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9的《人生一串》火了，它烤出了真正的人間煙火

夜幕降臨，人們開始渴望美好而放鬆的一餐，從炕頭小酒，到酒店大餐，這個龐大的選擇體系裏，很多人鐘情於街頭巷尾，市井裏弄。大家其實很懂生活，沒了煙火氣，人生就是一段孤獨的旅程。這話，簡直就是為燒烤量身定制。”

《人生一串》第一集開場，70後總導演陳英傑用他說書人的京腔說出了這段旁白。

《人生一串》是最近這段時間最火爆的紀錄片之一，節目組走訪了全國32個省市、近500家街頭燒烤攤，最終將鏡頭對準了其中的三十家。在B站剛結束第一輪首播，播放量已超三千萬，豆瓣評分高達8.9分。網友紛紛感嘆，《人生一串》拍出了中國人最熟悉的深夜食堂。

“我們一開始以為B站上喜歡動漫的小孩居多，沒想到他們對燒烤紀錄片也這麽感興趣。”總導演陳英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張嶽明是《人生一串》的分集導演之一，《人生一串》剛播出不久，一些在外國生活的、許久未曾聯系的老同學陸續發微信問他，“這個節目是妳做的嗎？”張嶽明這才意識到，節目是真的火了。

“煙火氣”是人們看完《人生一串》之後一致的感受。“煙火氣本身就暗含生活最自然最熱鬧的狀態，同時煙火氣又是燒烤攤上的物理特徵，這三個字恰好把我們想表達的東西都涵蓋了。”《人生一串》總製片人王海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美食是經得起考驗的節目類型

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的前一天，《人生一串》第六集剛在B站上線，這是最後一集。前一天晚上，陳英傑和張嶽明剛剛結束了一周的閉關剪輯工作，走出機房，他們回家睡了一個安穩覺。

製片人王海龍是旗幟傳媒的總經理，2016年，他計劃為公司開發一檔獨立的美食節目。 “美食的方向是一開始就定下了，這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節目類型。”但是具體做什麽，以什麽樣的形式去呈現，他都還沒想明白。

至於節目的總導演，他想到了陳英傑。陳英傑在央視工作，從事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已有多年，不過，《人生一串》是他第一次拍美食類紀錄片。王海龍相信陳英傑，有他的理由，“他生活中就喜歡吃，經常在街邊擼串，此外，他自己又一直在從事紀錄片的創作工作。”王海龍說。

2016年1月份，王海龍把陳英傑約在了北京簋街的一家燒烤攤，當時他拿了四頁紙，上面寫著四個拍攝想法，都是美食紀錄片，題材不同，那次聊完之後，基本確定了燒烤主題。“現在路邊燒烤攤越來越少了，可能再過些年，它就消失了。又沒有人專門為它拍過紀錄片。”王海龍回憶。

確定了燒烤這一主題後，主創團隊開始了前期的文案工作。這部分工作由王海龍、陳英傑和張嶽明三人負責，耗時三個多月，基本完成之後，陳英傑開始組建導演團隊，有紀錄片的拍攝經驗，並且能夠適應《人生一串》所需要的去模式化的靈活表達，是陳英傑對分集導演的基本要求。

張嶽明的情況有些特殊，《人生一串》是他第一部導演作品。 “實際上我們用他有一些冒險，但是這個項目他是一開始就參與進來的，燒烤裏面的種種門道，燒烤攤在全國的分佈情況、每個地方對燒烤的不同講究，以及我們最終要呈現一個什麽樣的片子，他都很清楚。”陳英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骨頭那集，要有戰鬥感，有撕扯，這集的導演就是比較硬朗的一個哥們。牙的抗議那集，強調的其實就是講究，這集的導演生活中就是一個講究人兒。”他補充說。

