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嘉年華》中的成長之痛

文泣飾演的小米是性侵事件的目擊者，她試圖通過掌握的證據為自己艱難的流浪“黑工”生活謀得一線希望。（片方供圖/圖）

“雖然她們還都不能完全理解這個電影，但是要感謝她們，為那些沒有發出聲音的孩子們發出了聲音。”

“這些孩子，當她真的是做非常非常苦的工作，做一個月的工作都不能讓妳買兩件好看衣服的時候，她就非常容易會滑向另一邊。”

2017年11月24日，電影《嘉年華》上映第一天，計劃排片比例只有1.2%——許多像《嘉年華》這樣的小成本文藝片，都受到過如此“待遇”，進而陷入“排片少、沒人看、排片更少、更沒人看”的惡性循環，最終從院線悄悄消失。

《嘉年華》選擇11月24日上映，是11月13日就宣佈的。《嘉年華》首映前一天，北京市朝陽區紅黃藍新天地幼兒園事件，客觀上使得這部宣傳經費緊張的電影知名度大增。上映首日，《嘉年華》的上座率高達17.8%，超過當天所有排片更高的電影，避免了“影院一日遊”的命運。隨後幾天，《嘉年華》的排片比例逐日升高。

2017年11月25日晚，導演文晏憑借《嘉年華》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這不僅是中國的故事，也是全世界正在發生的故事，”文晏發表獲獎感言，她在感言的最後提到飾演主角的兩位小演員，“雖然她們還都不能完全理解這個電影，但是要感謝她們，為那些沒有發出聲音的孩子們發出了聲音。”

“生活中有英雄嗎？”

演員耿樂第一天拍《嘉年華》時，導演文晏對他說：“妳不要化妝。”

“這很少見。”在耿樂的記憶裡，99%的電影演員都是要化妝的。拍戲的時候，他才真正感覺自己被解放了，“其實我們在生活當中有很多小動作，會揉揉眼睛，摳摳鼻子，經常會碰臉。但是如果妳化好妝，這些動作就都沒有了，這對於詮釋一個很生活化的人物是有傷害的。”

而講述兒童性侵的《嘉年華》是一部“非常現實主義的電影，它所有的用意都是要還原生活的真實”。拍戲時，素顏出鏡的耿樂沒覺得自己是在工作，“我換上那個人物的衣服，我就在這個現場當中。文晏導演的要求很明確，很簡單，但是很有效。”

文晏挑選飾演主角的小演員，也有類似的要求。“她特別怕這些演員去‘演戲’。”耿樂回憶，許多試鏡的孩子一來就呈現出演員的狀態，文晏為此挑了很久，最終選擇了表演經驗不是很多的文泣和周美君，“她要還原生活的真實，可能妳什麽都不演，就在那兒，一個眼神，一個表情，觀眾已經相信了，這是最重要的。”

耿樂相信，《嘉年華》所有的演員全都處在一種特別真實的狀態下。“演員在現場惟一的鏡子就是導演，如果這個導演有很高的表演審美，妳演員肯定會呈現出特別棒的東西，因為最後‘過’和‘不過’是導演說了算。導演欣賞什麽樣的表演，最後演員給妳呈現的就是什麽樣的表演。”

初讀劇本時，耿樂全程都感到很氣憤：“一個弱小的未成年女孩子受到了侵害，但是方方面面都幫不上她。”耿樂想，他作為女孩小文的父親，也許應該變成一個英雄，來拯救自己的女兒，就像超級英雄電影裡那樣。

“文晏就說：‘生活中有英雄嗎？’我說沒有。”耿樂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她說：‘是啊，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無奈的大多數。妳說小文的爸爸，作為一個生活的底層，他也沒權也沒勢，他還能做什麽呢，他惟一就是通過法律途徑去尋找辦法，他也只能做這些。’”

耿樂被說服了，不過他希望，臨近片尾醫生作偽證的那場戲，他可以爆發得再猛烈一點“這口氣必須得出出去”。文晏對耿樂說：“妳不用出出去，現實生活中多少人的這口氣都出不出去。妳不用幫別人出氣，妳只要呈現出這種無力感，這是最重要的。”

“她覺得真實的力量是最大的，”耿樂回憶，“別添油加醋，別有各種煽情和宣泄，她就是把真實本來的面目呈現。我覺得這已經夠了。”

“很多溫情戲，都被導演剪掉了”

