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歸國潮”顯示了祖國的飛速發展與綜合國力的提升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這是一個國家崛起於世界舞台的“磁場效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的新局面和不斷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對海外人才形成了強大的吸附力。擁抱“中國機遇”，投身“中國夢”，成為眾多海外人才的共同選擇。

曾經被譽為天之驕子的“海歸留學生”幾乎就是高薪，白領，精英的代名詞，屬於“養在深閨人未識”奇貨可居。光陰冉冉時過境遷如今超過八成的留學人員學成後選擇回國發展。留學生“歸國潮”顯示了祖國的飛速發展與綜合國力的提升。

過去我國處於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發展水平與綜合實力較弱，出國留學費用在一般家庭屬於天文數字，只有依靠國家與對方大學的獎學金還需要勤工儉學才能完成學業。國外優厚的收入待遇，良好的發展機會，舒適的居住環境造成本來數量就稀少的留學生許多滯留不歸，當時的祖國處於改革初期，百廢待興經濟基礎薄弱，科技力量落後，難以給高素質的留學人員提供適合發展就業崗位與創業環境，致使人才大量流失。

由於祖國的改革開放深入，經濟的發展與居民收入的增加，國外過剩的教育資源，使得出國留學失去神秘面紗，出國留學走向大眾化。使得中國教育的更加多元化，讓更多有著經濟實力家庭把孩子送到海外追開闊眼界學習進修，打開的窗口讓學生有了更多上升發展空間，也使得當初精英留學變成了尋常百姓的眾多學校教育的的一種選擇。

國家 “一帶一路”蓬勃發展的市場商機，“高鐵”“航天”科技的巨大進步，彎道超車的跳躍式發展，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優越的創業環境、投資機會形成了巨大人才“磁場”。“千人計劃”“人才簽證”“留學生創業”更是呼喚著更多優秀留學生參與到建設強大的祖國潮流中。“歸國潮”現象也讓我們清醒看到我國已經由“學曆社會”走向“能力社會”，衡量人才不再“崇洋”，更多的是考察人才本身的能力和素質，國家發展需要更多有真才實學的人歸來，將來成為祖國棟梁!

150多年來，一波波海外留學大潮興起，一代代海歸學成回國，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如今，一方面，中國年輕一代“出國潮”熱度不減;另一方面，在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減弱的情況下，“回國潮”也必然成為大趨勢。中國出台的各種人才政策，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趨勢的發展。始於改革開放政策、曆經三十餘年的留學潮，正在給中國帶來空前規模的人才“回國潮”;而新一代“海歸”則讓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現代文明體系之中，它所具有的曆史意義，是一個需要未來解讀的命題。

今年11月初，魯白在哈佛大學醫學院舉辦了一場講座，面對台下數百名華人學者和留學生，他一開場就把演講的題目打在大屏幕上：To stay or to return(留下還是回去)。這個問題不僅是當天與會者最關心的，也是多年來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和留學生們討論最多的。

六年前，魯白在一位華人科學家的家裏參加了一個為期兩天的聚會。當時的參加者還包括施一公、饒毅等在美國生命科學領域已是卓有成就的華人科學家。話題的焦點不知不覺就集中在了一個問題上：To stay or to return。

如今，魯白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這一次，他是以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的身份到訪哈佛的。當年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施一公現在已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那次家庭聚會的另一個參與者饒毅今年剛剛從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的位子上屆滿，他和施一公一起因為時常對國內科研文化與體制問題發表獨立的看法，而成為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海歸科學家。

魯白的前半生就像是一個“美國夢”：從他“上山下鄉”所在的上海郊區農場考上大學，再赴美讀書，取得博士學位，最終留在美國工作，直至在世界頂級科研機構裏領導一個團隊。如今，他回到國內重新開始，他的選擇無意中又契合了最近一年來才為人們所熟悉的另一個名詞——“中國夢”。

從人才流失到人才回流

魯白的經曆在中國的一代人裏很有代表性。他們出國又回國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方面的重視。2007年，美國民間智庫考夫曼基金會發布了一份報告，首次提出了“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的概念。這份報告指出：美國正在遭遇曆史上第一次人才流失，那些來自印度、中國的技術移民正開始“回流”到他們的母國。

自“考夫曼報告”提出“人才回流”現象以來，由於世界金融危機的出現，人才從歐美發達國家回到新興國家的趨勢日益明顯。2005～2010年，巴西旅居國外的人數從400萬減少到200萬，最近兩年，在該國合法居留的外國人數則增長了50%。巴西甚至稱，他們正在變成一個“新移民國家”。

而對於中國來說，沒有出國潮，就沒有回國潮。

1982年是恢複高考後第二屆大學生的畢業季，改革開放政策也已推行開來。出國深造成為有志於科學事業的青年學生的首選，魯白也不例外。當他從華東師范大學生物系畢業時，已經聯系好國外一所大學並得到了獎學金。但在辦理出國手續的過程中，卻遭遇了新的出國留學規定，生生地將他攔在國門之內。同時，他也錯過了考研與工作分配的好機會，只能“淪落”到去浦東陸家嘴附近的一所師范學校去教書。教了一年生物學以後，魯白考上研究生，再次回到大學讀書，也重新燃起了出國深造的希望。1985年，他和住對面床鋪的室友饒毅一起，在離研究生畢業還差一年的時候，就拿到了赴美簽證，成為全班最早自費出國留學的兩個人。

在魯白與饒毅的帶動下，他們的研究生同學幾乎都選擇了出國，且大多沒有回來。這樣的出國熱潮，幾乎貫穿了中國20世紀的最後20年。據統計，1990～1999年，在科學與工程領域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中，博士滯留國外的比例高達87%。《科學》雜志曾把中國的清華、北大稱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嚴重的人才流失。1978年，文革剛結束，鄧小平在要不要派留學生出國深造時就表示，“即使1000人當中有100人滯留不歸，還是有900人回國了。”到了1992年，他調整了表述——“中國不應該僅僅因為有一批留學生滯留不歸就不再派學生到海外留學深造。即使有一半人不願回國，還是有另一半人回國支持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要發展經濟和科技，就要依靠具備國外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人才，也要“忍受”人才流失，這成為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人才問題的基本狀況。

