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命運共同體”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中正逐步彰顯出其現實生命力

近幾年來出海的企業越來越多，從電商到支付工具，從遊戲到物流服務，從前只在國內開花結果的服務逐漸進軍到各大發展中市場，乃至發達市場。那么在決定是否要出海時，應如何分析呢?

頂級咨詢公司的市場進入模型則為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套科學的思考分析方法。

在決定是否出海時，企業管理者需要考慮以下三個大問題。

1. 進入哪個市場?——合適的區位

2. 什么時候進入市場?——最佳的時機

3. 最佳的進入模型是什么?——科學的進入和退出模型

在中東與北非區域36個國家中，出海的第一站選在哪裏才能實現公司的快速成長?

咨詢公司設置了五個區位選擇的標准，包括：市場潛力、制度環境、生活質量、成本考量、基礎設置。

在市場潛力方面， 考量指標可細化為市場體量、GDP和市場成長率三方面。

市場體量：

埃及、土耳其和伊朗是中東北非區域的最大市場

沙特阿拉伯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區域的最大市場

GDP：

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為區域內人均GDP最高的三個國家

市場成長率：

伊拉克、伊朗、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為GDP高增長的國家。

在區域中心與總部的區位選擇中，絕大多數企業都會選擇迪拜作為其出海的第一站，並以此為區域中心規劃和協調向周邊市場拓展的計劃。

在制度環境方面，一般需考慮五方面問題：投資者保護、投資環境透明度、機構質量、營商便利度和所有權限制。

對於這些專業信息，可以參考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經商環境報告》和世界投資促進機構協會(WAIPA)。《經商環境報告》應用量化的指數分析從阿富汗到津巴布韋的190個經濟體的商業監管法規和財產保護，並且對比不同的時間。《經商環境報告》衡量影響一項商業經營的11個領域的法規。今年的營商難易程度排名涵蓋了10個領域：開辦企業，辦理許可，獲得電力，財產注冊，獲得貸款，保護少數投資者，納稅，跨境貿易，執行合同和辦理破產。《經商環境報告》也衡量勞動市場法規，但今年的排名不以其為依據。

世界投資促進機構協會(WAIPA)創建於1995年，是根據瑞士法律成立的一個非政府和非盈利性組織，總部位於日內瓦，共有244個成員。WAIPA致力於加強投資促進機構之間的了解和合作、分享各投資促進機構的經驗。

在生活質量方面，需要考慮天氣、生活成本、家庭定居的友善程度(包括學校的可達性、娛樂設施、安全、社區生活)和個人的自由。

在基礎設施方面，需要考慮的幾大重要因素包括機場的條件與航線網絡、物流基礎設施、ICT基礎設施等。

在成本花費方面， 需考慮稅率、注冊公司與經營的費用以及其他話費(包括醫療、教育等)。

除此之外，對於中東與北非地區來說，政治風險也是必須考量的一個因素。

在確定區位之後， 出海企業即將面臨第二個問題——什么是進入市場的合適時機?

優點：能夠先發制人，搶占市場份額，且易在早期建立起客戶的品牌忠誠度。

在未來的市場發展中，能夠憑借已有的網絡、合約和對本地市場規則的熟悉程度，守護其市場領先地位。

缺點：由於早期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企業將面臨較高的風險。

同時，企業也需在新市場中摸索規律，因此其發展的成本也會較高。

企業也可選擇在市場發展較成熟的時期進入。

優點：能夠從市場先驅者的發展中學習經驗和教訓，比如可以更精准得瞄准市場研究對象，從而更好得滿足市場需求。

同時，也為企業內部的研發部門爭取到更充裕的時間去開發更優質的產品。

缺點： 由於進入市場的時間較晚，企業將會面臨與若幹現存競爭對手的激烈搏殺。 在這種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企業也更難以建立品牌忠誠度。

下圖展示了在進入市場的不同時間，投資回報比(ROI)的情況。可以看到，對於消費品企業和工業企業來說，市場先驅者的投資回報比皆是最高的，分別為25%和24%。

這說明了從投資回報比的角度來看，出海企業越早進入新市場越容易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比。

自2011年北非各國相繼爆發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以來，這一地區的局勢陷入了嚴重的動蕩之中。隨後北非各相關國家或發生和平的政權更迭漸趨穩定(如突尼斯與埃及)，或在域外勢力幹涉下陷於內戰和長期的動亂(如利比亞)。如今“阿拉伯之春”的餘波尚存，地緣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的趨勢也愈加明顯。

