息，你隻感到説不出的難受。如果我們到了連祖宗傳留下來的家産都沒有能力清理或保護，乃至於讓家裡的至寶毀壞散失，或竟拿到舊貨攤上變賣，這現象卻又恰恰証明，我們這做子孫的沒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經都到了不能墮落的田地。”

漁陽鼙鼓，菸塵滾滾，那些無法言説的讓人歡喜若狂的“寧靜的美麗”，山林、廟宇、江湖，木建築裡的中國，無一不籠罩在惘惘的威脅、未知的命運中，隨時有可能被革命革掉，被建設除掉，被戰火燒掉，“行將於建章、阿房同其運命，而成史上陳跡。……日本古建築保護法頒佈施行已三十餘年。回視我國之尚在大舉破壞，能不赧然？”

亂世裡的保全和守護，吉兇難卜。驚喜越大，不安越強烈。

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驚喜和不安相伴相生，如影隨形，始終追隨着他們，並在1937年夏的五颱山佛光寺達到了頂點。

1922年9月，一位名叫小野玄妙的日本僧人、佛教美術學者赴五颱山朝聖時，偶遇佛光寺，被寺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彩塑吸引。小野玄妙對佛光寺的調查引起日本建築史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的注意。1925年，常盤大定委托太原城內美麗興照相館的老闆專程往佛光寺拍照。同年，二人合著出版《支那佛教史跡》，書中特意提到佛光寺，因爲未曾到過現場，他們依據圖片判斷，佛光寺建築年代應該不早於明代。

佛光寺把髮現它的機緣留給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以常盤大定和關野貞在學術界的影響力，《支那佛教史跡》極有可能是梁思成與林徽因找到並髮現佛光寺的線索，當然，它不是唯一的線索。對他們而言，還有極爲重要的文獻—敦煌壁畫，“因地方的偏僻和氣候的幹燥，得經千餘年歲，還在人間保存……伯希和曾製攝爲《敦煌石窟圖錄》，其中各壁畫上所繪建築，準確而且詳細”，他們在此也同樣髮現了大佛光寺的踪跡。

20世紀30年代，日本人曾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構建築，要看唐代木構建築隻能到日本奈良。幾年的田野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次次經曆古籍中記載的古建築被重建、改建甚至毀滅的失望，也絶望地想過壁畫中的那些唐代寺廟都已盪然無存。但是每一次出行，他們總不免懷着一絲僥幸，希望在遠離塵世的大山深處，能找到唐代木構建築的殘跡。北平圖書館收藏的《清涼山誌》記載，佛光寺地處颱外，香火冷落，寺僧貧苦，無力裝修建築。這或許是一線生機，他們決定去試一試運氣。

1937年6月，剛從西安返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把8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托付給在北戴河度假的大姐梁思順一家，與莫宗江、紀玉堂一起第三次前往山西考察。他們從北京坐火車到太原，之後換乘汽車行百十公裡到五颱縣的東冶，“不入颱懷，折而北行，徑趨南颱外圍，騎騾入山”。山路倚崖而修，崎嶇危險，很多時候，他們不得不拉着騾子前行。這樣走了兩天，第二天他們到荳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禪寺。那是黃昏時分，夕陽的餘暉中，前方有一處殿宇—佛光真容禪寺。殿僅一層，鬥拱碩大、有力、簡單、出簷深遠，隨意一瞥，處處顯示出唐代建築的特徵。梁思成與林徽因瞻仰之下，不由“諮嗟驚喜”，他們一向所抱着的“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唸，一旦在此得到了一個實証了”。

接下來，是尋找証據。他們攀爬到殿內的“平暗”上麵，殿頂黑暗無光，上麵積存的塵土有幾寸厚，踩上去如同行走在棉花上。用手電探視，隻見檁頭已被蝙蝠盤踞，千百成群，無法驅除。那時室內攝影還靠在現場點燃鎂粉閃光，每當鎂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間的成群蝙蝠見光振翼驚飛，揚出難耐的穢氣，幾乎令人窒息。他們“晨昏攀擠，或佝僂入頂內，與蝙蝠壁蟲爲伍，或登殿中構架，俯仰細量，探索唯恐不週”。因爲“怕機緣難得，重遊不是容易的……”。

工作到第三天，林徽因突然髮現大殿梁下有隱約的墨跡。殿內光線不足，字跡又爲一層土朱所掩蓋，大家審視許久，才認出官職一二，素來遠視的林徽因依稀辨出“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幾個字。她想起有大殿外颱階前的經幢石柱上也看到過類似帶官職的人名，前往核實，果然，經幢上赫然冩着“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並刻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樣，即857年。佛殿主竟是女的！身爲髮現者的林徽因，是年輕的女建築學家，這一偶合有如天意的賞賜。麵對謙遜地隱在大殿角落中的佛光寺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林徽因心懷崇敬，恨不能也爲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陪伴着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一千年的時光。

佛光寺大殿經最後確証，是建於唐代後期857年的原構。不僅如此，寺內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加在一起，成獨一無二的稀世之珍。那天夕陽西下，映得佛光寺一片紅光。他們在這古廟中，激動不已，將帶去的全部的應急食品，沙丁魚、餅幹、牛奶、罐頭統統打開，大大慶祝了一番。

佛光寺東大殿成爲梁思成和林徽因田野考察中最輝煌、最鼓舞人心的髮現。而這時，恰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1937年7月15日，梁思成、林徽因由晉北到代縣，拿到了前幾日的報紙，看到赫然在目的大標題：日軍猛烈進攻我平郊據點。戰爭爆髮已經一個星期。他們隻有匆匆返回北平，並在兩個月後流亡西南。1944年，梁思成在西南邊陲冩下《記五颱山佛光寺的建築》，貧寒交加中仍兀自爲戰火裡的名剎存亡而憂懼。

……當時訪勝所經，均來日敵寇鐵蹄所踐，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今晉省淪陷已七年，荳村曾爲敵寇進攻颱懷據點。名剎存亡，已在未知之數。吾人對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懼憂惶，又寧能自已。

1932—1937年，以林徽因、梁思成、劉敦楨及莫宗江爲研究主體的中國營造學社吸取國外建築學者的研究成果，研讀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和宋代《營造法式》，積極開展田野考察，構築中國建築史的學術體繫。截至1937年7月，他們共調查縣市190餘個，遍及全國15省，實地勘察古建殿堂房捨1823座，詳細測繪的建築有206組，完成測繪圖1898張。作爲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建築的開拓者，他們的工作基本厘清了中國建築的髮展脈絡，爲古建築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對於林徽因與梁思成，幾年繫統、深入的

實地調查，使其多年來想撰冩一部《中國建築史》的願望近於可能。這一點，正如林徽因所説：

中國建築的演變史在今日還是個燈謎，將來如果有一天，我們有相當的把握冩部建築史時，那部建築史也就可以像一部最有趣味的偵探小説，其中主要人物給偵探以相當方便和線索的，左不是那幾座現存的最古遺物。

來源：蒐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