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回家，怕什麼？

圖：走親訪友是過年的常態

還有不到半個月就是春節。春節本是讓人高興的事兒，回到久別的故土，聽聽親切的鄉音，見見思念已久的家人。但是從什麼時候起，人們對於春節漸漸生出一股複雜的焦慮：扛過疲憊的年底，一朝飛馳回家，本想享受家庭的自在與溫馨，卻發現自己已是心靈上的異鄉人，還要在寥寥幾日的假期裏疲於應付鋪張的飯局與無聊的詢問，於是不禁想問，年怎麼越過越無趣了？

近來內地一則名為《啥是佩奇》的短片在網絡上引發熱議，這部賀歲電影《小豬佩奇過大年》的先導片，圍繞着留守農村的爺爺為住在城市的孫子尋找一個叫做「佩奇」的春節禮物展開，在這個短片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隔代的溫情，也可以看到城鄉差異下情感的異化。短片將背景放在春節，當爺爺將禮物交給等待驚喜的孫子的時候，他們旁邊是坐立難安格格不入夾在兩代之間的成年人，他們與父母之間淡薄、遙遠而充滿隔閡的親情關係，是這個表面溫情的賀年短片背後灰暗的底色。

這些年越來越多人談到春節焦慮的問題，有人說：「如今過年的慶祝變成一種非主觀意願，與公司的年會一樣，非常沒有意思。」買車票、買新衣、備年貨、大掃除，可能還需要租個伴侶，過去讓我們從進了臘月就開始企盼，掰着指頭數日子的春節，何以越來越成為一種公式化的交差和應付？

逆向文化衝擊

法國童話《小王子》裏說，儀式感是使某一天與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時刻與其他時刻不同的東西。年意味着新，在過去，春節是大家難得可以一擲千金買衫買禮物的時候。桌上有雞鴨魚肉，桌下是親朋好友。而如今，新衣是想穿就能穿的，雞鴨魚肉是吃膩了不想再吃的，親朋好友是想見天天都能視訊聊天的，那麼春節對我們而言，獨特之處去哪兒了呢？

對很多人來說，最不同的大概就是車票難搶，機票天價，回家成本是平時的三五倍；瓜果蔬菜樣樣都貴；與幾近陌生的同學老友不斷聚會，像一場場奢侈品攀比大會。當所有的儀式都變成了習慣、變成生活，過年卻變成一場巨大的資源浪費。

這種期待值的降低還來自於家鄉太快的發展。在外的游子們多數有個衣錦還鄉的願望，可當回到家裏，看到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看着發小們拿着跟你差不多的工資卻毋須承擔昂貴的房租與物價，內心不禁對自己辛苦在外打拚的價值產生懷疑，迷茫自己離開的價值是什麼。

部分生活在香港的港漂和本地人過年也面臨着一些問題。家鄉變化太大，讓這些港漂和本地人產生出一種強烈的異鄉人的失落感。當手機支付滲透到了菜市場和公共交通，當你拿着排隊取好的車票得意地告訴家人，家人卻用看鄉巴佬的眼光告訴你刷身份證就能進高鐵站。大城市的光環越來越弱，倒不如不回去，就不必面對這些留與走的掙扎。

大多在都市工作的人，過年回家的過程其實是一個逆向文化衝擊的過程。人們在離開原有的環境，進入新環境後所產生在文化上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被稱為文化衝擊，社會學認為文化衝擊的最終階段是人們完全地融入新文化，成為一個從多個文化背景出發看待、解釋和處理問題的多元化人。然而與現代都市相伴隨的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間存在諸多非此即彼的矛盾，比如個人自由與長老權利，陌生人社會與關係社會。這些矛盾難以共生，導致當人們完全適應都市生活以後，會發現難以融入到舊時的文化中去了。