然而，今天，是繼續呆在美國還是回到中國，已成為在美的留學生與華人科學家們不得不權衡的一個問題。魯白讀研時同寢室的4人中，已經有3人全職回國工作，其中包括於2007年率先全職回國的饒毅。

數字更能說明這一變化：1978～2007年的30年間，中國總共約有121萬人到海外留學深造，但累計只有32萬人回國。而在2008～2012年間，出國與回國的人數分別為140萬和80萬，短短5年裏的回國人數就是前30年總和的2.5倍。2012年，留學人員的回國數量達到27.29萬人，超過70%的留學生選擇回國就業，被一些機構稱之為“史上最大回國潮”。

有人將目前發生在中國的人才流動趨勢與日韓曾經的經曆相提並論：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與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日韓兩國就曾分別迎來了“海歸”大潮。類似地，中國也是在舉辦了一場“無與倫比”的奧運會之後，緊接著出現了海外人才加速回流的勢頭。

這個類比隱含了一種期待：中國也將像日韓那樣，在贏得人才這最後一項也是最具價值的生產力要素之後，完成經濟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對此，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非常樂觀，他認為，未來5年，中國將迎來回國人數反超出國人數的曆史拐點。

而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盡管美國最近經濟不景氣，但它擁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場經濟，具有自我修複功能。未來二三十年內，美國作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人才流入中心的局面不可能逆轉。近年有人提出的所謂“人才抄底”是個偽命題。

站在哈佛的講台上，魯白用自己在美國24年的工作和生活經曆來談論回國的問題，這比各種爭論顯得更加直觀。就在他此次到訪哈佛期間，國內公布了旨在對高層次人才給予特殊支持的“萬人計劃”首批入選者名單。雖然媒體在對該計劃的解讀中，亮明它“是一個對國內高層次人才給予特殊支持的計劃”，但又特別突出了入選“第一個層次”的是“具有沖擊諾貝爾獎、成長為世界級科學家潛力的傑出人才”。顯然，這樣的人才幾乎無一不具備海外留學的背景。

回家的誘惑

告別了美國東部小城貝塞斯達的藍天白雲，魯白在努力適應北京的生活。他在清華的辦公室裏有一台價格不菲的空氣淨化器。不過，仍舊像美國人一樣，他在窗台上擺了一張iPad大小的家庭生活照，而非國內流行的自己與領導人的合影。

“你可以抱怨中國的一切，但你唯獨不能抱怨的一件事是在中國的機遇。”在哈佛大學演講的時候，魯白重複了這句海歸們常說的一句話。

第一次出國受挫的打擊，包括辦出國手續時遭遇的辦事人員的冷眼，曾令魯白對國內的環境深深失望。當年臨走時，他甚至決心“再也不要回到這個落後的地方”。

1998年，已出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的魯白回國探親。一位舊友請他去上海一家頗有名氣的旋轉餐廳吃飯。站在摩天大樓的60層俯瞰上海，這位已官居上海某國有企業集團負責人的好友自豪地指點著窗外說：“你看，黃浦江上的這座橋是我們造的，那條內環線是我們參與建的，那塊地我們也批下來了……”順著朋友的比劃，魯白看到，當年他曾教過書的陸家嘴，正在從荒涼的郊區變成上海最繁華的寸金之地。當他的兒時夥伴正在親身參與這樣一個令人激動的偉大過程時，他卻只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觀。

魯白感到，他印象裏的那個中國正在改變。伴隨經濟實力的提升，從1990年的“海歸人員創業種子基金”開始，中國為留住人才、吸引海外人才，開始了各種積極嘗試，其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有1994年中科院的“百人計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以及1998年教育部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

從1990年代末期起，魯白開始涉足國內科研事務，擔任科技部海外顧問，並參與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制定。他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建議，對科研人員的考核不應當僅僅局限於國內專家，應該實施海外同行評議。這一建議很快就被采納。如今，自然基金委是國內科學界公認的在科研經費分配上較為公平與透明的機構。此外，他還與饒毅、及另一位美籍華人科學家梅林一起，創立了“魯梅饒聯合實驗室”，即中科院上海神經研究所的前身。

根據2011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崔大偉(David

Zweig)對中科院海歸科學家的一項調查，海歸回國的最重要原因是“能在國內做自己的事情”，持這一觀點的人占到35.7%，遠遠超過排名第二、三位的因素“在海外難以找到發展機遇”和“回國後能獲得比國外更高的社會地位”。

回國的動力不只於此。當崔大偉在詢問“為何海歸數量上升”時，海歸們最多的回答則是：“中國人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會”。

今年36歲、在美國最大的私立非營利性研究機構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做副研究員的王初，最近正在收拾行囊，准備回國。自本科畢業出國以來，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12年。但他始終覺得與這片土地沒有感情。

“美國的人際關系確實輕松簡單，每個人對我也很友善，但與他們之間無法建立較深的私人友誼。比如，如果我談到自己小時候喜歡小虎隊，他們能知道那是什么嗎?”此外，由於是獨生子女，王初的父母也很盼望他能夠回國。根據國內媒體的一項調查顯示，有90.9%的留學生因為不想遠離父母而回國。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留學生來說，他們作為獨生子女，與家庭的相互依賴程度比較高，“回家的誘惑”是回國的主要原因。

“人才抄底”

實際上，就在當年魯白和施一公、饒毅等人在美國熱烈討論去留問題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與國內科學界實際的接觸。魯白以智囊角色為國內建言獻策，饒、施二人已成為國內一些科研機構的客座教授。他們對要不要全職回國工作的討論，也反映出在2008年之前，國內的各種人才計劃盡管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學者，但在總體上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對此，長期研究中國科研人才與制度的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院副教授曹聰指出，已經回來的人才裏出類拔萃者並不多，海外留學生中那些最優秀和最出色者如魯、饒、施，因為個人或體制等問題尚沒有“全時海歸”。這使得原本僅負責管理黨的高層次幹部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科教部門實施了諸多吸引海歸的“工程”“計劃”之後，不得不親自出馬充當“獵頭”。

