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靈的群體審美趣向

南宋紹熙年間，陸游、楊萬里等中興四大家進入創作晚期時，永嘉四靈在葉適的大力提拔下橫空出世，異軍突起，在南宋晚期影響甚大，開啟了新一代詩風。當時學者競相模仿，奉以為宗，號曰“四靈體”。四靈詩改學晚唐，尤宗賈島、姚合，斂情約性，苦吟鍛造，因狹出奇。詩風古淡寒瘦，精秀清圓，一洗江西詩派空硬生澀之風以及理學詩之陳陋迂腐之氣。是對宋詩的又一次反撥，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學意義。

但與此同時，永嘉四靈的詩歌也有其局限性，氣衰格卑，架小才短，為後世詩評家所不齒，文學地位向來不被重視。雖然四靈詩歌總體說來成就不高，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各人所嗜不同，盡其所長耳，豈可以一人之心加諸天下人之心。況且宋末國勢衰頹，四靈野逸寒瘦的詩風正是當時時代風尚的真實寫照，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兼具革新意義。

但是四靈的詩歌並未完全按照葉適所言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還背道而馳。比如葉適所主張的是傳統的“詩教”，宣揚詩歌的教化作用，感發人心，涵養性情，以達《詩經》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敦厚之美。

而永嘉四靈的“詩道”並不在此，而是他們自己所謂的“風騷之精”，不是抒發主體情思，更不在於世俗教化。詩歌擁有其自身獨特的藝術之美，即所謂的詩本位，所以四靈對待詩歌的態度非比尋常。四靈在群體屬性上屬於寒素階層，徐照終身未仕，翁卷嘗登鄉薦，但一生落拓飄零，最後布衣終身。趙師秀出身皇族，徐璣以蔭入仕，但均沉居下僚。

他們被迫淡出主流政治與思想學術中心，迫切需要一個身份定位。他們難以改變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困境，轉而尋求一種以隱逸沉淪者自處的名士情懷，孜孜不倦地致力於詩歌的藝術創造。詩歌的意義不止于一般文人聊以遣懷的遊戲之作，而是上升到人生的終極意義，是他們賴以揚名，確定自己生存價值之所在。葉適在《徐文淵墓誌銘》中寫到徐璣死時情狀：

君將請於朝，棄長泰終從餘，未及而死。垂絕，忽長歎，言“爭爭”者數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張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複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

葉適評之：“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有名未就而有不足耶！”

潛心於詩歌藝術創作使他們暫時忘卻甚至甘於俗世生活的貧賤，追求高蹈清雅的隱士情懷，著力于模山范水，精雕細琢。加上才氣學問所能與性情癖好，他們發自內心地欣賞賈島、姚合幽僻清冷的藝術魅力以及苦吟精思的創作態度。

但葉適在早年確對四靈詩評價甚高，譬如謂徐照詩：“有詩數百，斵思尤奇，皆橫絕歘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憀栗，肯首吟歎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一則因為四靈乃其同鄉後進，其次更重要的是四靈率先回應他的詩歌主張，首倡唐體。正如他在《徐斯遠文集序》中所言：

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淺，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複稍趨於唐而有獲焉。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永嘉四靈在南宋末期的風行一時正是對北宋初九僧詩風的繼承和回歸，儘管二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文學學術氛圍都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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