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期的小說創作氛圍

所謂小說氛圍是指小說創作、流傳、接受所需的自然和社會人文環境，尤其是指後者。小說尤其是志怪小說的產生和發展與當時社會的宗教氛圍及其影響下的社會心理密切相關。

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出自於稗官。

據考證，班固所謂“稗官”大略是指方士待詔或侍郎之類的職官，源于古代的巫職，薛綜注張衡《西京賦》將“小說”視為醫巫厭祝之術。遠古社會的巫是政治和宗教的集合體，隨著歷史演進逐漸分裂為祭師、方士和史官等角色。

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說，志怪小說作為一種小說形態，需兩個重要的前提。

一是特定的信仰背景，如宗教信仰，包括民間各種蕪雜不成體系的對於自然、鬼神或是生殖等社會現象的敬畏和崇拜。這些是魏晉志怪小說的主要內容之一。

第二個重要前提是小說的作者，多半是宗教人士，另有一些則是出於獵奇目的文士。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雲：“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談。”觀宋初編纂的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其內容也以宗教相關的志怪題材居多。宗教對小說的影響不只體現在題材上，很多志怪小說都反映了一定的宗教觀念，如輪回報應、萬物有靈、靈魂不死、物老成精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闡述中國古代小說經歷了一個從巫至道教神仙再到佛教傳入後的鬼神觀的過程。這些宗教背景混雜共同營造出了魏晉南北朝濃厚的宗教氛圍。在這種氛圍下，志怪與紀實縱橫交錯，虛虛實實，所以才出現“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的奇景。

宗教某些內容雖荒誕不實，但後世相關題材的小說多是後人附會演義，以求奇僻。魏晉南北朝小說的某些特點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宗教背景和文化對小說的滲入影響。

這一時期志怪小說作品井噴式增長，題材內容上志怪遠過於志人。

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僅酈道元《水經注》所引書目就有《搜神記》、《列異傳》、《博物志》、《神仙傳》、《神異記》、《拾遺記》、《西京雜記》、《述異記》、《旌異記》等。此外還有如《神異經》、《漢武故事》、《列仙傳》、《洞冥記》、《海內十洲記》、《漢武內傳》等魯迅所謂作于晉後託名於漢的小說。魯迅考證：“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真出於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偽作，至宋明尚不絕。文人好逞狡獪，或欲誇飾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晉以後人之托漢，亦猶漢人之依託黃帝伊尹矣。”志怪小說大多有宗教背景，離奇荒誕的故事情節在所難免，但作品的敘事口吻有強烈的史家實錄傾向，這或許是小說家故意為之，如在作品中採用有史可查的時代、地名、人物等因素。這與遠古神話傳說是不同的。

濃厚的小說氛圍也導致這一時期的史書漸染了一定的小說色彩，尤其是志人小說也興起之後。劉知幾《史通》卷八《書事》第二十九：“自晉世以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諧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識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魏晉修史，有聞必錄，又篤信神道不誣，所以這一時期的史書並不乏恍惚不經的故事。

南北朝的小說與宗教或其他文學類別一樣呈現出南文北質的地域差異。

北魏文學本不見長，《魏書》卷八十五列傳文苑第七十三，“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士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小說的重心在南而不在北。北魏除酈道元《水經注》清健高雅，餘則難稱上乘，而南朝略作于《水經注》同時期的志怪小說作品有劉義慶《幽明錄》、《宣驗記》，劉敬叔《異苑》、祖沖之《述異記》、王琰《冥祥記》等，其中某些關於佛教的小說故事大致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特點。南朝佛教偏重玄談義理等精神上的誠心研習，北方則重佛像、石窟開鑿等實質性的修德行善，這種佛教地域差異也反映在當時的小說之中。南北朝文學的總體風格對當時小說的語言風格影響很大。南北朝文學好駢儷文法和縟豔辭采，辭頗雅馴，又好化用釋家教義觀念。又以南朝尤甚。

北方受地理環境和厚重的歷史文化影響，文學的總體風格是清綺之中又有剛健之氣，魏征《隋書·文學傳序》：“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文化上的地域差異與山水地理位置有一定關係，但其根本在於因地理環境和歷史積澱共同作用下的地域文化心理。如與《水經注》創作時代相近的小說，如劉義慶《幽明錄》、《宣驗記》，劉敬叔《異苑》、祖沖之《述異記》、王琰《冥祥記》等就大略反映了南朝的文化特色。

小說體雜多變，與史書、地志關係尤為緊密。

《史通·雜述第三十四》第二條備述魏晉南北朝的小說流別，分為十類。名目雖多，實際上不出歷史、地理兩類。偏記、小錄、逸事、瑣言、家史、別傳、雜記為史，郡書、地理書、都邑簿為地志。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古代地志，一般記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後來內容不斷擴大，增以古跡、人物、藝文等。內容過分駁雜不正，就會顯得誇飾豪侈，末大於本，似附錄之學而不成地理之書。史上批評之聲時有。地理書本就是小說理想的存在空間，後來地理書逐漸成了小說的流變體之一。

小說與史書地志的融合，導致某些作品的文體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如《山海經》，古代藝文志時而視為地志，時而歸於小說。這也是古小說在形成階段一直存在的身份困惑。長期以來，地理學在中國古代只是史學的附庸，後“逐步由神話、傳說夾雜著荒唐悠繆之言，泥沙俱下，而上升為大宗”。小說的體式也繁雜多變，如前人分類提到的雜史體、雜傳體、類書體、瑣言體等，也是“泥沙俱下”的另一表現形式。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也是我國史上“地理大交流”的時代，湧現出許多優秀的地理著作。如西晉末樂資《九州志》、荀綽《九州記》，東晉王隱《晉地道記》、羅含《湘中記》，南朝宋何承天《州郡志》、齊劉澄之《永初山水記》、梁吳均《十二州記》、陳顧野王《輿地志》，北魏闞駰《十三州志》、陸恭之《後魏輿地圖風土記》等。《水經注》中的地理知識和小說大多來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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