2008年12月，中組部頒布了《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俗稱

“千人計劃”。這一計劃被美國學者形容為“極具雄心”。它所提供的物質條件雖然還不能向美國一流大學正教授的水平看齊，但也是國內各類人才計劃中最高端的項目。

饒毅與施一公成為“千人計劃”第一批引進的人才，也是這一波回國潮裏最具國際聲望的科學家。“千人計劃”原本旨在5到10年內從海外引進2000位專家，但實施近5年來，人數已大大超過預期。截至2012年底，引進的“千人”已達3319人。

在“千人計劃”催動下，各地紛紛建立“人才辦”，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計劃”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計劃。比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計劃”、蘇州的“姑蘇人才計劃”、杭州的“5050計劃”，同時設立留學生創業園、海歸創業園等。截至目前，全國已建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基地112個，留學生創業園260多個，吸引入園企業超過1.7萬家，吸納在園創業留學人才4萬多名。

對國內此種做法，曹聰稱之為“人才大躍進”。他說，依靠“計劃”與“工程”來引進人才，會令政府與科研機構將引進人才當作一項政績，令人才難以真正發揮作用。“這些人回來轉一圈就拿那么多錢，肯定會引發很多問題與矛盾。”

矛盾的根源是“千人計劃”的“超院士待遇”引發了國內研究人員的不滿。由於目前國內科學界的領導人物也大多有海外留學經曆，所以有人將這種矛盾看做是新海歸與老海歸之間的利益沖突。2011年，饒毅與施一公參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雙雙落選，就被看成是這一矛盾最直接的體現。

李俠認為，“海派”與“土派”之爭，目前已經被極度地表面化與庸俗化，卻恰恰遮蔽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即中國科技政策的制定長期嚴重缺乏公正度。權力與利益之爭，是這種扭曲政策帶來的結果，而非問題產生的原因。

“千人計劃”還存在其他方面的隱憂。2013年5月，美國曼哈頓聯邦法院指控紐約大學中國籍教授朱宇東等人，涉嫌向上海聯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位於深圳的一家研究院提供關於磁共振成像的非公開信息，以換取學費、房屋租金和其他費用。其中，朱宇東為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引進的“千人”。此事發生後，有評論認為，這是美國政府有目的地利用法律手段向中國的人才計劃“開刀”。

之所以能夠讓美國找到阻撓中國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路子，是因為部分“千人”確實存在著“兩邊通吃”的情況，即繼續維持國外的科研與教學工作的同時，又回國拿高額薪水。

魯白指出，隨著中國吸引人才的力度與規模越來越大，有越來越多的高端海外人才回到國內，這已經引起了歐美等國的高度關注。在這個時候，國內的用人單位與科學家本人就要更加小心，不要因一己私心而觸犯法律。

“千人”之後

曹聰對現有信息進行梳理後發現，真正回來的“千人”恐怕不超過10%。他說，“啟動千人計劃時，是希望能真正吸引回來一些‘大牛’，但從現在的效果來看，像饒毅、施一公這樣的仍在少數。”

李俠則認為，國家把錢花在人才身上，總比用在其他地方要好。但值得討論的在於，一些“千人”在引回來的時候已處於學術平台期或下降期，國家實際上是在為他們過去的成就買單。同時，這樣的人一般年齡都有四五十歲，由於家庭因素，客觀上也難以做到全職回國。

2011年，一項算是對“千人”的彌補計劃——“青年千人”開始啟動。這一計劃面向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並有3年以上工作經驗的40歲以下青年科研人才，同時強調要全職回國。此前，“千人計劃”曾因引進步伐過快而飽受詬病，“青千”明顯放慢了步伐，計劃每年只引進400名，到2015年共引進2000名。

王初就是在“青千”的召喚下回國的。他研究的方向叫化學生物，是最近幾年剛剛發展起來的比較新的領域。在美國，這個領域內的人才已經有很多，競爭激烈，加之最近美國經濟狀況不佳，想獲得充足的經費支持並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中國，由於國內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還很少，他會獲得更多資源來從事自己想做的研究，並會更加容易嶄露頭角。因此，王初覺得自己沒有什么理由不回來。

“青千”得到了魯白、曹聰與李俠的一致認可。李俠指出，博士生與博士後是最富創造力、最有戰鬥力的群體。由於他們比較年輕，還沒有子女就學等問題的困擾，也更容易在國內真正紮下根來。

除了“青千”，“千人計劃”序列裏還包括“外籍專家千人計劃”與“頂尖人才和創新團隊項目”。後者將目光瞄向了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獎等10項國際大獎的著名科學家，這可能會帶來更大爭議。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法國病毒學家呂克·蒙塔尼曾試圖進入“頂尖千人計劃”，但沒有通過中方的專家評審。這位78歲的老人曾因共同發現艾滋病毒而聞名，但他目前最感興趣的卻是“高度稀釋的病原體DNA所發射的電磁波”。盡管國際科學界普遍認為這個現象是無稽之談，但蒙塔尼在2010年接受了上海交大的邀請，在中國繼續他的這一“最新研究”。

對於“千人計劃”，王輝耀看到了更多積極的方面。“如果沒有‘千人計劃’的推動，中國的綠卡制度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進行改革。”此前，中國的綠卡曾經號稱“世界上最難申請”。但為配合“外專千人”的開展，2012年9月，中國政府頒布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享有相關待遇的辦法》，開始降低海外人才落戶中國的門檻。他指出，不論是以何種方式引進人才，最終都都要落實在具體的簽證、綠卡、入籍等這一整套保障體系上。因此，更重要的其實是綠卡政策，這才是中國持續引進海外人才的最基本制度。

曹聰認為：“說到底，中國仍在自上而下地、依靠政府行政手段來引進人才，而不是每一家研究機構與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自發地來引進人才。政府本應該做的，是制定好政策，建設好制度，為這些海外人才的回國鋪平道路，但現在，卻從裁判員變成了運動員，親自上陣去獵取人才。”