與此同時，隨著主張“美國優先”論的特朗普當選總統，美國的戰略收縮的趨勢使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加積極的和建設性的作用。因此，北非國家局勢的動蕩和這一地區宗教極端勢力的“外溢”對中國的海外投資、能源安全和反恐態勢構成嚴重挑戰的同時，其地緣政治勢力的重組將有助於中國制定更加符合現實及未來發展規劃需要的戰略部署。

2017年將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有成之年”，中東地區在貿易、交通、資源和安全上的重要地位使其成為絲路戰略的焦點和關鍵所在。值此之際上海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全球學研究中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上海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三屆“中國與中東”國際學術研討會於6月7日到8日在上海大學樂乎新樓舉行。來自中國、美國、法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以色列、埃及、阿聯酋、黎巴嫩、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亞美尼亞、韓國等國家的50餘位專家學者參與了此次盛會。本次會議以分組討論的形式進行，其中第四單元集中探討了中國與北非國家關系問題。

新中國與北非國家關系的實質性發展可追溯到1955年的萬隆會議，當時利比亞、埃及率團參會，而突尼斯、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三個法國殖民地作為觀察員國家也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團與北非國家(或殖民地)代表團進行的接觸、交流和溝通為今後雙方關系取得突破奠定了基礎。

因此，即使不去追溯中國與北非人文和經貿聯系的悠久曆史，中國在北非也並非是“新來者”。當下很多西方媒體和政客指責中國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對此法國KEDGE商學院歐洲地中海地緣政治研究中心葉海亞·祖必和(Yahia

H. Zoubir)教授進行了反駁，他指出，中國參與北非地區政治和經濟事務這一點沒有任何新奇之處。

在諸多可以佐證這一觀點的例證中，阿爾及利亞是最突出的一個。該國曾長期受到法國的殖民統治，並經曆了長達8年的獨立戰爭。中國是第一個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非阿拉伯國家(1958年)，此時距離阿爾及利亞正式獨立(1962年)尚有四年時光。而中國政府向阿爾及利亞提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是無條件的。與此同時，中國自1956年便與埃及建立了親密關系，也與摩洛哥、突尼斯這兩個親西方國家建立了友好關系。在祖必和教授看來，這一時期中國“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援助，除了戰略上的考慮，亦是出於反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需要，與當時冷戰的國際環境和中蘇關系惡化有著微妙的關系。

改革開放後，中國對海外援助政策進行了相應的調整，突出了平等互惠和注意實效的原則，在此背景下中國與北非合作的經濟意義已超過對意識形態的追求。葉海亞·祖必和教授對中國與馬格裏布地區(以及埃及)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關系演變的研究表明，中國對北非政策經曆了從以意識形態為指南到奉行現實主義原則的轉變。而冷戰時期中國與北非關系的曆史遺產為當下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該地區的推行打下了民意基礎。

中東國家在發展水平、曆史風俗、語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對此，鄭州大學曆史學院世界史教師孔妍博士指出，在踐行“一帶一路”戰略觀念的過程中，應發揮文化橋梁的主導作用，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整合、交流和合作。在北非國家中，埃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因為埃及地處亞非的樞紐地帶，是中東地區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之一，在伊斯蘭世界和非洲事務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對於如何加強中埃之間的文化交流，孔妍博士倡導應建立適當的話語體系，並積極利用現有平台和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使中埃文化在增進彼此了解的過程中發揮合力作用。

地理位置和資源方面的重要性也使埃及很容易成為大國對抗的場所。奧巴馬主政時期，為了對9·11事件以來嚴重依賴軍事幹預的做法進行糾偏，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內向性”逐漸顯現和增強。美國開羅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政治學系穆罕穆德·塔哈(Yossra

Mohamed Taha)博士注意到，與美國戰略收縮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自2015年底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中東地區事務。

如在伊朗核協議的達成和敘利亞和談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而新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將中國對國際貿易和文化交融的看法變為現實。在這一背景下中埃關系的實質將是什么?基於對中國和平外交政策傳統的分析，塔哈認為中埃合作將是雙贏的合作，這是由於雙方對國際和區域問題看法有高度的相似性，且經濟合作的潛力巨大。同時，中埃雙方達成的一系列聲明和協議的內容也證明了中國高度和平主義和務實主義的態度。

伴隨著中埃兩國之間人員往來和相互投資的增多，兩國人民對彼此形象的認知也發生了轉變。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李驍越博士關注的焦點是埃及人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能力的快速增長，以及中國如何看待埃及的基礎設施投資。通過對新聞報道、網絡論壇和自媒體等相關內容的分析，他揭示出中埃彼此形象認知中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雙重維度。

不同社會階層的埃及人對中國的崛起的情感是複雜的，這種情感既不能被簡單地描繪成中國“負責任的大國”的自畫像，也與很多西方媒體所鼓吹的“新殖民主義”相迥異。對於埃及中下層民眾來說，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多來自於與埃及普通華人的接觸，這些華人包括建築工人、清潔工、出租車司機、小商販、店員等，從這一階層標識出的特殊精神狀態無疑會深刻影響埃及人對中國形象的認知。

