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對古代筆記小說的分類探究

小說批評發軔于唐前，但小說批評形成規模和社會影響力至唐朝才開始形成。唐朝穩定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為唐前小說的階段性總結和小說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社會基礎。隨著唐傳奇的產生和影響的擴大化，文士階層不乏對小說概念、類別、價值等方面的評論研究。

唐劉知幾從史學發展的角度將小說分為十類: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分類列舉，指陳優劣。劉知幾是唐朝著名的史學家，《史通》宗旨在於重振史學正統。他鮮明提出古代良史秉筆直書的作史原則，將雜史別傳等剔除史書之列以保證史書純正。對“異辭疑事”的小說，“學者宜善思之”。魏晉南北朝時期，作史撰志風氣繁盛，家庭門第觀念和小說風氣催生出家史、郡書、瑣言、逸事等新奇的史書類別。觀其類別和所舉例證，能稱得上小說的大略有偏記、小錄、逸事、瑣言、別傳、雜記等，劉知幾從史書發展和流變的角度，將偏記、小錄、逸事等歸於史書變體之下，正體現了小說“史之餘”的特點，家史是國史啟發下史風繁盛的標誌之一。

劉知幾的分類是史學和小說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小說史現象，反映了當時的小說現狀。唐代去南北朝不遠，唐人眼中的小說與北魏酈道元的小說概念相近，劉知幾所舉的類目雖然是出於將小說性質的史書剔出史學範疇，保持史學之純正的目的，但客觀上對《水經注》引用的小說材料粗分類提供了便利，因為酈道元引用的小說文獻也包括了劉氏提到的很多史書或是小說類別。

宋初關於小說的專著首推李昉等人編撰的大型小說類書《太平廣記》。其內容大多是漢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說，釋藏﹑道經等宗教文獻及以小說家為主題的雜著。

全書共五百卷，目錄十卷，從內容題材的角度將小說分為神仙、女仙、道術、方士、異人、異僧、釋證、報應等九十二類，又有一百五十餘細目，故事巨集博，是漢、唐、六朝遺聞小說之集成。從題材的類目可以看出《廣記》的側重點在於神怪類故事，這與酈注所引小說題材偏重是相同的。至少可以斷定，北魏至宋初，所謂小說主要就是指神鬼類誕幻無稽的志怪小說。與《水經注》相比，《廣記》的小說專而全，多有酈注未引者，同引的材料二書又有細微差別。為方便查詢和引用，將原書打亂按類逐次編撰，這種形式與《水經注》引用小說的形式有近似之處。酈道元並沒有引用某本小說的全部，而是擇其所需。所以整理酈注中所有可視為小說的引用資料，然後再分析各自類別。《廣記》某些類目同樣適用于《水經注》，只需進一步概括合併。

比如女仙是神仙的一種，除非出於特別突出女仙現象的目的，可將女仙歸入神仙類；又神仙、女仙、道術、方士、異人、異僧屬於宗教教眾，釋證、報應、征應、定數、感應、讖應等都是佛道教義，可合而並之歸於宗教類；又如名賢、廉儉、氣義、知人、精察、俊辯、幼敏、器量、文章、才名、儒行等明顯都是儒家稱揚提倡的美德或才行；雷、雨、山、石、草木、龍、虎、狐、蛇、禽鳥、水族類等都是自然界的生物現象；諸如此類。

現代對於中國古小說分類的研究基本上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分為志怪和志人小說。

雖然不失為科學的分類方法，但過於簡單粗暴的分類並不適用於像《水經注》引小說這種零碎的小說片段式引用，其研究視角是立足於小說級與級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個體材料之間的關係。所以在志怪與志人之下，又有二級類目，這些類目名稱卻因人而異。如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詩稿》分小說為志怪與軼事（志人）兩類，志怪又分記怪類（記鬼怪靈異之事）、博物類（山川地理遐方異物）、神仙類（求仙修道的仙緣異事），軼事分笑話類（如《解頤》）、逸事類（《西京雜記》）、瑣言類（《世說新語》）三類。這種研究方法古代小說評論家胡應麟做過嘗試。《少室山房筆叢》是一部以考據為主的綜合評論性筆記著作，在這部雜評中，胡應麟將古代小說分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共六類，每類舉要列四部小說為範例，如志怪類的代表作品有《搜神》、《述異》、《宣室》、《酉陽》，傳奇類有《飛燕》、《太真》、《崔鶯》、《霍玉》，諸如此類。

但他分類中的小說與後世紀事為主的小說並不一樣，如《世說》，胡應麟自己也道，世說以玄韻為宗，標格出奇，而不以紀事為要。所幸酈道元索引的小說材料，這種雜言體相對較少。又明清小說發展遠勝於唐宋，小說出現了新的範式。如此處所說的“傳奇”就是唐代才出現的小說樣式。由於所處時代較晚，胡應麟的分類較前代更加面面俱到同時又不失精要，這是對古代小說有意識進行的系統化的分類研究。除此之外，他還認識到了古代小說“文備眾體”，多樣化而不穩定的文體特點，或近於經，或類於注疏，或通于史，類志傳者，甚至還有似詩文評，體制駁雜，與子類、雜家想出入。

胡應麟指出了古代小說分類的最大障礙所在，但是他對這障礙似乎也無能為力，所以他的分類的極限頂多無限接近科學全面。按現代小說文體三要素敘事性、虛構性、形象性的標準，也就前三種勉強稱得上是小說，後三者議論性遠過於敘事性。胡應麟將後三類納入小說，是因為古代小說原本就有子之余的傳統。先秦百家諸子本以議論見長，議論說理乃其表達的手段和目的。這是由小說觀念的不同引起的分類偏差。胡應麟在分類之後對各類之間的聯繫作了補充說明：

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舉存，姑舉其重而已。

“最易混淆”也暴露出胡應麟的分類方法並不完美。分類標準不夠明晰，這是古代小說分類面臨的共同難題。

明代未解決的難題，清代也仍懸而難決。清代是中國古代文學進入集大成的總結階段。紀昀編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家類》篩選了古代小說書目，從題材內容角度，將小說分為雜事、異聞、綴輯瑣語三類。其類目精要，與志人志怪這種雞肋式分類方法本質上有差別。從術語的角度分析，雜事大體指以史事材料為主的人間瑣事，異聞大概等同於神鬼怪異之志怪傳奇，綴輯瑣語約略就是如《世說新語》中某些玄遠冷峻的名言瑣語，三者差別也很微妙，可代表中國古代大部分筆記體小說的內容。紀昀是相對比較傳統的小說評書家，對小說的認知和評價是從儒家道德和文學觀出發的。他的篩選原則是“真”和“善”，即講求小說實錄的真實性和小說“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的社會功能在語言辭藻等形式方面的要求是言辭雅馴可觀。此處未舉例闡釋類目所指，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小說家三卷，每卷對所列舉的小說有詳盡說明；小說家類存目兩卷，此外還有釋家、道家、道家類存目各一卷。又將部分雜史雜傳歸於史部，把胡氏所謂的叢談、辨訂、箴規非敘事性三類歸於子部雜家。

以上所述，分別代表了各時代對小說發展軌跡和類別的經典論述。但正如前文所言，著眼點過大的分類方法或許並不適於《水經注》引小說的分類，但其中部分內容對後者有很高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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