不過，國內專家也指出，如果沒有中組部介入，很多配套政策不能得到落實。實際上中組部做的是推動和界定政策，直接操盤的是大學和研究所等具體單位。

曹聰說，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變得富強起來，相應地就會出現人才回流的趨勢，如台灣地區在1962～1985年間，只有4%的留學生回來;但從1980年末期開始，留學生回歸率開始上升，達到34%。台灣出現的海外留學生回歸浪潮，不僅是對其高科技領域新的、不斷增加的機會的一個積極回應，也與當時台灣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及民主進程有重要關系。如果想要吸引那些留居國外的人才回國，除了優厚的經濟條件與機遇，一個穩定、法治和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也同樣重要。

與前輩海歸們有所不同，對於更年輕一代的中國留學生來說，他們主要看重的是個人的事業追求與物質生活條件。“其實也不能苛求他們，因為他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代”，曹聰說，即使面對祖國積極提供的各種人才引進政策，他們也只會在不給個人職業前景帶來損害的情況下回國做貢獻。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要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回流，還有很長的路的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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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院長”上任記

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人才政策不僅吸引海外留學生與學者的歸來，非華裔的高端人才到中國尋求發展機會，也已經不算罕見。天津大學請來的“洋院長”就像“煎餅果子”一樣融入到當地的環境中

記者/錢煒(發自天津)

2010年10月，一個偶然的機會，當時身為蘇黎世大學理學院教學院長的傑伊·西格爾到天津訪問，經朋友介紹，來天津大學藥學院作了一場學術報告。晚上一起吃飯時，西格爾給藥學院老師們講述了自己頗具冒險色彩的學術生涯。

西格爾原本是個地道的美國人，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曾在法國路易﹒巴斯德大學隨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簡·馬裏·萊恩作博士後研究。完成學業後，西格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做到正教授。2003年，他應蘇黎世大學邀請，出任有機化學研究所共同主任、工藝化學實驗室主任。通過10年的努力，他將實驗室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分子設計中心。眼下，西格爾在蘇黎世的聘期已滿，他希望將重心轉到亞洲，尋求在泰國或台灣等地複制自己在蘇黎世大學的傳奇。

聽到這裏，藥學院的一位老師徑直說：“你不要再去找其他地方了，就來中國吧，來我們天大藥學院。”在場的藥學院黨委書記馮翠玲則介紹了中國正在力推的引進高端海外人才的“千人計劃”。眼下，藥學院已經擁有了一位“千人”特聘教授理查德。馮表示，如果西格爾願意來天大，以他的條件，應該也可以入選這一計劃。聽到這兒，西格爾兩眼發光，因為他認識理查德，兩人是同行。

“西格爾認為，既然理查德選擇了天大，那么這肯定是個好地方。他也要申請‘千人計劃’，來天大試試，”馮翠玲回憶說。

就這樣，天大用一頓飯就找到了一位新院長。作為藥學院的元老級人物，馮翠玲非常興奮，她總算為學院物色到了一位“靠譜”的院長人選。當時的院長趙康，也是一位美籍華裔科學家，已經在天大度過了10年時間。藥學院一直希望再找到一位類似趙康這樣具有國際聲望的科學家來擔綱，而西格爾的資曆與經驗，顯然再合適不過。

2013年擁有118年曆史的天津大學，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位真正的外籍院長，開始試水“學術特區”。“千人計劃”特聘教授西格爾正式成為該校藥學院的全職院長。

西格爾上任後，首先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科學》《自然》上刊登

招聘啟事。“向全球招聘老師，這在以前，是我們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杜雲飛表示。但西格爾堅持這么做。他認為，如果有人來應聘，就說明他平時常看《科學》與《自然》。一個經常翻看這些雜志的學者，其科研水平起碼有一定保證。既然要將目標定位為世界一流，就要在一流的平台上做事。

這也是校長李家俊的雄心。他希望通過他這一輩人的努力，使天津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過，西格爾糾正了李的這一說法，不是“成為”，而是“恢複”。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堂成立於1895年。它的起步時間與當時的辦學模式，都與美國大學基本一致，並以工科而聞名。在認真研究了天大校史後，西格爾這樣告訴來訪的一位諾獎得主，“如果沒有戰爭，天津大學就會是中國的MI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如今，天津大學要想“恢複”世界一流，就要“恢複”到世界主流的大學模式，途徑之一就是國際化。同時，李家俊也深知大學教育改革的難度。為此，他需要先在小范圍內做一些嘗試，而藥學院“船小好調頭”，是理想的試驗田。李家俊表示，在國家允許、學校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他會給予西格爾及藥學院最大限度的學術自由，使之成為天大的“學術特區”。

成立於2001年的藥學院，是天津大學最年輕的學院之一。目前，藥學院總共有40名老師，其中50歲以上的只有5位，其餘全都在三四十歲左右。學院裏的老師很多都是海歸，加上西格爾，已經擁有3位國家級“千人計劃”特聘教授、兩位“長江學者”。馮翠玲說，由於成立時間不長，藥學院的最大優勢就是國際化和年輕化，人際關系簡單。這對“洋院長”的施政來說，都是好事。

西格爾對馮翠玲贊不絕口。他表示，自己在學院裏推行的改革，“全靠翠玲的協調與執行”。藥學院原來流行一句話：“沒有院長可以，但沒有翠玲不行。”作為一名黨齡近30年的黨委書記，今年50歲的馮翠玲並不是人們印象裏的“馬克思主義老太太”。招牌式的清脆笑聲，與直爽利落的行事風格，更像是一位留洋回來的現代女性。但實際上，她曾經連一個英文單詞都不懂。與西格爾的郵件聯系中，馮翠玲依靠翻譯軟件對著單詞一個一個地查看和回複。“我幾乎是親眼看著藥學院成長到今天的，每一步也都親身參與。趙康院長給藥學院開了個好頭，打下了基礎，我退休之前的最大追求與心願，就是能使學院再上一個台階。”馮翠玲這樣解釋自己。

“跟西格爾打交道越久，我就越有信心。他首先很有激情有幹勁，他曾跟我說，在天大兩個月的時間，他做了過去在蘇黎世兩年的事情。但是同時，他也懂得妥協的藝術，”馮翠玲說。