性侵發生在電影《嘉年華》的第一個晚上，酒店監控錄像裡，劉會長推推搡搡地闖進兩個女孩的房間。

接著，畫面直接跳到了第二天，兩個女孩由於上學遲到，站在教室門口挨訓。從她們天真的臉上，完全看不出昨晚受害的痕跡。

這段戲有很強的現實依據。導演文晏曾經訪問過許多心理醫師，聽他們講述被性侵兒童的案例。讓文晏頗為意外的是，遭受一次性傷害的孩子，通常就是這種懵懂狀態，“不太明白發生了什麽”；只有長期遭受侵犯的孩子，才可能呈現一種特別陰郁的狀態。

《嘉年華》沒有直接表現性侵，也沒有像韓國電影《熔爐》《素媛》那樣渲染受害兒童的傷痕和痛苦，甚至始終沒有展示過侵犯者劉會長的清晰面目。導演文晏更關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

《嘉年華》沒有直接表現性侵，導演文晏更關心的是侵犯者之外的角色。（片方供圖/圖）

小文的家庭是破碎的，她的父母離異，母親總是精心打扮自己，顯然對物質有著較高的預期；而父親不修邊幅，生活簡陋。“什麽叫有魅力的男人，成功的男人是有魅力的；什麽叫成功，就是有錢。這是一個很可笑的價值觀。”耿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演的這個男人是在社會底層工作，他沒有什麽很強的事業心，踏踏實實地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崇尚的事情就不是這樣，覺得這樣的人就不對了。所以身處這些人周圍的女人也會看不起她的丈夫，覺得他無能。”

拍戲時，耿樂與小文母親的扮演者劉威葳聊過她的角色。“劉威葳說：‘我可能很愛這個男人，但是我處在這樣的社會當中，我沒法讓這樣的男人……這個家我指望不上他。’”耿樂回憶，“這種可笑的價值觀，我覺得就是很多家庭問題的所在。”

小文夜不歸家遭到性侵，她的父母卻是事後才知道。案發那晚，小文的母親在舞廳跳舞，她或許是“寄希望再找到一個（老公）”，因此漸漸疏於對女兒的管教。

性侵發生後，小文的母親打了小文一頓，小文離家出走投奔分居的父親。“他其實是一個不太成熟的男人，自己過得也挺一塌糊塗的，不知道應該對女兒有什麽責任。”耿樂分析自己的角色，小文的父親一年才回一次家。小文被侵犯後來找他，他也是通過律師才知道出了事，“他的轉變是，他覺得應該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女兒。”

父母常年分居，對女兒疏於管教。耿樂認為自己飾演的父親是一個不太成熟的男人，並不知道應該對女兒盡什麽責任。（片方供圖/圖）

小文的父親拙於表達，只能用一些內斂的方式關心女兒。劇本裡寫了好幾場這樣的戲。小文和父親白天互相不搭理對方，小文晚上睡著時，父親悄悄走到房門邊看一眼。有一天早上，父親醒來發現女兒不見了，幾番尋覓，原來她跑到遊樂場，在一個高臺邊緣上睡著了，一旦翻身，就有可能摔落下來。“這個父親什麽都沒說，躺在她的旁邊，擋住那個通道，就這麽靜靜地看著女兒。”

“其實有很多父親和女兒的溫情戲，導演都給剪掉了。”耿樂的理解是，“或許導演想說，這種愛的缺席，也是導致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小新的父母，則是主動把女兒送入虎口的。父親為了巴結領導——劉會長，讓女兒認對方做幹爹，並且任由劉會長帶小新小文出去唱歌玩樂，終於釀成悲劇。事發後，囿於劉會長的壓力，小新的父母很快妥協，願意庭外和解。“這對父母的經濟條件肯定比小文的家庭要好一些，他們代表社會中那些循規蹈矩的人，相信靠著一些關係能夠使自己的生活更好。”文晏說，“要去反抗這個人，所失去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可能更多。”

現實案例中的父母，還有許多屬於第三類。一些參與兒童性侵案件訴訟的公益律師告訴文晏，這些父母身處邊遠地區，屬於弱勢群體，“很多家庭不是很有文化，不懂任何的法律程序，對於保護自己完全是無知的。甚至生活中的其他很多方面，他們也是不懂的。”文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所以這些公益律師要承擔的責任，遠遠超過法律援助的工作，她們有的還要變成姐姐、媽媽、心理醫生，要幫這些家庭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韓國電影《素媛》塑造的父母堪稱模範，女兒遭到性侵後，他們舉家陪女兒在醫院裡住了半年，不僅高薪聘請心理醫生，父親還長期扮成卡通人物，以治愈女兒的心魔，需要付出的財力超乎常人的承受。

