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治罅隙消失，“學術自由”也即無從依附

日前，知名文史學者、華東理工大學張榮明教授以竺可楨日記為依據，從中鉤沉出竺可楨與陳寅恪近半個多世紀的交往故事，寫就《竺可楨與陳寅恪》一書。這本書裏有關陳寅恪“不以華羅庚為然”的記錄與評述，引發了讀者的關注。

1957年2月，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赴南方考察及參加華南熱帶資源開發科學討論會，順便探望分別十多年的老友陳寅恪。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竺、陳兩人的首次晤面。

這次會面，陳寅恪坦率地談到他對時任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華羅庚的不滿。竺可楨在1957年2月18日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與陳寅恪的這次會面，寫道：“渠意頗不以華羅庚為然，說其過去曾建議蔣介石成立科學青年團，認其有創造能力，但其言論作風之味不佳雲”。

對近人日記研究頗深的張榮明，還從另幾位學者的傳記或者文章中，尋找到一些有關華羅庚張揚、奔放及霸氣的個性描述。1935年華羅庚在德國一本著名數學雜志發表了一篇論文，那時中國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陳省身在個人傳記中稱，華羅庚當時站在清華科學館逢人便告訴這一喜訊。

此外，根據竺可楨日記，美籍華裔數理邏輯學家王浩也對華羅庚行事風格頗為不滿，“間常批評華羅庚”，稱其“在數學界包辦一切”。

1985年6月，華羅庚在日本講學時逝世，考古學家夏鼐在日記中寫道：“華公數學天才，但熱衷於名，鞠躬盡瘁，苦於奔波之勞。他的兼職頭銜極多，這次訃告上只有‘數學家’是他的本行職務，其他都是社會活動所得的政治待遇。”

對於這些曆史記憶，張榮明表示：“華羅庚為人處世不免有種種特異之處，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從華羅庚逆境奮鬥屢有創獲觀之，其人仍不失為現代中國數學界負有國際聲譽的一代豪傑。”

1955年元旦，薑立夫來拜訪，竺可楨了解到老友陳寅恪較詳盡的狀況：

薑立夫來。他於明日即回廣州中山大學。據雲，陳寅恪與他統生於1890年，與我同年。寅恪雖目已失明，但記(心)﹝性﹞奇好，助教問他問題時，可以指出某書某卷某頁雲雲。(《竺可楨日記》第九卷，1955年1月1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四卷第3頁)

這條記載佐證了陳寅恪超群軼倫的記憶力。1959年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拜訪過陳寅恪之後，亦贊歎陳寅恪“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156頁)。陳寅恪中年失明，但晚年花費十載光陰撰寫《柳如是別傳》這部八十萬字的巨著，“旁征博引各種典籍，舉凡漢唐明清、儒法道釋、人事花果、經史子集，據粗略統計，多達六百種以上……引書總數如此，則連參看過而沒有引用的在內，恐將近千種”(何齡修：《〈柳如是別傳〉讀後》，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第620-62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雖有助手為之查找資料及記錄文章，但主要還是仰仗他本人天賦異稟的超凡記憶力。

同年5月，竺可楨因公陪同蘇聯科學家赴南方考察，途經廣州中山大學，因公務纏身，未能訪晤老友薑立夫、陳寅恪，不免感到些許遺憾：“回途在中山大學碼頭登陸，一遊校園，惜未見薑立夫與陳寅恪。”(《竺可楨日記》第九卷，1955年5月25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四卷第97頁)此日下午兩點，竺可楨視察華南墾殖局熱帶作物研究所，作科研指導。四點“乘車至毛主席(1924-26)主辦農村改進講習班的故居，現成一博物館。此講習班共辦六班，周總理、林伯渠、瞿秋白等曾為講師”(同上)。可見竺可楨此次南方之考察，行程安排極其緊湊。

1957年2月，竺可楨赴南方考察及參加華南熱帶資源開發科學討論會，他終於有時間可以去探望分別十多年的老友陳寅恪。這是大陸解放後竺、陳兩人的首次晤面：

至中山大學宿舍晤陳寅恪及其夫人，系複旦同學，十餘年未見，眼半盲，但尚能認人。相詢年齡，知我們兩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我二月生，長他們五個月。並知立夫初病胃，有動脈阻塞現象，住﹝

﹞醫院五樓。渠意頗不以華羅庚為然，說其過去曾建議蔣介石成立科學青年團，認其有創造能力，但其言論作風之味不佳雲。出，晤中大校長(副)馮乃超，知中大現有學生二千三百人，已成立研究組，有化學方面，招了研究生。(《竺可楨日記》第九卷，1957年2月18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四卷第516頁)

