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與生命、理性與感性、超我與本我”

如果懷抱生命的真誠，卻無辜被拋入茫茫黑夜，你是否還有勇氣繼續希望的追尋?那被怨慕煎熬的孤獨魂靈，飄蕩在死寂的荒野裏，什么才是它最終的結局?或許，尚永亮先生的新著《棄逐與回歸——上古棄逐文學的文化學考察》能給我們新的啟示。

尚先生研究貶謫文學有年，碩果等身。廣泛搜集相關史料，系統考察自虞舜、後稷直至屈原等棄子、棄婦、逐臣的實存樣態、關聯轉換及其文學表現、發展嬗變，通過個案考索和類型分析，揭示上古棄逐文化的深層意蘊及其與後世貶謫文學的內在關聯，開拓新的研究路向。

新著首章即開門見山，以東西方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型棄子故事介紹其基本特質：主人公生即被棄，因得救助而英雄歸來的經曆，已呈現了棄逐文學的基本框架“棄逐——救助——回歸”;其中承載的必經磨難方能成長的命運認知，及蘊含的生命哀樂體驗，正是其特有的文化原型。但文化考察的深度，更體現在曆史取代神話以後。從次章直至文末，由若幹政治鬥爭、宮闈陰謀、孝子血濺、棄婦悲啼、逐臣呼號等交織起的曆史個案，就像一台晦澀難解的史詩大戲，令考察難度陡升。但新著卻能從紛亂表象中抽繹頭緒，抓住其背後貫穿始終的“陰陽”文化和日益嚴重的“家天下”倫理政治境域，剝析出“棄婦——棄子——逐臣”及相應的“夫——父——君”異體同構，在兩者明顯的強弱之勢中，解讀出婦、子、臣既因現實被棄而“怨”，又因內心對夫、父、君的依附而“慕”，從而形成極具古代中國文化特色的“怨慕”心理，以及該心理的實質是棄逐與回歸這對難以調和的矛盾。此一結論的得出，無疑讓所有晦澀都消解為明朗。在棄逐向貶謫流變中愈發明顯的“棄逐——回歸”敘事框架、“發憤以抒情”書寫模式、諷刺進讒者與信讒者的表現方式，以及在貶謫文學中發展得更為完備的執著意識和超越意識，等等，各種文學本位要義的由來，都在這裏找到了答案。而在此演繹推理過程中，新著本身也呈現出不少值得關注的特征。

以文化視角考察文學流變，需充分關注介入流變的各種文化元素之於文學的影響，具相當難度。新著卻以多維視角解決了此一難題。通覽全書可知，神話、倫理、文獻、政治、心理、曆史等視角遍布各處，其間雖有主次之分，但又相互關聯，彼此滲透。如第三章重點從倫理學視角考察忠孝型棄子，但借助實證手法對驪姬之亂的考辯還原卻相當精彩;第五章以政治曆史視角考察楚漢文學主題之嬗變，卻不乏心理學、美學視角的介入。其呈現的，實際是以多維交叉之互文方式駕馭複雜文學現象的宏觀特征。

這裏有橫向的考察，亦有縱向的掘進。從全書探討的主要對象看，以後稷為代表的神話傳說型棄子、以申後宜臼母子與申生重耳為代表的“家天下”型棄婦棄子兼逐臣，以屈原賈誼為代表的已漸具中古政治色彩的楚漢逐臣等，在時序上呈現出清晰遞進的特征，從中可見由棄子棄婦演變為逐臣、由家庭遺棄發展為政治貶謫的演進脈絡，以及伴隨新文化元素而生成的文學特點。以《詩經》棄婦逐臣詩與屈原楚辭間的流變鉤沉為例：棄婦詩中隱藏著“家天下”文化中上行下效的墮落，當第三者基於私利介入時，棄婦對“妻道”的堅守遠不敵夫婿的好色薄情，故詩歌具有明顯的哀怨敘說特征。與之相類，《詩經》逐臣詩因臣子無辜遭讒而見放，在文學上呈現出怨慕交織、刺讒、借美物自喻和即景抒怨的比興特征。在春秋用詩場合，棄婦詩的倫理內蘊被引申至政治、道德領域，文學指稱漸向君臣過渡，由此導致棄婦詩與逐臣詩的交合;而當這些文化元素和文學特征疊加上屈原獨特的生命際遇，男女與君臣的對應遂被定格且發展為更具系統性的象喻范式，並形成“朗麗哀志”“驚采絕豔”的騷體詩風。如此看來，視角多維，而注重交融;以橫向為主，又寓縱於橫，是新著用以考察上古棄逐文學的利器，也由此賦予全書不同於眾的特點。

