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華山：酈道元的小說觀

小說觀是指酈道元本人對小說的認識和態度：認識包括對古代及當時小說的定義、範疇、分類，在當時的地位及發展情況等等；而態度則指酈道元對小說接納或排斥，以什麼樣的心態和目的在《水經注》中大量引用被斥為“小道末技”、“荒忽誕妄”的小說材料。

由於酈道元的作品多數已散佚，沒有文論或雜評傳世，其對小說的確切觀點已無從知曉。現論述其小說觀，只能立足于當時社會文化環境和當時小說發展情況，再從《水經注》中具體引用的小說材料探其概貌。

酈道元注《水經》廣引小說雜聞，精思佳構，說明酈道元注書的態度是創作和研究互不相擾，其中或許還有些玩樂的興味。否則，依酈道元的學識，他不可能不知道孔子“君子弗為”的“祖訓”及歷來儒學經典的注書範式。但正如前文所言，“大雅君子”們心知其妄，但仍然不舍對小說的喜好，何況處在一個搜神志怪並不會過分招人非議的時代。然而隋唐大一統之後，儒學的地位重新得以確立，酈道元對小說的態度明顯無法取得學界主流的認同，《水經注》在唐代名不甚著就不足為奇了，這或許也是此書迅速散佚的原因之一。唐代的名士如顏師古、太子賢、司馬貞、杜佑等對此書都不重視，劉知幾譏其編而不窮，也是因為酈道元繁征博引，雜采神佛虛妄之事，注書有失嚴謹。由此可見，酈道元雖出身世儒之家，但他的小說觀是有別於後世大多數儒學名流巨擘的。

荒忽悠謬的文風並不是魏晉所特有，如先秦時期莊子、列子、山海經等著作就是虛構志怪的早期代表，只是到魏晉南北朝，隨著佛、道的浸淫，神鬼災異，祥瑞靈變才蔚為風氣。搜神志怪冠冕堂皇地進入文學和史學殿堂。最初是搜集整理形成不成文章的小說雜言集，其後出現了仿史性的雜史雜傳。小說與史本有源流關係，明代陳言《穎水遺編·說史》就以為，雜史是正史流變而成，而類書、小說、家傳等則是雜史演化所生。古代史官紀事，見聞廣博，間以虛誕怪妄之說，本是史官之末事。魏晉以後，志怪多出於娛樂性目的，魯迅就說過“若為賞心而用，則實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晉”，“遠實用而近娛樂”。

好奇尚博是當時文壇的普遍風氣，酈道元引小說注地志也有這種心理推波助瀾。酈氏好錄神怪奇異之事，《水經注》中的小說材料是其博聞強識有意搜集的成果。但魏晉對小說好奇的娛樂態度並不意味著對鬼物奇怪之事的不以為然，相反，某些後世所謂的小說在當時是以實錄的態度記錄的，間或稍微增益誇張了些。從《水經注》看，酈道元對靈異奇事的態度是信而持疑，這與晉幹寶的小說觀大同小異，甚至可以算是當時文人的普遍心態。二人時代相隔不遠，社會背景相似，幹寶的小說觀對酈道元的小說觀研究很有啟發意義。

今人論及《搜神記》之主旨時，多持“發神道之不誣”的觀點。但若通篇概覽，幹寶對小說的態度是十分謹慎的。《搜神記》古本原序開篇便道，先代的遺逸典籍，因不是親聞目睹，所以聞見難一，古來皆是如此。又說赴告定辭、國史方策等猶且如此，何況是記錄千載以前風俗片言的小說。且考訂小說出處真偽，固亦前史之所病。下文又闡明小說的的諸多價值，如“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

這些猶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小說觀，長篇累牘不外是為《搜神記》或者說為小說正名，但幹寶畢竟還是有所顧慮的。序中措詞謹嚴有度，進可攻，退有據，如“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餘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盡力避開鋒芒所向。同時故意弱化自己作品的地位和影響力，稱其“微說”，“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遊心寓目而無尤焉”。過度謙卑謹慎、患得患失的態度顯露出幹寶對小說身份的不自信，儘管他費心盡力地為小說辯護。

這種矛盾的態度也體現在酈道元《水經注》中。

但與幹寶稍有不同的是，酈道元對小說持態度明朗，沒有遮遮掩掩。酈道元引用小說目的非常明確，對某些小說的可信度也自有論定，絕不是單純賣弄才學，盲目引用。自身能判斷的小說舊聞，酈氏資以為證，若有訛誤，儘量闡明加以校正。無法考辯者，則兩存之，以待後人決斷。胡應麟說：“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聞舛訛，未必盡幻設語。”從酈道元對某些小說故事的評述來看，他對鬼神變異之事自有一番理解，取材雖多是傳聞，但酈道元對鬼物和神格的信仰有時前後矛盾。譬如步游張道遇生母，良馬踟躕，輊軒罔進，酈道元認為“誠願宿憑，而冥感昭征矣”，論及貞女化石，他又舉出啟生石中，摯呱空桑的傳說，且道“物之變化，寧以理求乎”？對於陰陽異變，鬼神僵屍等，酈道元又認為“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人秉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有時又含糊地說“神道茫昧，理難辨測”，“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依文即事，似有符驗，但世代綿遠，難以詳矣”等話語。語意含混，前後矛盾的態度實際上與幹寶一樣，是時代特徵的反映。關乎忠孝先賢，雖蹊蹺不合常理，也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即使心知其偽，也不便公開質疑。某些評述顯示酈道元也受到漢代以來早期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影響。真實性和合理性並不是酈道元引小說的主要標準，相對真實性，酈道元更看重小說的娛樂和實用價值。與魯迅所說當時普遍遠實用而近娛樂的態度不同，酈道元並沒有因小說的娛樂性而忽視其在考證、辨疑等方面的實用價值，兩頭並重，可謂善用小說的典範。

總而言之，酈道元時期，由於宗教等各方面原因，小說受傳統文化的壓力減輕，社會對小說的觀念也有一定改善。但傳統小說觀念並未隨著儒學衰微而徹底消失，其對士大夫階層的影響依然存在，小說始終在質疑和爭議中發展。時代的局限性彰顯了酈道元對小說的矛盾心態，但酈道元的小說觀在共性之外有其獨特的個性。大膽無所顧忌地引用，發掘了小說的多方面價值，酈道元的小說觀與當時小說的發展現狀有稍許不相稱，確切地說是酈道元的小說觀超出了當時小說的發展階段。

【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髮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