這一段文字對研究陳寅恪生平及思想非常重要，但由於涉及對著名數學家華羅庚(1910-1985)為人做事的評價，不免有點敏感，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所出版的《竺可楨日記》五卷本中已被刪去。

自1943年年底，竺可楨與陳寅恪在重慶觀音岩一別，“十餘年未見”。這十多年間，華夏大地戰火紛飛，天翻地覆。此次故人重逢，不由分外親切，談到年齡，乃知竺可楨、陳寅恪、薑立夫三人均生於1890年。由於竺可楨是管理科學院研究所的領導，陳寅恪坦率地談到他對華羅庚的不滿。

當年陳寅恪贊賞青年華羅庚，“認其有創造力”，但1957年之際，陳寅恪卻“不以華羅庚為然”，原因是“其言論作風之味不佳雲”。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使得陳氏看法有了大幅度的轉變?仔細閱讀卷帙浩繁的《竺可楨日記》，可以發現種種原先不為外界所知的蛛絲馬跡，拼湊成兩條草蛇灰線似的線索，或可為陳寅恪對華羅庚由贊賞轉變成反感的原因提供一些參考。

第一條線索是華羅庚搶先爭當數學所所長。1949年大陸解放之後，竺可楨因其學術成就和崇高威望，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一職。當時科學院領導是一正四副：郭沫若任院長，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吳有訓任副院長，各人且有具體分管范圍：“三點至院開臨時工作會議。郭沫若報告行將出國，對於院中組織略有更換，每副院長將領導若幹所，如仲揆領導地質、古生物二所，孟和領導社會、曆史、考古與語言，餘則領導地理、地球物理、水生、實驗、植物分類、心理、生理生化。再新聘吳正之領導數學、近代物理、應用物理、有機、物化、工程、天文七個單位，以正之兼任辦公廳主任。五點散。”(《竺可楨日記》第七卷，1950年10月30日;《竺可楨全集》第十二卷第212頁)院級領導的座位既已排定，值此社會轉型之際，各路學術精英就紛紛開始競選院屬研究所所長一職。據竺可楨所記：

與惲子強談數學所，以華羅庚急於成立所，且自願擔任所長，步青現為籌備主任，但張宗燧、陳建功均不主張步青為所長。最初三強等對於華羅庚亦極不贊同，但近來頗漸了解，故院中近頗屬意於華。華又在到處演講，在《人民日報》上寫文，故子強意欲餘示意於步青，請其自讓。晚間與步青談半小時，渠對於浙大方面擔任教務事不甚痛快，又乏書籍期刊，故頗願來，但以工資太薄為慮。在浙大支680可得280單位，又以〔家〕人多，省府另貼68單位，共得348單位。而此間所長亦只1300斤小米而已。因此怕不能維持生活雲。(《竺可楨日記》第七卷，1950年12月9日;《竺可楨全集》十二卷235頁)

惲子強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編譯局副局長，他告訴竺可楨：華羅庚急於要籌建數學研究所，並毛遂自薦要當該所所長。蘇步青(1902-2003)原為數學所籌建中的籌備主任，按理來說既為籌備主任，自然是該所所長的首選人物，然而蘇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項，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競選所長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學家張宗遂、數學家陳建功的共同反對，說明並非是眾望所歸。

對於華羅庚急於要自攬數學所所長一職，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一開始“極不贊同”，然而華羅庚“功夫在詩外”，在競選所長的過程當中頻出奇招，“華又在到處演講，在《人民日報》寫文”。天道酬勤，經過綜合考察後，中科院領導層的天平開始傾斜到華羅庚一邊，院黨組書記惲子強與竺可楨商談，請竺勸蘇步青自動退避三舍，成全華羅庚出任數學所所長之願望。孰料蘇步青對於中科院數學所所長一職並不十分熱衷，甚至視為雞肋，原因在於在中科院任職的薪水當時折合成實物不高，而回浙大當教授可以得到省政府的特殊津貼，故不必費心竺可楨勸退，蘇步青權衡利弊之下自動打退堂鼓矣。

事隔一星期後，竺可楨在日記中又談及此事：

中午約步青、程民德在寓中膳，並約黃宗甄與王淦昌，步青今晚回杭州。據程民德言，渠近來已升為清華教授，又謂清華對於華羅庚不甚滿意，故甚欲其專任科學院事。而許寶騄、張宗燧均力促其成。正之、子強均為所動，故數學所所長遂將華莫屬矣。華近在報上作詩，到處演講，頗為活潑雲。(《竺可楨日記》第七卷，1950年12月16日;《竺可楨全集》第十二卷第239-240頁)

原來清華大學對本校華羅庚教授有所不滿，故非常希望華氏去中科院當專職所長，而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許寶騄、物理系教授張宗燧在一旁“力促其成”，以致中科院副院長吳有訓(字正之)、黨組書記惲子強深受影響，故數學所所長非華羅庚莫屬矣。耐人尋味的是，竺可楨在此再次強調：“華近在報上作詩，到處演講，頗為活躍雲。”