曆史個案凝聚著豐富的文化元素，對之深入索解，可以從中發現極具價值的編碼信息。虞舜的屢遭迫害，褒姒的以色邀寵，驪姬的禍亂晉國，雖為人耳熟能詳，卻鮮見從棄逐文化角度深究者。新著別辟蹊徑，聚焦於此，條分縷析，層進層深，特別重視故事內在的結構特征和施動者、受動者、救助者的角色定位，從中發掘出各自的獨特內涵及其間的共通規律，這對深化文學的文化考察，具有相當意義。

全書幾乎每個觀點的確立，都從對個案的剖析和文獻爬梳檢討中自然生出，作者宛如立於蟬和螳螂身後的黃雀，時刻關注研究對象的蛛絲馬跡和各種異動，既努力發掘新材料，也不斷從舊材料中解讀出新問題。這樣一種立足文獻的考論方式，使新著實現了自身與研究對象的高度融合。以考訂《小弁》作者為例，新著對史上三種主要觀點，即漢趙岐《孟子章句》注“《小弁》，親之過大者”時確立的“伯奇說”、《毛詩序》的“太子之傅說”、宋朱熹的“太子宜臼說”，一一細加辨析，並廣征自宋至清各家說法和大量文獻，聯系漢人以孝治國背景，發掘前二說立論的思想根源，認為其所以“依違其間，閃爍其詞”，關鍵在於“宜臼的品德是毛、趙二氏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漢人之謬既被揭示，遂聯系文本再予考索，一方面為“太子宜臼說”找到充分依據，一方面對今人主張的“棄婦說”深入檢討，指出其致誤之因。由此，新著儼然邀約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學術對話，真理在各種聲音的碰撞中越辯越明、越辯越信。

文學文化學研究的靈魂，恐不單在文藝層面的審美開掘，亦不在對審美背後零碎文化基因的探尋，那望向蒼穹的目光，是如此期待一個關於“人”的答案：“人”何以如此?什么才是“人”的終極命運?也許，這才是新著攝人心魄之真正秘門。

除早期神話傳說外，幾乎在流變的每個階段，新著都會提醒讀者注意“家天下”倫理政治模式。因為正是古老的陽剛陰柔文化支撐著該模式，確立了君、父、夫在國在家的絕對權威，勾勒了一幅由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信妻貞組建的“完滿幸福、頗具吸引力的家國關系圖卷”。然而，棄逐案例分析中呈現的卻是別樣情形：在申後、宜臼與申生、重耳兩個事件中，褒姒和驪姬都是因美貌而獲君主專寵，施其進讒伎倆的;而《詩經》棄婦詩中“夫”的“二三其德”，也與衛君淫亂導致的“國俗傷敗”風氣相關。至於申生之死，不僅來自驪姬的讒毀，也不無晉獻公與驪姬合謀的助力。當權力享有者的私欲淩駕於倫理和道德，接二連三的棄逐事件便無可避免地發生了。

由此推進一步，在那些“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棄子、棄婦、逐臣的內心深處，除了悲怨，還存在一種極為濃鬱的回歸情結。這既是歸屬感的需求，也是長期處於“家天下”文化傳統中，一再壓抑自我人格，將恭謹、服從內化為自我心性的結果。換言之，即便強權者的私欲讓他們遭到巨大傷害，他們仍對其懷有忠慕;即便現實已殘酷揭示出“家天下”的虛妄，他們仍在內心依戀它。甚至那些鑽營謀私的進讒者，也內含某種悲劇性的因素：“褒姒、驪姬之流在品嘗到因一己之私破壞宗法繼承制所帶來的短暫喜悅之後，緊接著面對的，便是此一破壞導致的毀滅性的苦果：朝綱混亂、民怨沸騰、諸侯離心、四鄰交攻。”

由此，“家天下”被真實還原為由君、父、夫之可惡、被棄者之可悲、進讒者之可憐組成的連環格局，當該格局終結於被棄者以死明志，而進讒者與信讒者也在西周之亡、晉國之亂、郢都之破等類似事件中覆滅時，不僅曆史的虛妄與荒謬得到有力揭示，更重要的，是隱身於人性深處之惡亦被曝光，從而充分表達出對私欲肆意淩虐道德，終將所有人都送入毀滅的悲憫。當棄逐文學作為該文化的產物在古代史中持續出現時，這份悲憫亦因其穿越時空的廣度與深度而具有哲學反思的意義。

《易》中已倡“有孚”，然而曆史卻一再上演正道直行的艱難。也許，在“觀念與生命、理性與感性、超我與本我”之間進行永恒鬥爭，正是人類注定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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