同時，印有“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和種類繁多的中國食物在滿足埃及民眾生活需要的同時，也充當了“想象中國”的重要載體。當然，那些有機會來中國旅遊，可以接觸中國複雜工業制成品，或者擁有高等學位的埃及人，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將是另一種形象。

同樣，中國的投資者、城市中產階級和農民工對埃及的認知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例如在知乎應用上，有關埃及的話題，熱度最高的是軍事、政治、旅遊、曆史等議題，這反映了知乎用戶(通常被認為是接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識群體)特定的關注領域以及他們心目中的埃及形象。總之，李驍越博士認為國家形象深受複雜社會結構的影響，不同群體的所見所聞不免有“想象”和“建構”的成分。國家形象是由相應政策框架內多樣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決定的，而不是通常認為的僅僅由決策者決定。

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的尤素福(Hamitouche

Youcef)教授指出，中國對中東和北非政策主要基於如下五點考慮：(1)尋找新的能源來源和原材料，如對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磷酸鹽、鋅等;(2)通過外交手段削弱台灣地區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3)在全球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避免與其他大國發生沖突;(4)借助北非地區的地緣位置傳播國際影響力;(5)加強在地中海的影響力。在上述框架下，阿爾及利亞在地中海南岸所處的位置及其擁有的豐富的石油和礦產資源，使其成為中國在北非地區尋求經濟和政治合作的重要夥伴。

對北非國家來說，外國投資是一個重要議題。根據尤素福教授提供的數據，2015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額為346.94億美元。其中阿爾及利亞25.32億美元,占中國非洲投資總額的7.3%,僅次於南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在中國對阿爾及利亞的直接投資中，電信行業的華為和中興通訊在該國市場上占據著主導地位。伴隨著投資增長的是雙邊貿易額的攀升。

20年前，阿爾及利亞的進出口主要集中在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中國的地位無足輕重。而到2011年中國已經成阿爾及利亞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法國。2012至2013年的中阿雙邊貿易額超越法國，達到68.2億美元。尤素福教授認為，中阿經濟聯系的密切既滿足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基本消費需求，也有助於其外貿合作夥伴的多樣化戰略的實踐。

尤素福教授認為，中國與阿爾及利亞能源領域的合作將開啟雙邊關系的新時代。阿爾及利亞的石油儲量為22億桶，天然氣儲量為4500億立方米，鈾、鐵、黃金等礦產資源也比較豐富。阿爾及利亞的石油供應只占中國石油進口的2%，說明雙方能源領域的合作的潛力巨大。隨著美國的頁岩油出口到歐洲，未來幾年可能意味著阿爾及利亞將不得不尋求其他市場，如中國和印度。除此之外中阿在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文領域的合作也不斷增多。但尤素福教授同時也指出，法國將把中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存在看成是自己利益的威脅，因為法國不甘心喪失其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

二戰後國際政治格局中的權力分配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劃分為基本特征。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浪潮沖散意識形態的桎梏，政治、經濟、安全、環境和氣候等議題越出民族國建的范疇。世界范圍內發展風險、社會動蕩、經濟危機和氣候變暖等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的同時，全球治理日益面臨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難題。複旦大學李安風(Andrea

Ghiselli)博士通過對中國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的維和和反海盜行動的研究，指出“去中心的世界”見證了中國的崛起。

當今國際社會中軍事力量的強大仍然是大國的外在表征。李安風博士認為中國對維和以及反海盜投入增加的原因可歸結於兩點：其一是“外部認同”，即通過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提升自己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其二是“外部獲取”，即通過國外資源的積累保障中國僑民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前者的例證包括中國對蘇丹派駐維和部隊和向亞丁灣海域投放護航編隊;後者的例證則包括2011年的利比亞撤僑行動，以及2015年馬裏和敘利亞發生針對中國公民的襲擊後，中國政府作出的政策調整。

李安風博士認為中國的維和任務和打擊海盜行為經曆了一個從“量”到“質”的轉變過程，其背後受到了中國政府危機意識的驅使。與此同時，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利益重疊是相關措施得以推進的關鍵因素。他還認為，諸多矛盾交織的中東和北非地區是觀察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何種作用的重要場域。

當前，中非“命運共同體”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中正逐步彰顯出其現實生命力。不過，我們也應看到，中國與北非國家目前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如一些國家政局上的不穩定、雙方貿易不均衡、普通民眾在彼此的相互體認上存在偏差、西方媒體對中國在非洲的存在作別有用意的解讀等。相關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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