在《嘉年華》的觀眾中，梁昕尤其感同身受，她從事教育工作近二十年，是一家教育機構的負責人。她學生的家長都是中高收入群體，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卻仍然教不好孩子。

梁昕班上有個非常內向的孩子，“幾乎不聽課，也不鬧，老師講老師的，他就不跟著。而且特別不合群，也不是很陽光，什麽事都不敢做”。她家訪才知道，這孩子家有殷實的產業，但是父母常年在國外，爺爺奶奶又在南方農村生活，“孩子常年跟保姆相依為命，非常可憐。”後來，孩子的母親放棄了家族企業中的職位，專門陪著孩子，這個學生才逐步恢復正常。

也有特別刺頭的孩子，他們的家長“通常教育程度不是太高，要麽就不管孩子，要管的時候就一頓打”。“這樣孩子就有逆反心理，又不敢在父母面前作，那麽就只能在外面作。”梁昕的方法是“以動制動”，讓這些孩子多參加遊戲、文藝表演和運動會，“他們體力非常好，思維也非常活躍。一起玩非常快樂，時間長了就把我們當作好朋友了。”此時，梁昕再言傳身教，教導孩子：在這個社會中，妳要想讓別人認可，讓別人尊重妳，那麽妳也要尊重別人。

因此，梁昕對於幼教工作者虐童的新聞感到震驚：“即使我不做幼教行業，也不是媽媽，我也會關心的。”

“現在的孩子過早地進入成年”

電影《嘉年華》中，兩個女孩受侵害前點了四罐啤酒喝，從而進一步失去抵抗力。

在警局得知這件事，她們的父母感到震驚，兩個孩子才十二歲。“現在的孩子什麽不會呀？”警察王隊長感嘆。

韓國電影《素媛》《熔爐》裡的孩子都充滿童稚，《嘉年華》則塑造了兩個早熟的女孩，小文和小新夜不歸家、唱歌、喝啤酒、戴金色的發套、穿“不三不四的衣服”。無論在學校還是家裡，這些孩子都擺弄著智能手機。“信息時代嘛，她們能夠獲取的信息越來越多、越來越便利，但是當我們沒有給孩子一個好的引導的時候，這也非常容易把她們引上歧途。”導演文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成人和兒童之間的主要區別之一，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層面不適宜兒童，比如種種奧秘、矛盾沖突、暴力和悲劇等等；而在現代世界，兒童逐步走向成年，我們正把這些秘密以我們認為在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給他們。”在1981年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中，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這樣描繪當時的西方社會。

梁昕批改作文時，能感覺到不同年代學生的巨大變化。“90後的孩子，周記裡只去公園玩一玩，去海邊散散步，頂多買杯飲料，沒有什麽額外消費。再往後年代的很多孩子，去瑞士滑雪、騎馬、打高爾夫，光門票就是老師好多天的工資。”梁昕回憶，她現在的學生衣服和鞋子都是奢侈品的童裝，“他們覺得，我去的地方都是別人進不去的，沒有錢進不去。”

“就像文晏導演說的，我們現在都在一個‘嘉年華’，大家關註的其實都是‘亮點’。”耿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我們又沒能給出一個大家都能舒服的價值引導。”

面對這個問題，梁昕會先找家長開培訓班，教育他們盡量不給孩子配手機，要配就配便宜的。同時，他們開設了一些接近大自然的課程，孩子們不需要門票也能玩得非常快樂，由此引導他們的價值觀。梁昕還帶孩子們參觀一些實體企業，“比如生產面包的車間，面包做得非常好吃，然後讓他們看一下師傅在後臺是怎麽辛苦勞動的。讓他知道一個人真正的價值是他付出了勞動，而且擁有他的智慧。這樣的人是受人尊敬的。”梁昕說，“慢慢他們就知道，要努力地學習，要有一技之長。”

電影《嘉年華》中的城市，海灘上赫然立著一個幾層樓高的瑪麗蓮·夢露雕像，她身著裸肩白色連衣裙，風吹起，裙底春光乍泄。電影開頭，十五歲的女孩小米來到夢露腳下，一仰頭，就能看見女性裙底的私密。