在選擇播出平台時，《人生一串》的製作團隊想到了B站，給對方看了前三集的粗剪，一周之後，收到對方答復，覺得氣質相投，合作達成，B站成為《人生一串》獨家互聯網首播平台，並擔任聯合出品方，分擔一部分成本。

尋找市井煙火氣

2017年1月份，分集導演開始為各自負責的主題尋找最適合的拍攝對象。對於燒烤攤的選擇，陳英傑最開始就定下了自己的標準。

比如，必須是街攤，不要那些現代化的連鎖店。“那些看起來比較高級的店，沒有我們要的那種市井煙火氣。”陳英傑說。

“店的年頭得長，積累了一定的食客，年頭長也意味著它很多指標是過硬的，經過了時間檢驗的。我對於味道還是挺在意的，這是首要因素；其次老闆個人得有意思，有追求，對吃是有他自己的執念的。”分集導演之一金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樣的老闆符合總導演陳英傑在開會時反復提及到的“平民英雄”，而《人生一串》要呈現的就是燒烤江湖那些平民英雄和普通食客所呈現出的人間煙火。

前期的案頭工作集中在網上，張嶽明說，當地人的論壇和貼吧是他找線索的主要管道。他在網上看到一則報道，講述了揚州中學旁邊的一家燒烤攤送走了150個博士，他好奇這是怎樣的一個燒烤攤，通過寫那則報道的記者，找到了那家燒烤攤。

“有的時候，具體的選題是老天給的，妳得去碰，碰對了，就行，碰不對，拍出來就沒意思。”陳英傑說。和燒烤攤一樣，最地道的食材往往在網上是找不到的，需要去親自尋找。陳英傑把目光鎖定在了中國的三四線城市，舍棄了諸如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在北京，其實所謂的正宗已經脫離了原來的那個味道。

我們首先是一個美食節目，希望去食物的發源地，尋找最地道的美食。”“網上會給妳一個方向，一個線索，妳需要像偵探一樣把根給刨出來，也得有點運氣。”比如，其中一集描述的烤豆皮的發現就全靠運氣。

最開始，他在網絡上查找錦州的豆皮，發現幾乎所有的文章裏都會提到一個地名，叫虹螺縣。沿著這個線索，陳英傑帶著妻兒，開車去了趟虹螺縣，同行的還有這一集的導演張嶽明。他們先來到了虹螺縣的大市場，沒有找到賣豆皮的攤鋪。打聽之後得知鎮上藥店門口有幾家豆皮比較地道。隨後，他們來到鎮上，找到了那裏最地道的一家。老闆是位老人家，當陳英傑提出想去他家裏看看豆皮的製作過程後，老人把自家地址告訴陳英傑，讓他自己過去。

陳英傑找到了老人家的地址，敲了十幾分鐘門，無人應答。“後來我們就站在前面的一處高地往裏面看，看到有人在走動，那不能放棄，得繼續敲門。”陳英傑回憶，後來門是敲開了，不過那家豆皮製作已經全部採用了機械化，而陳英傑要尋找的是一家手工豆皮作坊。那家的女主人告訴他，有一個特偏僻的村子，叫磚瓦窯，只有那裏還有人做手工豆皮。

車子搖搖晃晃，駛入磚瓦窯。進村後陳英傑發現，好多家都做豆皮，他和張嶽明走進了其中一家，那家環境有些臟亂，他們並不滿意。車當時停在外面，他的小孩睡著了，他的妻子就留在車裏照看孩子。“跟您打聽一下，妳們這村子，誰家豆皮做得好啊？”正好看到有位老人經過，他的妻子隨口問了句。“我做得最好。”老人微笑著對她說。最終，這位老人的兒子成為了《人生一串》的拍攝對象。

“他做豆皮的時候，眼睛要看得特別準，需要極強的光線，年復一年，他的臉被曬得特別黑，但是他那種心無雜念的狀態，特別打動人。”陳英傑回憶。“老張很黑，他做的豆腐很白，他的生活卻是沒黑沒白。”張嶽明後來把這句話寫進瞭解說詞裏。調侃之餘，張嶽明也希望表達他對老張的敬意。

