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與聶隱娘

侯孝賢（Hou Hsiao-hsien），1947年4月8日出生於廣東梅縣（今梅州市區），1948年移居臺灣，臺灣電影導演、監製及編劇，臺灣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1年，侯孝賢拍出第一部長片《就是溜溜的她》，在這部影片中，他運用長鏡頭而造就出的視覺風格，後來成了他的電影的標識。  1989年執導的影片《悲情城市》獲第4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 、西阿克特別獎和第26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獎。1993年憑藉《戲夢人生》獲得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2007年，侯孝賢獲第60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第8屆亞洲電影大獎終身成就獎。 2007年11月11日，侯孝賢擔任臺灣電影文化協會理事長。

2015年5月24日晚，侯孝賢憑藉電影《刺客聶隱娘》獲得第68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憑著獨特的現實視野和美學風格，侯孝賢在上世紀80年代初成為臺灣新電影浪潮的主將。三十年來，他因《悲情城市》成為首個捧起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華語導演，在臺灣電影低谷，仍難能可貴地保持創作量，近年創辦臺北影展、大力支持金馬獎，啟發並扶持影壇後來人，他對臺灣電影的責任從未放下。在今年英國《視與聽》雜誌的票選結果中，前十佳華語影片裡侯孝賢共有三部影片（《悲情城市》、《海上花》、《戲夢人生》）入圍。儘管藝術高下難以憑數字量化，但這一切，也足夠說明侯孝賢在當今華語電影圈的分量和地位。

“侯孝賢基本是個抒情詩人而不是說故事的人，他的電影的特質也在於此，是抒情的，而非敘事和戲劇。吸引侯孝賢走進內容的東西，與其說是事件，不如說是書面的魅力，他傾向於氣氛和個個性，對說故事沒有興趣”。

臺灣新電影導演中，侯孝賢是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深的一位，也具有詩人氣質和人文精神。他的影片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內化為一種自覺的人文關懷和藝術追求，並以詩一般的鏡語體系呈現于觀眾，成為華語乃至世界影壇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一個撰寫暢銷電影劇本的青年導演在電影的求索之路上轉向自我獨特的視覺審美和心靈感悟，在電影製作的成熟期更加堅定地“背向觀眾”。

作為當今臺灣電影界聞名海內外的電影領袖人物之一，在執著地經營自我的藝術理念的同時又鼓勵青年導演們“面向觀眾”。

在藝術電影領域，他的作品呈現出來的藝術風格就好像桃花林盡之外的世態百象，既熟悉又陌生，既鄰近又遙遠。

由侯孝賢導演、舒淇、張震主演，改編自唐代傳奇小說《聶隱娘》的武俠電影《刺客聶隱娘》，在歷經近兩年的製作後終於上映在即。日前，侯孝賢導演與編劇之一的謝海盟在京舉行活動時，談到本片的製作故事，也對比了臺灣地區及好萊塢電影製作模式的不同。

不明覺厲的電影藝術

主持人梁文道調侃說，雖然不少觀眾在看過影片之後不免頓生不明覺厲之感。與好萊塢大片中的明顯的因果關係不同，侯孝賢本人並不相信太過於線性的因果論。北美工業體系中的物料和流程都安排得非常準確，如《終結者》系列類大片，對主線的設置非常明顯，不準備在電影裡給觀眾的東西也就不會贅述。

侯孝賢笑稱這是其“第一部商業片”，意即要讓觀眾更容易理解這部電影，但他也在發佈會上強調，自己並不喜愛前後接敘。商業片資訊的呈現非常重要，因為漏了資訊後面就看不懂。但是如果他認為某些資訊是“為了資訊而資訊”，就會將之去掉。一般人如果沒看懂，這也只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得那麼仔細。

果斷取捨，只留冰山一角

侯孝賢說，這部電影前後進行了13年的鋪墊，那麼對素材的取捨也就自然成了問題。作為編劇之一的謝海盟就說：現在呈現的電影，“可能只占我們最早的規劃的1/3。這跟臺灣的電影拍攝環境有關，臺灣市場一直養不起電影工業，大家都是單幹戶，都是手工業的，大家各自努力，散兵游勇... ...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在拍攝的過程中，隨即就會發現這個東西拍不到，你在這樣子的條件下，要迅速的改換，去趕快拍攝可以拍攝的東西。（電影的）那條主線一直是很清楚的在那邊的，只是我們用不同的角度，試圖逼近這種冰山，用不同的敘事方式。所以，儘管《刺客聶隱娘》不是一個人人都懂的商業片，但也不會說是局外人看得一頭霧水的。”

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和臺灣的電影“手工”作坊

在好萊塢，六大電影公司每年自己製作和研發的電影很少，而本身又兼備著發行公司角色的"六大"，擅長的是系列片這樣的品牌電影。拿劇本為例，在好萊塢精准的工業體系中，會有專門的故事寫作和研發團隊圍繞某個創思或IP來依市場所需寫出電影、真人秀、電視劇等形式的劇本。

在這樣一個全產業鏈的公司體系中，編劇的水準甚至劇本本身都被弱化，因為體系中總會有相關的人來為劇本把脈。而侯孝賢的作風，卻頗有“去好萊塢化”的風格。他表示自己“非常討厭用分鏡”，甚至笑言“分鏡是漫畫”，在劇本的取捨上也是“很主觀的。這種主觀才會有我的電影。”

《聶隱娘》所有的鏡頭都是膠片拍攝，光、景、色彩全部是實拍，並沒有加入後期。侯孝賢說：“你所有的要件的組合，包括演員還有其他種種，其實都沒有辦法能夠那麼精准和設計那麼完備地拍到。而且有時候即使很精准到時候也是不要，因為太准了。太准就沒有空隙，也沒意思。“

侯孝賢的投資者散佈在全世界，因此拍片也就有餘裕從拍出的眾多素材中提煉一點精華。他說：”我勸臺灣年輕人，你們假使要做到（我）這個地步的話，其實要有這個過程才可以。不然的話現在投資那麼多錢就那麼多錢拍吧。“不管是剪掉的、拍壞的、後來沒用的，花那麼多錢，編劇那麼久，到最後電影成品出來只是為了呈現那一點點，因為現實就是如此。

而這樣“慢工出細活”的工序，在好萊塢“確定專案-組成團隊-專案收工-團隊解散”的以項目為中心的製作體系中是幾乎不會見到的。侯孝賢也表示，“（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太厲害了，他們光選演員這些就已經非常非常厲害了。他們有這種節奏是怎麼樣的，他們是剖析的很清楚的。我們沒有這個電影工業......我常常在幻想，中國大陸有一天可以，為什麼？因為市場夠大。”

在被記者問道“如何權衡電影的商業性和藝術性”時。侯孝賢表示：“市場和藝術只能擇一。大賣座是意外，不賣座是正常。假設沒有這種理解，是沒辦法做的。所以你就在乎你自己，打動我自己，這個東西一定會不錯。這是絕對的。”

侯孝賢也會去看商業片，對其中的脈絡套路也很清楚，但是其中也會有一部分動人的地方打動到他。無論是從文字還是影像，所有的累積都是常年的。“對於好萊塢完備電影產業下的生產出的東西，有時候要有自知之明，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根據虎嗅網、人民日報、南方周末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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