“現在的孩子就沒有那種童年，過早地進入成年，穿高跟鞋、塗紅指甲，包括幼女性侵，我覺得真是太可怕了，我就無法想象這麽小的年齡……”文晏說。

盡管穿戴早熟，電影裡的兩個小女孩卻缺乏基本的性知識，以至於對於性侵害茫然無知。至今，初中以下的義務教育中沒有統一的性教育課程。“過去沒有任何性教育，男女同學之間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為什麽？因為大家都不懂，電視裡也都是‘幹幹凈凈’的。如果妳講男歡女愛的事情，那不是讓男生‘變壞’嗎？”梁昕拿自己的童年做比較，“現在男歡女愛的電視劇太泛濫了，大人在看，小學生放學都很早，他們也看，要比咱們早熟得多得多。”

然而小學老師大多是女老師，“二十歲出頭，又不太好意思跟男同學講這些事情。”梁昕說，“而專門的性教育，如何讓青春期的男孩子接受，這是一門學問，需要專家更深地研究。”

《嘉年華》講述了幼女遭性侵之後的故事。導演文晏憑該片獲得第54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片方供圖/圖）

“小文可能長成小米，小米可能會變成莉莉”

除了受害者，電影《嘉年華》也挖掘旁觀者的故事。

小米是性侵案的目擊者。案發當晚她在酒店前臺值班，通過監控畫面看到劉會長闖進女孩房間。小米沒有報警，她是個沒有身份證的15歲“黑工”，警察來了可能會把她一起帶走。不過，小米很機警地拿出手機，錄下了這段監控視頻。

“她本能地覺得：這個東西會不會有用？不管怎麽著，把它拍下來再說，”文晏說，“她是一個漂泊了幾年的小孩，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找不到像樣的工作，所以她的一種基本生存狀態就是：‘這邊發生了什麽？’‘這個事我能怎麽樣？’對身邊的東西是敏感和警惕的。”

小米有時會羨慕她的同事莉莉，莉莉20歲左右，打扮漂亮，時常跟男朋友吃香喝辣。在莉莉的指引下，小米聽說花一萬元可以辦一張假身份證，而賣身可以迅速賺錢。

“有很多女孩十幾歲就出來打工了，二十二三歲以後就回家去結婚了。她在十六七歲到二十幾歲的這段時間，其實是面臨重重危險的，有些女孩子直接出來就賣身，有些女孩子是被誤導進去，偶爾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文晏說，“當妳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時候，這些事情它自然而然就沒有那麽重要。這些孩子，當她真的是做非常非常苦的工作，做一個月的工作都不能讓妳買兩件好看衣服的時候，她就非常容易會滑向另一邊。”

在小米猶疑之時，莉莉被一位老板性虐、毆打，光鮮生活背後的殘酷展露出來。

“小文可能會長成小米，小米大一點也許會變成莉莉，莉莉可能會成為小文母親那樣的女人……”導演文晏分析片中的四個女性。

影片最後五分鐘，這些女性的命運忽然轉折。新聞播報的畫外音，講的是劉會長被定罪判刑，受賄的王警官和某醫生也被捕，小文一家的正義終於伸張；電影畫面中，則是小米幡然醒悟，逃出了賣身場所，騎著電動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此時，載著夢露雕像的大卡車從小米身旁呼嘯而過。

“那是非常真實的拍攝，夢露、卡車、車隊駛過騎電動車的孩子，大家都頂著很大的危險在拍。”文晏回憶。惟一電腦合成的，是夢露巨型雕像的上半身——出於安全考慮，道具組只做了下半身雕塑，上半身的影像都是後期合成的。

“問題已經解決了，但那是電視新聞裡的結果。”觀眾梁昕覺得意猶未盡，“怎麽解決的，這個過程我不知道，這個非常遺憾。”

“我覺得把這個案件作為一個載體就足夠了，所以我沒有去再尋找那麽多的案件發生和破案的細節，”文晏覺得那是“商業片的拍法”，觀眾會專註在某個案件或者某個罪犯身上，“發一通各自的憤慨，然後整個事情也就結束了”，“而我想要達到的效果，可能是讓大家真的來思考，所有人都是社會的一員，我們在這個中間擔任了什麽樣的角色、起到什麽樣的作用。還有女性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華發網根據南方周末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