西格爾上任後聘請了海外學術顧問委員會，讓專家而非行政官員，來決定學院戰略發展方面的大事。利用他的學術資源，西格爾請到了6位海外學者擔任藥學院的學術顧問。而學術顧問委員會成立後，立即著手做的，就是對前來應聘的學者進行評估與遴選。

對於中國大學裏的“黨委”，西格爾並不像其他海外學者表現得那樣無法理解。他還向前述那位來訪的諾獎得主介紹說，它其實就是一個委員會，幫你把學生管理好，把行政雜事處理好。對此，馮翠玲也很欣慰，“西格爾政治上很成熟，他很能適應新的環境。”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西格爾確實也很適應在中國的生活。“我還會在路邊攤買煎餅果子吃，好吃極了!”他說。

在西格爾與天大商量來津工作的細節時，香港一所大學曾經找到他，希望他能來擔任學校理學院院長。西格爾的妻子Kim也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由於語言問題，她更傾向於去香港。但西格爾在一番考慮之後，仍舊選擇了天大。對此，他解釋說，“香港那邊的基礎已經夠好了，我去了那裏，可能不用做什么事。但天大藥學院不同，它還有很大的潛力向上發展，需要我做的事情會有很多。我喜歡這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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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海歸遭遇“國情”

一個海歸的經曆，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困局

記者/錢煒

“我看起來像美國人嗎?”

“一點也不像!”

“這就對了。我的中文雖然退步了，但在全院大會上講話，我寧可用詞不標准，也從來不夾英文單詞。我在這方面非常謹慎，就是不要讓大家覺得我是個美國人。”

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裏，盡管徐韜談論的是他最近的一段不愉快的經曆，但是他聲音不大，語調平緩，說話一直不緊不慢，唯一的情緒流露只是皺皺眉頭。這位美籍華人穿一件藏藍色的外套，上面沒有任何品牌標記。穩重內斂的氣質，看起來更像是一名體制內的“幹部”，而不是一位在美國生活過25年的公司高管。

2008年前後，北大醫學部為了讓當時的口腔醫院(也是口腔醫學院)走出發展的低穀，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院長的合適人選。醫學部的領導物色到了徐韜，並向他表示“如不出意外，希望能做滿兩個任期”。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主政北大口腔醫院的中華口腔醫學學會名譽會長張震康也認為，“如果在院外找到一名有能力、有作為的人才來掌舵，起碼要給他1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使醫院有個徹底的轉變。”

徐韜接到邀請後很動心，但要做出選擇卻有點難：當時，他已躋身於美國前5%的富裕階層，住著花園別墅，連自己的小貓生病了公司都負責給看病。如果回國，各方面都會有非常大的落差。一位在美國的校友幫他列舉回國後的弊端：“第一，經濟上受損失;第二，身體健康受影響，畢竟國內應酬多、工作繁重;第三，生活上也受影響，兩地分居，缺少家人照顧;此外，還總會被當做外國人看，受到‘歧視’。”

但徐韜一直有心回報母校。女兒一句話道破天機：“你從來就沒有覺得自己是真正屬於美國這塊土地。因為你的根不在這裏。”最終，徐韜於2009年接受母校邀請，辭掉在美國的高薪工作，全職回國擔任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院長，並入選中組部“千人計劃”。

今年9月2日，在徐韜的第一個合同聘期滿5個月後，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醫學部常務副主任柯楊找他談話：“我們不能再聘任你了，雖然你是‘千人計劃’引進的人才，但是由於你的身份(國籍)問題，不宜再當院長。你可以到學校來做點什么。也可以在口腔醫院看看能做什么，或是你自己看著幹點什么。”柯楊強調，這是“正常的換屆和調整。”

在2013年9月24日新院長的競聘答辯會上，柯楊又表示，“他(徐韜)不能連任，是根據國家對外籍人員的有關規定做出的……這並不代表是對徐韜院長和他領導的黨政團隊的否定。”

而在徐韜看來，這一決定既不符合他當初被聘用時學校的承諾，也有悖於聘任合同規定的條款。他的美籍身份四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如果由於身份問題就不能繼續擔任院長，這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徐韜表示，不反對正常的換屆，但對此次換屆程序存有疑問，對整個過程的操作不能認同。他將繼續等待北大對他的下一步安排。

得知徐韜不再續任的消息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是不是因為他推行了什么改革失敗了?徐韜說，“我都沒覺得我在做改革。”他知道自己作為一名“空降”院長，上任後保持穩定是首要目標。

新院長上任，照正常程序，醫院的中層領導應該同時換屆。但他並不著急，而是先花了一年時間了解全院情況，找每一位科室主任談話。“美國人”的標簽，也令徐韜處處“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在不得不出席的應酬場合，他硬著頭皮跟人喝酒。“如果我不喝，人家就會說我以美國人自居，擺架子、不合群。可如果我喝了，他們又會說我一個美國人也不過如此”。在他就職1年的述職報告會上，北大醫學部的一位領導曾欣慰地說，徐韜終於安全著陸了!

隨著工作推進，徐韜不可避免地還是會觸犯到一些人的利益。第二年，他主導了中層幹部換屆，堅持公開競聘，結果有78%的科室領導都發生了變動。此外，按國家規定，醫院科室不能有小金庫。如果查出來，院長就要負責。對此，他只能去加強管理，但據說這觸犯到既得利益者。

總結上任4年的工作，他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按照已有的規章制度，規范醫院上下的行為，將風險降低到最小”。4年裏，醫院的規模與人數並沒有本質變化，但各項指標均有大幅增長。

醫學界有時會跟企業合作開展一些科學試驗。過去，由於管理松懈，教授們都會拿著這些試驗的結果找院長簽字、蓋上醫院公章。但徐韜上任後，就禁止了這一做法。因為院長簽字就代表著北大口腔醫院認可這些帶有商業背景的試驗結果。徐韜解釋說，“這樣的做法是不合規的，可能會損害科學的公正與醫院的名譽。”當時，有人對此還頗不高興。結果不久，一家合作企業出了事纏上官司。幸虧徐韜沒有簽字，這位教授與醫院都避免了法律糾紛。

