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氏《水經注》中的六種不注出

酈注中大部分引用文獻都是標明了出處的，即便某些地方未注明，在別卷再次引用此書時一般都會標上，除非此書撰者有爭議、歷來不明其詳或人所共知，注中還有很多小說遺文未標明出處，一度給後世帶來很大的困擾。雖然現今楊、熊《水經注疏》找出了其中大多數的小說故事，並較其異同，但還是有些連楊、熊二人也不明所以。酈氏不載明出處，大致分以下幾種情況：

（一）某些耳熟能詳，世人皆知的故事傳說，酈氏可能不標明出處，如：“昔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麵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及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沉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於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複為玉也。”“及子朝篡位”前禹治水得《河圖》事出於《尚書·中侯》，在經學發達的古代，估計無人不曉。後文抄變《左傳·昭二十四年》文，此處旨在說故事，而非考據，所以也未注明來源。

（二）去北魏不遠之事，酈氏也可能不載出處。酈注中記載了多處十六國時期和宋魏之間的戰事。有趣的是，在南北朝南北政治對峙時期，酈道元在論述劉宋與北魏戰事時，多用南朝年號或南朝皇帝諡號，言辭恭敬無鄙薄之意，論述基本客觀，甚至還有讚賞的意味。這與中國古代漢族政權動輒稱敵對勢力為偽朝，而在正史中刻意規避忌諱有所不同。或許從文化情感上來看，酈道元更偏向于南朝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如：“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修之守此城。魏軍南伐，修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湧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修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

觀其文似在讚賞修之之節。而修之母親之言，發自肺腑，動人心腸。此事在酈氏出生前幾十年，其中言語如在耳畔，應該不是耆舊傳言，而是引用南朝史書。而當酈氏述及燕慕容氏和趙石虎等人時，他的態度與記錄南朝賢人時形成鮮明差別，一般都直呼其名，視同蠻夷。如卷五“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句下吟了三則於此的故事傳說，一則關於石勒襲劉曜，以河冰泮為神靈之助，號此處為靈昌津。會貞按此故事《御覽》引劉敬叔《異苑》，比此更詳盡。酈注卷四十也引用了此書，且明確注明劉敬叔《異苑》，此處故事或本此。第二則事故是關於澹檯子羽攜璧渡河，斬蛟毀璧而去。此本《博物志》原文，今本《博物志》抄錄《御覽》，比酈注稍略。第三則講趙建武中，造浮橋與津上，經年不就。石虎沉璧於河，璧流渚上，斬匠而還。此事同樣不注出處。然考此事見於《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但酈注從沒明文說明他引用過《十六國春秋》，雖然酈道元與崔鴻幾乎生活於同時。酈注分別引用過宋裴景仁《秦紀》、車頻《秦書》、燕范亨《燕書》、《東燕錄》、沈約《宋書》、王智深《宋紀》。這些史料也是崔鴻撰《十六國春秋》的參考書，所以酈氏極可能是引用了這些原始材料，而不是崔鴻成書。由於這些史書都是當時割據勢力的史書，體例雜而又去時不遠，所以酈氏選擇不注出處也是有道理的。像這種同個地方有多個不同人物故事時，酈氏並引但不載出處，故以示博。

（三）為敘事方便，銜接自然，以敘事口吻變相引用，增加行文方式的多樣性，這種情況一般都是前文寫到某個地方，後文緊接著就寫這個地方某人的故事，所以前面會有“昔”、“邑人”等銜接詞，如：“睢水又東經睢陽縣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緇車，被繡衣，而謁於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求之與泉陽男子餘且獻神龜於此矣。”

此段時則引自《史記·龜策傳》文。又如：“（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隋侯珠。”

隋侯珠的傳說漢代已有，高誘《淮南子·覽冥訓·注》故事與此相似，酈氏此處明顯有概括簡略引述。另句道興本《搜神記》第三十四條有隨侯珠故事，觀其文，比酈注詳盡遠甚，其中委曲經過有詳細描寫。只是其文也殘缺不全，除個別字缺失外，結尾已佚。句道興本出於敦煌石室，應該是出於唐人之手。觀其中此條文辭內容，可能是幹寶《搜神記》原文。但酈道元未注明出處，參考《水經注》中其他幾條引用《搜神記》的小說材料，酈道元都注明了源於《搜神記》。而此條不明，或許不是本自《搜神記》而本自他書，這種假設並非沒有可能。但以上兩則材料都是前面提到某處，後緊緊接著就引古書上關於此處的傳說，銜接自然流暢而不拘於引文出處。

（四）略寫故事，寥寥數語，且不載出處，如上文石勒襲劉曜，感神靈之助事，熊會貞按《御覽》引《異苑》原文稍稍詳盡一些：“石勒元初十一年，伐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凍將合，軍至而冰自泮，舟楫無閡，遂生擒曜。勒謂是神靈之助，改名靈昌津。”

《晉書·載記》略同。而酈氏引文僅四句話，言簡意賅，對故事描述精要一些。對注書而言，這也未嘗不是一大優點。但酈注有些小說故事酈氏略去不引，甚至一筆帶過，如：“水上舊有梁，青荓殞于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

此文三句看似三個典故，實則俱是豫讓刺趙襄子的故事。《呂氏春秋·序意》《史記·刺客列傳》並載其事，而酈氏分三人三事敘之，且略去出處，可能是因為豫讓刺趙襄子之事流傳甚廣，無人不知的緣故。再者，酈注多次引用《史記》《呂氏春秋》，前文引用過的文獻，後文出於同文獻者，酈氏有時不再特意標明，尤其是在同卷或同一處的時候。

（五）改易故事原文，雜采多部文獻混為一體。或是酈氏有意為之，以便行文流暢。也有可能是酈氏本身博覽群書，情不自禁，洋洋灑灑，傾瀉而出，此舉同樣是為了銜接自然，增添故事的形象性和趣味性，如：“賈辛邑也。賈辛貌醜，妻不為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

據考據，酈氏此文有紕繆。據《左傳》，貌醜者賈大夫也，非賈辛。熊會貞按，《元和志》、《寰宇記》引酈注文已駁其誤。且《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敘此事為：“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禦以如皋，射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明顯可見歸併及添加的痕跡，當是酈氏據己意改之，但確使得原文簡要且加強了故事的奇異性，也許這就是酈氏觀《左傳》時腦海中構想的故事情形，藝術性高出原文一籌。酈道元的好奇之性和小說才能也從中得以體現。據兩處訛誤來看，酈氏此處或許並沒核查原文，而是憑記憶順手摘引。這就是考據與存古的差別所在。若是考據，酈氏應當不會如此大意。

同樣的情形在酈注中有多處，應該是酈氏的引文習慣導致的，如：“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

此事出處甚多，字詞互有差別。酈氏此引與《隸釋》引《博物志》字句基本相同，則酈氏引此當出於《博物志》，唯無“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句。此句出於《神仙傳》敘劉安事。這可能不是酈氏大意或是記憶出錯的緣故。因為整篇原文照錄，而憑空添加此句。私以為酈道元注書時有時是刻意不注明出處的，因為在即地存古的時候，對於一些小說異聞，他不僅僅是在引用原文以供後人考證，而是在創作。他好奇的心性使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創作衝動，所以對古人的故事加以改編潤色，使人物、過程、環境更加生動飽滿。此句加入“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就是這樣的效果。

總而言之，酈注在引文方面自有一套慣例，有些規律性的東西，但這種規律性不是數學物理性的絕對，因為他會伴隨著一定的主觀隨意性。以上雖然分了六種探討酈氏不注出的情況處，但某些引文可能同時包含其中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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