普通人的高光時刻

張嶽明和陳英傑同為《人生一串》的總撰稿，陳英傑負責把控片子整體的基調，張嶽明負責用調侃的語氣表達市井生活獨有的那種幽默。而陳英傑同時兼配音工作。

《人生一串》播出後，不少網友在評論中感嘆：就像燒烤店老闆自己在講述，聽到他的聲音就有食欲了。事實上，一開始，《人生一串》也請來了一位專業的播音員，他試著配了一段，大家聽完覺得味道不對。“一個是他的聲音太幹凈，再就是我們寫的解說詞有很多有味的地方，他讀的時候未必能捕捉到那個點。”陳英傑說。“會形成一種疏離感。”王海龍回憶。

片子趕著進行粗剪，王海龍提議讓陳英傑先配一版，方便剪輯順利進行，之後再把他的聲音替換掉。配完之後，王海龍發現，“好像還可以啊。先不說音色，情緒和節奏都很對，他有點小煙嗓，比起一個特別滑溜的聲音，他的小煙嗓可能要更合適。”

正式拍攝開始後。在地圖上，以北京為起點，主創團隊將要拍攝的城市用兩條線串起來，導演直接前往各自要拍攝的目的地，攝影團隊兵分兩路，分別沿著兩條線路進行。每到一處燒烤攤，拍攝團隊會先去吃幾頓，喝點酒，跟老闆混熟，再提拍攝的事情。

避免宏大敘事，不刻意煽情，是主創團隊的默契。為片子取名字時，也刻意回避了“中國”這類字眼。

“給每個人一個交代，撒一點人情味的料，一點就行，不能多，多了就煽情了。”張嶽明對“煽情”是拒絕的，“燒烤本來就不是大酒樓那些精緻的菜品，它是一種平民化美食，老百姓吃東西的時候也不會端著，所以我們絕對不走宏大敘事的路線。而煽情往往存在於一些宏大敘事裏面，情感沒到那兒，非要故意做成那個樣子。”

宜昌的茄子妹是張嶽明選擇的拍攝對象，這是一個在街邊賣烤茄子的年輕姑娘，和隔壁賣烤生蠔的小夥子相識相戀，結婚之後，小夥子放棄了烤生蠔，輔助茄子妹一起經營烤茄子的小攤。在鏡頭前，這對年輕的小夫妻一起去買菜，一起做蒜蓉醬。“那條街整體面臨改造，他們目前的經營其實挺費勁的，但兩個人的狀態比較樂觀，我想把他們那種小日子展現出來，就是平常人的喜怒哀樂，笑中帶淚，還有一股生存的力量，我們把它展現出來就夠了。至於人生的復雜性，留著觀眾自己去體會。”張嶽明說。

“人的生活就是自然流淌的，我們拍的這些人，我們去見他的時候，他從事著自己的行業，努力生活著，這本身就是感人的。當然每個人都有不高興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辛苦，但他自己沒有老念刀這個東西，我們拍攝的時候，就沒有必要過度呈現那一面。”陳英傑說。

對於如何有節制地表達情懷，王海龍給出了更理性的解釋。每一集的篇幅是事先定好的，70％講食物，20％講人，最後留10％講事。“還是得先把食物這事講透了，再談其他，如果大家都沒有接受事物，上來就談其他，會相當空洞，不紮實。”

《人生一串》臨近播出之前，陳英傑建了一個微信群，把所有的拍攝對象都拉進這個群裏，最初是為了方便告訴節目的播出時間和平台等資訊，如今，大家也會在這個群裏切磋烤技。最初，當《人生一串》將鏡頭對準他們之前，他們中大多數人並不認為自己是值得被記錄的。而《人生一串》想要傳遞的，就是他們作為普通人的高光時刻。

來源：百家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