當年，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擬在院中設立民族學研究所，托傅斯年出馬力邀語言學家李方桂擔任所長一職，李氏屢辭不獲，只得直言相告：“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才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是三等人才。”(馬學良：《悼念我的老師李方桂先生》，載《馬學良民族語言研究文集》第303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這則逸聞已為學界熟知。此外，享譽國際的趙元任於1947年整裝歸國之際，因時任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來電邀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就斷然決定推遲回國。這兩個事例深刻表明趙元任、李方桂包括陳寅恪這一輩身居時代學術高峰的頂尖學者皆以學問為性命，視官職為贅疣，恰如莊子所言：“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莊子·逍遙遊》)如今華羅庚無視蘇步青在籌建數學所過程中已擔任“籌備主任”之現狀，竟搶先卡位，毛遂自薦當所長，且“到處演講”、“報上作詩”，大造聲勢，廣博名聲，“故數學所所長遂將華莫屬矣”。——此種行事風格自當為陳寅恪之不取。

第二條線索是：華羅庚反對曾任中國數學會會長的薑立夫當選學部委員。1955年中國科學院開始評選學部委員：“今日討論學問委員人選。餘報告去年四月發信征求選委員後情形，計數理化、生物地學及技〔術〕科學共發615封信，收回81%，生物地學發306，收回246。第一次選定160名，其中生物地學占53(35+18)，後又交各院校、省黨部等審議，又加了至220名，生物地學73名，最後又在院加了廿九名，遂達249，生物地學83名(56+27)。各科雖均以科學上的創造性成就、對於科學作推動作用和政治水准為標准，但標准仍不免有高下。”(《竺可楨日記》第九卷，1955年3月21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四卷第50頁)過了兩天，中科院開四學部聯席會議繼續討論此事，竺可楨擔任執行主席：

首請吳正之(有訓)報告數理化組討論〔人〕委員人選和□□的全國研究計劃辦法。數理組昨午開會討論，數理組原來48位委員中，主張去掉薑立夫，因為若是薑在內，則張子高亦應加入。聞華羅庚竭力反對薑之加入，動機尚是陳省身為薑之學生，而薑把數學所書籍移台灣實是極大損失。(《竺可楨日記》第九卷，1955年3月23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四卷第51頁)

華羅庚反對薑立夫當選學部委員的理由有兩點：一是1948年底赴美的陳省身(1911-)由於傑出的科研成就，被邀請在1950年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一小時報告，異軍突起，聲名大噪，成為“國際微分幾何研究的領袖人物”(參見張奠宙、王善平著：《陳省身傳》第111-112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陳省身是薑立夫的首位高足，但解放後他沒有及時回國服務，薑立夫作為陳省身的恩師沒有或者沒有成功施加影響促使高足歸國——這一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不能不說是已成為一種授人以柄的理由，故華羅庚反對薑立夫入選時強調：“陳省身是薑之學生。”二是1948年12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數學所之第一批重要圖書、儀器、設備，由李濟督運，隨同故宮遷運文物，由海軍部派中鼎輪運往台灣，28日抵基隆”(潘光哲：《何妨是書生——一個現代學術社群的故事》第159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數學所(包括圖書、儀器)圖書遷台事宜當時由薑立夫具體負責，或許是被迫的，但畢竟薑氏是該所主持人，故華羅庚要強調：“薑把數學所書籍移台灣是極大損失。”

世變勢移，華羅庚反對原中國數學會會長薑立夫當選學部委員，在1955年是大獲全勝。竺可楨在其日記中作了相關記載：

晨九點開十六﹝次﹞院務常委，討論中國科學院組織形式……當場通過學部委員238人名單(參閱三月十三日和1954年8/13日日記)，在最後249名中去掉薑立夫、孫承諤、崔之蘭、沈克非、丁道衡、孫敬之、鍾林、江澤民、馬衡、楊向奎及全部教育法律項下的人，加了丁瓚、紀育灃、樂森璕等。(《竺可楨日記》第九卷，1955年4月7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四卷第60頁)

1949年之前，薑立夫曾出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數學會會長。陳省身是他的高足，但他對自學成才的華羅庚也相當器重，“曾經多次致函中央研究院領導，推薦華羅庚的工作，並為華羅庚到前蘇聯訪問籌措經費”(《陳省身傳》第125頁)——因此，當解放後華羅庚借政治上的原因排斥薑立夫入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不能不引起陳寅恪的反感。