海歸回國後在工作上受挫，徐韜並不是唯一遇到這種情況的。2013年11月11日，浙江大學正式公布，“千人計劃”特聘教授管敏鑫不再擔任該校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一職。而管敏鑫是2011年1月1日全職回國工作的，任期4年。因此實際上，管敏鑫是被浙大“無端解聘”。

談到自己的境遇，管敏鑫情緒較為激動，“我只是引進了一些人才，申請上了‘973’等一批項目，就引起別人的嫉妒、排擠，覺得我搶了他們的風頭。”根據管敏鑫的複述，浙大解職他的說辭是，“無對無錯，無是無非，只是為了學院的和諧與穩定。”

對此，英國諾丁漢大學副教授曹聰指出，中國社會的“關系”文化是海外一流人才不願回國的首要原因。當那些在國外度過5年以上的專家學者回國時，他們之前與相關機構的聯系已日漸疏遠，他們的導師要么已經退休，要么已在學術界退居幕後，因此，他們並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網絡來幫助和支持他們度過回國之後的最初適應期。“在中國，關系與學曆同等重要。”

實際上，另一些海歸情願選擇“腳踏兩只船”的做法，即在繼續維持國外的科研與教學工作的同時，又回國拿高額薪水。

相比之下，辭掉了在美所有工作的徐韜與管敏鑫會被一些人認為“傻子”。徐韜表情閃過一絲黯然地說，“如果一名外國人在國內待不下去，人們一般會說他‘不適合中國國情’。可我從小是在中國接受的教育、成長起來的，又在國外積累了25年的工作經驗，按理說只會更成熟、更全面了。如果我在國外都能成功，反而在中國‘失敗’了，那何為中國國情?”★

萬人計劃：積攢人才紅利

把沖擊諾貝爾獎當成“萬人計劃”的目標是一種誤讀。“萬人計劃”是一個人才導向的科研支持計劃，希冀以此為中國科技體制改革探索思路和經驗，給優秀的科研人員以更多支持，為中國下一步改革儲備人才

記者/蔡如鵬

11月初，一份獲得國家特殊支持的人才名單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不過，吸引公眾的並不是名單上的入選者，而是官方媒體披露這項名為“萬人計劃”的人才計劃將用10年左右的時間遴選支持1萬名高層次人才，包括100名“具有沖擊諾貝爾獎、成長為世界級科學家潛力”的傑出人才。

不過，把沖擊諾貝爾獎當成“萬人計劃”的目標不僅存在誤讀，而且還可能過於狹隘。據熟悉該計劃的人士稱，作為國家頂級的人才計劃，“萬人計劃”不會僅局限於某個獎項，而是著眼於國內人才質量與國際上的差距，為下一步的改革儲備人才。

匹配“千人計劃”

“萬人計劃”全稱“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簡稱“國家特支計劃”，是一項由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直接領導實施的國家頂級人才工程。

據公開資料顯示，參與“萬人計劃”的部門包括中組部、人社部、中宣部、教育部等11個部委，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還專門設有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專項辦，負責計劃實施的日常具體工作。

2012年8月17日，“萬人計劃”正式啟動。當時的報道稱，該計劃將圍繞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部署，從2012 年起，用10

年左右時間，有計劃、有重點地遴選支持1 萬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

“萬人計劃”由三個層次、七類人才構成。一是傑出人才層次，計劃支持100

名;二是領軍人才層次，包括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科技創業領軍人才、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教學名師、百千萬工程領軍人才五類，計劃支持8000

名;三是青年拔尖人才層次，計劃支持2000 名。

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一位負責人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特別提到根據“千人計劃”實施的經驗。他表示，“萬人計劃”在實踐中將根據實際需要增加、調整人才類別，不斷拓展完善，逐步形成體系。

中科院一位負責該計劃實施的知情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萬人計劃”的推出與2008年底實施的“千人計劃”有密切的關系。

2008年12月，為搶抓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引才機遇，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實施了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掀起海外人才回國熱潮。

5年中，該計劃已累計引進近3319人，包括40多位發達國家的科學院院士等世界頂尖科技領軍人才。

在“千人計劃”引領下，2009年以來各省區市引進海外人才2萬多人，2008年至今海外留學回國人數近80萬。“千人計劃”引進人才的數量、質量超出預期。

不過，在引進海外高端人才的同時，“千人計劃”也引起不少國內人才的不滿。其中，讓國內精英感到不平衡的突出問題，是該計劃給每位入選者提供100

萬元的安家補助費。

2012年11月，耶魯大學曾就“如何看待海歸”對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網民進行了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雖然中國民眾普遍支持政府引進更多海歸，但被訪者也呼籲“土鱉”和“海歸”公平競爭的環境，政府對海歸的優惠政策應有限度。

調查中，在浙江省一所高校經濟系任教的徐女士對引進海歸學者的待遇頗有微詞：“我比較反對現在院系裏搞的一刀切政策，只要是國外回來的教授，就享受特殊津貼和一大筆科研經費。國外回來的專家和我們本土培養的教授應該說各有所長。他們在方法論上受到了更好的訓練，但許多人其實並不十分了解中國的實際問題。”

許多受訪者對海歸政策的不滿並不是因為害怕和海外人才直接競爭，而是因為政策傾斜所造成的機會不平等，讓他們輸在了起跑線上。

前述不願具名的知情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萬人計劃”的出台正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激發國內各級各類人才的創新創業活力，防止“招來女婿氣走兒子”。

2012年9月，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在出席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時表示，“萬人計劃”與“千人計劃”是配套、平行的。‘萬人計劃’比‘千人計劃’規模更大，因為國內專家、人才更多，但兩者的支持力度一樣大。”

激烈的競爭

在“萬人計劃”之前，有關部門已設立了不少人才支持項目，比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建立的“傑出青年基金”、教育部的“長江學者”、中科院的“百人計劃”等。“但相對比較分散，而且有的項目已實施很多年，必須隨著形勢任務的變化，采取更有針對性的支持措施。”《人民日報》援引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的話解釋。

