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與永嘉四靈在詩歌審美趣向上的異同

宋室南遷以來，以臨安為中心的江浙一帶成為南宋一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於朝廷歷來重文抑武，大力興文和發展教育事業，是以文化事業異常發達，形成金華、永嘉、寧波三大學術中心。

葉適、陳亮等以二程理學為基礎，結合浙東本土文化，形成與朱學、陸學鼎足而立的事功之學，在哲學上反對朱熹等空淡義理，不切實際，稱之為“無用之虛語”；在文學上提倡唐詩托物寓意、斂情約性的創作手法以達到風神情韻與意象豐滿兼得，以及雍容敦厚、嫻雅大方的中和之美。即所謂“取成於心，寄妍于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法也”（《徐道暉墓誌銘》）。

葉適乃是當時名儒，文冠當時，其文雄贍，才氣奔逸，蔚為大宗，門下弟子無數。永嘉四靈的詩歌主張受葉適影響甚大，而他們聲名鵲起與葉適的獎掖提拔也不無關係。葉適不但親自編選過《四靈詩選》，四靈死後還親自為他們撰寫了墓誌銘。在現存幾篇墓誌銘中可以看出葉適與永嘉四靈在詩歌風尚上的契合之處。

葉適文雖堪稱大家，也提出了他的詩學理想，但他自不為詩，也不善詩歌創作，藝術水準與理論相差甚遠。他的理論始變為現實，得益於四靈對他的理論的貫徹。葉適在《徐文淵墓誌銘》中記載：

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生切向、單字只句記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複行矣。

由此可見徐璣所謂的詩歌之美，他所追求的是“昔人”那種“以單字只句記巧拙”，也就是晚唐那種雕琢瑩潤，細緻清婉的精短玲瓏之美，“汗漫無禁”，長篇大論飯不能“名家”。所以他們選擇賈、姚為師法對象，摹寫山川風月、花鳥林石，於五言短律中推敲冶煉，抒發一種脫離俗世，吟嘯江湖的名士情懷。此外，四靈雖然生活寒苦，卻並無韓愈所提倡的傳統詩論“不平則鳴”的憤激之詞，而發以中正平和之音，不失詞體平和，所謂“楚辭休要學，易得傷怨和”（翁卷《送蔣德瞻節推》）“莫因饒楚思，詞體失和平”（趙師秀《送徐璣赴永州掾》）。這是永嘉四靈寒素文學與眾不同之處。這與葉適意象飽滿而又中正不偏激的觀點契合一致，所以葉適不吝溢美之詞，甚至不惜自貶以成其名：

君每為餘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餘則俯仰終日，不知所言。

葉適所欣賞的是從容雍和，莊穆淡雅之氣，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的詩歌意境，於晚唐詩並不看好，尤其反對賈島的狷介孤傲之氣。在其晚年對四靈詩歌頗有失望不滿之詞。四靈生前詩歌氣象狹小，破碎尖酸，比之于盛唐大家顯得寒酸窘促。葉適“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

在評價劉克莊詩歌時，葉適歎道：“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于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水心集》卷二九《題劉潛夫南嶽詩稿》)只是後人不知，以為葉適詩宗晚唐，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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