新窮人的壓力

小鎮青年們靠着努力一路走到大城市，成為都市新「中產」，他們背着LV，喝着星巴克，進出健身房，球鞋氾濫，唇膏成災，用着幾千塊的護膚品，電子設備隨時更新，每個月三分之一的工資用來交房租，剩下的錢全部拿來還信用卡欠債，沒有存款，甚至負債。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將這種「有缺陷的、準備不夠充分的消費者」稱為新窮人。而過年是要準備錢的，不管是置辦年貨，還是準備利是，這些新窮人從都市的信用卡社會回歸到過年這個需要儲蓄的時節，這時他們發現自己囊中羞澀，無疑也是壓力的來源。

人們通常將年前一段熱火朝天地準備過年所需物品的階段稱為忙年。忙年不一定需要有錢，寫春聯，大掃除，備年貨，縫縫補補也可以又一年。但忙年一定要有閒。工作輕鬆，時間寬裕，才有時間忙年。過去大家的生活節奏是慢的、清閒的，所以面對這個需要忙碌的年，所有人都是滿懷憧憬充滿幹勁的。而都市裏的人期待假期，期待休閒，卻並不期待過年。在生活工作節奏如此之快的今天，大家對於節日最大的期待就是放鬆、休息，睡個好覺。而回家過年的結果就是年廿九放假，年三十過年，早上八點你在睡覺，你爸在門口放鞭炮，你媽喊你起床拜年，接下來的幾天不斷地與不相熟的人推杯換盞觥籌交錯，這顯然不是大家期待的假期。

自詡為摩登新人類的他們回到家，要面臨與原生家庭在行為、處事、觀念等各個方面的格格不入。這些平日裏討論平權，宣稱丁克，沉迷消費主義，貢獻粉絲經濟的都市男女，回到家才發現，所有的問題都圍繞着「在哪上班？工資怎麼樣？回來工作多好；談戀愛了嗎？什麼時候結婚？該要孩子了吧」打轉，而面對這些說不得講不得的「七大叔八大姨」，大家只能將不滿與煩悶憋在心裏，舉頭看電視，低頭玩手機。

這其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論語》說：「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意思是說孔子在宗族鄉里，與父老在一起的時候，溫和恭順，好像不太會說話的樣子；但是在宗廟朝廷上，卻能言善辯。有人認為這反映了孔子的謙恭有禮，涵養深厚，其實未必止於此。《論語》裏還有這麼一段話，「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是說一些比較高的學問和道理只能與中等資質以上的人說，而不能與中等資質以下的人談論。孔子在鄉黨，他與父老們聊什麼？是隔壁老王的孫子成績好不好，還是村口張二麻子今年又升官了？孔子的不言，除了他的謙恭有禮外，也許亦有無話可言的原因在。

不慣「差序格局」

春節根本上是一次核心家庭模式與傳統家族模式的衝撞。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中對比西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家庭模式的不同，認為西洋社會像一捆一捆的柴，社會單位間界限分明；而中國社會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蕩出的漣漪，以個人為中心，向外擴散一圈又一圈的關係。他將中國社會的這種關係形態稱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漣漪的大小會隨着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過年就是這圈漣漪蕩得最大的時候：走親訪友的拜年，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維繫這一圈又一圈或遠或近的漣漪關係。今天，當都市人已經習慣了他所描寫的西洋社會形態，再回到差序格局中，面對鄉土社會的關係網，產生不適便難免。那些一年見一次的親戚，是他們並不熟識的陌生人，他們無心與這些人產生交集；可這些人又基於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往往越過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界限，釋放自以為是的關心，這才有了七大叔八大姨七嘴八舌的困擾。

除此之外，對於游子而言，過年還要面對對於原生家庭的愧疚感。回到家會發現就算車再豪，表再貴，也不如隔籬老劉家那個你覺得見識短淺卻一直在父母身邊噓寒問暖的兒女。以上種種，共同造成了人們對於過年焦慮的心理，它來自於一種文化衝擊，根植於現代與傳統、城市與農村間巨大的文化裂變，是這個時代飛馳時留下的轍痕，壓在每個人的心裏。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