這位負責人介紹說，“‘萬人計劃’不鋪新攤子，不設新項目，主要是對國家人才發展規劃相關重大人才工程進行整合打包，從國家層面提供特殊支持，形成與‘千人計劃’同等地位的國家人才工程。”

按照這一思路，“萬人計劃”統籌了12項國家重大人才工程及相關高層次人才項目。具體來說，青年拔尖人才的遴選是以2011年中組部推出的“青年英才開發計劃”為基礎的，哲學社會科學領軍與原有的“文化名家工程”對接，教學名師則與教育部的“高素質教育人才培養工程”相對應……

也正是基於上述考慮，該計劃將評選平台分設在有關部門，後者負責組織相關類別人才的申報和初選。科技部設立傑出人才、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科技創業領軍人才等評選平台;中央宣傳部設立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評選平台;教育部設立教學名師評選平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設立百千萬工程領軍人才評選平台;中央組織部設立青年拔尖人才評選平台。

前述知情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萬人計劃”在遴選機制上也借鑒了“千人計劃”的成功經驗，“遴選程序實行初評、複評兩級評選，初評由各相關工程牽頭部門設立評選平台，采取部門推薦或專家聯名推薦等方式，複評由各領域高級專家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組成評選委員會，統籌全局。”

一位入選“青年拔尖人才”的研究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海選到面對面篩選，競爭非常激烈，都是國內的尖端項目在比拼。”

據這位入選者介紹，他所申報的領域屬於工程材料學科，這個學科在首輪海選中，就有超過幾千人競爭。而最後一關，則要面對由國內知名專家組成的評審提問，淘汰率也在50%以上。

同行評議是國際通行的評議原則。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人才計劃需要專家主導的評審，包括挑選委員會。只有這樣才能排除行政幹預，把真正優秀的人才遴選出來，使同行信服、業內公認。

根據規定，對於入選者在有關部門原有支持的基礎上，國家再從經費、政策、聯系服務等方面給予特殊支持，形成集成效應。

特殊支持，首先體現在經費支持上。國家為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百千萬工程領軍人才、教學名師安排每人約100萬元用於自主選題研究、人才培養和團隊建設等;而對於傑出人才，將設立科學家工作室，實行首席科學家負責制，采取“一事一議、按需支持”方式給予經費保障，支持其開展探索性、原創性研究。

作為首批“萬人計劃”傑出人才入選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周忠和說，所謂“按需支持”並不是“要多少給多少”，而是“在經費使用上簡化程序，少一些幹預，多一些穩定和持續性”。

除此之外，國家還鼓勵地方和用人單位配套給予適當經費支持，並參照“千人計劃”有關政策規定，為“萬人計劃”制定落實工作條件、生活待遇等方面的特殊政策。

與諾獎無關

入選首批“萬人計劃”傑出人才的科學家，除了周忠和外，還有其他5位，都是國內頂尖的研究人員。比如清華大學教授薛其坤，他首次在實驗上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這一發現被認為是中國人在國內完成的第一個“諾貝爾獎級”的科研成果。

有媒體在報道首批“萬人計劃”傑出人才入選者時，稱其為“具有沖擊諾貝爾獎、成長為世界級科學家潛力”的科研人員。此番描述被輿論解讀為“中央將遴選100名具沖擊諾貝爾獎潛力人才”。

前述知情人士說，這完全是外界對“萬人計劃”的誤解。事實上，在中組部等11個部門聯合發布的通知中，“萬人計劃”並無“沖擊諾貝爾獎”的目標，也無“諾貝爾獎”相關字眼。

這位知情人提醒說，一個被大家忽視的現象是，“如果按當前諾貝爾獎項的獎項設置看，入選首批傑出人才的6位科學家有3位的研究領域與諾獎無關。”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大凡抱著獲得諾貝爾獎的動機進行科研的，沒有一個是能獲獎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曾說，“一個做科學家的人，為拿諾貝爾獎來工作是非常危險的。”

從事生物學研究的饒毅，同時也是一位科學史專家。在他看來，國際上對科研的支持從管理模式上分有兩種，一是任務導向，一是人才導向。

“任務導向是需求方提出任務、或科技界從科學發展中提出重要的問題，大家競相提出解決途徑、顯示能力，獲得支持後努力解決任務。這是多年來國內主要的模式。人才導向是支持有能力的人，而他們中可能只有少部分能探索出大家沒想到的方向和成果，從而起到比任務導向還重要的作用。”他說。

人才導向模式最成功的例子，是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1947年在劍橋大學成立的“生物系統分子結構研究機構”。此後二十年，該機構湧現出1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其成果包括上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發現——DNA雙螺旋結構。

饒毅認為，該機構成功的經驗就是支持最聰明的人才，讓他們通過自由探索推動人類現代科學前沿。“這是因為自然科學最前沿本質是不確定的，從而使得以人為本的支持非常有效：事先評審潛力，定期評審其進展，可以保證人才導向成為優秀模式、甚至最佳模式。”他說。

“萬人計劃”無疑是一個人才導向計劃。周忠和希望這一計劃能為中國科技體制改革探索一些思路和經驗，給優秀的科研人員有更多穩定性的經費支持，能選擇感興趣的問題潛心研究，不為申請各類經費浪費很多時間，不需應付很多考核與評比，無需為工資發愁，充分享受科研的樂趣。

“與拿諾獎相比，我認為這更重要。”周忠和說。

人才戰爭

把沖擊諾貝爾獎當成“萬人計劃”的目標不僅存在誤讀，而且也過於狹隘。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王揚宗認為，作為一個國家層面的人才計劃，“萬人計劃”不會局限於某個獎項，而是著眼於國內人才質量與國際上的差距，通過計劃培養高層次人才。

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中組部人才局局長孫學玉去年9月在出席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時表示，在經曆依靠人口紅利的粗放型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必須走向第二輪改革開放，要以創新驅動，以科技支撐，背後的核心是人才。從他的話不難看出，無論是“千人計劃”還是“萬人計劃”都是在為第二輪改革儲備人才。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是國內較早致力於人才問題研究的專家，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總量攀升至世界第2位，但要清醒地看到，這種增長主要是建立在依靠投資、資源和人口紅利基礎之上的，“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人口紅利’轉到主要依靠‘人才紅利’上來。”