或許華羅庚具有獨特的張揚、奔放及霸氣的個性，比較令人注目。陳省身在回憶中極為敬佩早期華羅庚每日鑽研十多個小時的勤奮精神，同時不經意間透露了一個細節：“記得1935年華羅庚在德國的著名雜志《Mathematische

Annalen》發表了一篇論文，那時中國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華羅庚當時站在清華科學館逢人便告訴這一喜訊，在他一生的傳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筆。”(《陳省身傳》第42頁)此外，馳譽國際的美籍華裔數理邏輯學家王浩(1921-1995)似乎對華羅庚行事風格頗為不滿。王浩後去英國牛津大學任教職，遇見紅學家吳世昌經常談及這一點。1962年，吳世昌攜妻女歸國，供職於中科院文學研究所，拜訪竺可楨時聊到王浩在海外的一些狀況：“王浩與吳世昌同住四年，所以深知其人，間常批評華羅庚，謂其在數學界(中國)包辦一切雲。”(《竺可楨日記》第十一卷1962年10月4日;《竺可楨全集》第十六卷第358頁)1985年6月，華羅庚在日本講學時溘然逝世，消息傳來，享有“七國院士”榮銜的考古學家夏鼐在日記中寫道：“華公數學天才，但熱衷於名，鞠躬盡瘁，苦於奔波之勞。他的兼職頭銜極多，這次訃告上只有‘數學家’是他的本行職務，其他都是社會活動所得的政治待遇。他的心髒病曾發過幾次，這次最終仍以此死於異國，悲夫!”(《夏鼐日記》第九卷第475頁，1985年6月14日，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

綜上所述，從陳寅恪、陳省身、王浩、夏鼐這四位不同領域名家所作的回憶及評論來看，華羅庚為人處世不免有種種特異之處，但筆者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從華羅庚逆境奮鬥屢有創獲與時俱進的人生曆程觀之，蓋棺論定：其人仍不失為現代中國數學界負有國際聲譽的一代豪傑。

竺可楨日記中這段“渠意頗不以華羅庚為然，說其過去曾建議蔣介石成立科學青年團，認其有創造力，但其言論作風之味不佳雲”記載非常重要，不僅表達了陳寅恪這位曆史學家評價學界人物所一貫秉持的價值觀，而且透露了陳寅恪當年與蔣介石晤面時所提的建議。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同月，陳寅恪自昆明赴重慶，3月21日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屆評議會，“即席申述院長人選必為國際學術界知名學者，選舉院長必須尊重各人自由意志。二十二日晚，出席蔣介石評議員之晚宴”(卞僧慧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第199頁，中華書局，2010年)。後來，陳寅恪吟詩一首，題為《重慶春暮夜宴歸有作》：“頗恨平生未蜀遊，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裏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好友吳宓對於此詩曾作評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吳學昭著：《吳宓與陳寅恪》第10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

此詩第六句即是“看花愁近最高樓”，此處“最高樓”暗喻掌握最高權位的蔣介石，既然是“愁近最高樓”，故引發吳宓之評：“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珠聯璧合，天衣無縫。看過這一詩一評的讀者或許有理由認為，被人譽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的陳寅恪，大抵對於此時掌握國家最高權位的蔣介石冷漠而不屑一顧，或者出於禮節，在宴會上頂多隨口敷衍幾句。孰料曆史的真相並不如此。君不見陳寅恪“曾建議蔣介石成立科學青年團”，推薦華羅庚“有創造力”，可發揮一技之長乎?

據說蔣介石曾以兩個團的兵力為核心凝聚軍隊北伐成功，故對“團”情有獨鍾，推而廣之，對於部隊軍官訓練，黨政人員訓練，皆喜歡以“團”命名，如廬山訓練團、峨眉訓練團、珞伽山訓練團，直至中央訓練團，並以“團長”自命。意味深長的是，書生陳寅恪竟然深知這位抗戰時期軍事統帥蔣介石的癖好，在此建議成立的不是“青年科學研究所”，不是“青年科學研究社”，而是“科學青年團”。這個“團”字，真是神妙獨到秋毫巔，深刻表明靜居書房的陳寅恪對於大千世界的世態人心具有極為全面的洞察力，同時也佐證了吳宓早期對於而立之年陳寅恪的一個評價：“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44頁)

曆史上，傳說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向康熙皇帝建議成立科學院——筆者無意把陳寅恪建議成立“科學青年團”與此相比附，但無論如何亦可一破“看花愁近最高樓”以往詮釋的“路徑依賴”。事情的真相恰恰是：面對外敵入侵而民族存亡危機之時，陳寅恪借著接近“最高樓”之機會，曾熱心地為國家科學發展獻言獻策，建議設立青年研究科學的舞台，集聚天下科技精英新銳，抱團研究，開拓進取，有所創造發明——陳寅恪雖然是越界跨行建言，但完全是出於一片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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