王輝耀介紹說，當前國際人才競爭越發激烈，“人才戰爭”硝煙漸起。許多發達國家通過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發展中國家也不甘示弱，紛紛加入全球人才競爭行列。尤其是1998年金融危機後，很多國家實施新的國際移民政策來應對經濟危機，加大了人才吸引的力度。

今年4月，美國參議會公布了30年來最大規模的移民改革法案，措施包括將授予具有大學或研究生學曆的技術移民的三年臨時工作簽證的上限從6.5萬個提高到11萬個;增發25000個涉及科學、技術領域的高學曆人才簽證。

近些年，中國在引進海外高端人才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王輝耀說，尤其是在“千人計劃”引領下，有近百萬留學生回流，其中高層次人才兩萬多，正在由過去的“人才流失國”逐漸轉變成全球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國”。

“中國已經到了遏制人才流失、主動爭奪外籍頂尖人才的階段。”他說。

據統計，2009年回國海歸人數首次突破10萬人，比前一年增加50%以上。2011年底，中國留學人員回國人數新增18.62萬人，比上一年增加37.7%。自改革開放以來，累計達到81.84萬人，再創曆史新高。★

海歸：從曆史到未來

曆經30餘年的留學大潮，正在給中國帶來更大規模的新一代人才回流。近年來中國出台的各種人才政策，直接推動了這一趨勢的發展

文/ 萇清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在海外的留學人員掀起了一輪回國熱潮。出現這一現象的背景是，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連續幾年保持在7%左右的增長率。尤其是在那一時期，有兩個重大曆史事件令人們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勢普遍持樂觀態度：第一，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WTO);第二，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這兩個重大事件先後發生，讓中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海外華人也必然受到這一趨勢的感染和影響，改革開放初期留學海外的各類人才開始湧動回國的熱潮。

2002年，人民網在“五年成就100詞”專欄中，對“海歸”一詞進行了全面解釋：“海歸是相對在國內學習、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國外學習和工作經驗的留學歸國人員。近幾年，海歸一詞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熱點詞彙。”

實際上，從那時起，中國海外留學人員一直處於程度不同的回歸過程中，近五六年來所出現的新一輪歸國潮，使這一持續的過程達到一個新的熱度。以至於英文媒體也借用中文裏對海歸的戲稱“海龜”(seaturtle)來介紹中國的人才回流。

中國大規模出國留學最初始於近代，留學大潮的興起從一開始就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息息相關。1847年，19歲的廣東青年容閎赴美求學，並於3年後考入耶魯大學學習法律。1854年，容閎從耶魯畢業並獲得學士學位，成為中國首位留美學生。容閎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出國留學第一人，也是官派留學的首倡者。他作為海歸，回國之後主持了“幼童赴美留學計劃”，組織了近200名幼童赴美接受西方教育。早期的中國留學生滿懷報國之志，刻苦學習，他們的坎坷經曆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縮影。

根據150餘年來中國人赴海外留學的曆史，有人對海歸的不同曆史階段進行了各種代際劃分。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著有《海歸時代》《人才戰爭》等書。根據他的歸納，近現代中國留學歸國人員可分為五代。

第一代海歸以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為代表，他們回國之後有的參加了中法海戰和中日海戰;有的成為中國鐵路、電報、礦山的開山鼻祖;有的是李鴻章的幕僚……總的來說，第一代海歸是推動中國近代化的洋務運動的主力。

第二代海歸主要是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回來的留日學生和赴歐學生，屬於“留學救國”的一代。他們中有革命家黃興、秋瑾、陳天華、蔡鍔，以及一大批民國時期和國共兩黨的政治家、軍事家。首屆南京臨時政府內閣成員18人中，海歸占16人;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中，超過一半是海歸;在從法國回來的1600餘名海歸中，則包括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陳毅等人。

第三代海歸主要是從歐美留學回來，以學習科學技術為主的人才。他們在自然科學各領域獲得國外的碩士、博士學位。這些人中包括錢學森、錢三強等在內的許多人都成為聲名卓著的科學家、教育家、藝術家，成為新中國社會發展與國力提升的棟梁。

第四代海歸是從蘇聯和東歐留學歸來的人員。從1950年到1965年，中國向蘇聯，以及東歐等地區的20多個國家派出留學生1萬餘名，其中向蘇聯派遣8000多人，約占80%。這些人主要在國外學習工程技術和實用科學，回國後都成為五六十年代建設新中國的中堅力量。這一代海歸中包括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技術人才，江澤民、李鵬、鄒家華、李嵐清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五代海歸是指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出國接受過多元化教育的留學歸國人員。這段時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留學熱潮，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在教育部直屬高校中，校長中有78%是留學歸國人員，博士生導師中海歸占63%，國家級、省部級教學、研究基地(中心)、重點實驗室主任占72%，54%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有留學經曆。與前四代留學的先輩相比，第五代留學歸國人員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第五代海歸精英特有的多重文化和學習背景、國際性人脈和全球化視野都是難能可貴的。他們跨越東西方文化，依賴現代化的交通和信息傳播手段與世界全方位接軌，使他們更具國際化色彩。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大潮裏奮力拼搏的創業意識，也是當代中國留學歸國人員區別於以往任何時代的海歸的最鮮明的特征。

可以說，前兩代海歸是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力量;第三、四代海歸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而第五代海歸則令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現代文明體系之中。

當前，一方面，中國年輕一代“出國潮”的熱度不，而另一方面，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減弱，導致科技領域對國際人才流入的需求顯著下降。在此情況下，“歸國潮”也必然成為未來許多年的大趨勢。始於改革開放政策、曆經30餘年的留學大潮，正在給中國帶來更大規模的新一代人才回流。近年來中國出台的各種人才政策，直接推動了這一趨勢的發展，它對中國真正融入現代文明體系所具有的曆史意義，是一個需要未來解讀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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