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劉勰的練字觀

劉勰，字彥和，南北朝齊梁時人。少孤貧，笃志好學。因與沙門僧祐居十幾年，所以博通經論，爲其以後寫作《文心雕龍》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劉勰《文心雕龍》共分十卷五十篇，耗時五年，體大而慮周，成爲我國古代較早最系統的文學評論巨著，雖不顯于當世，僅極少數人賞其才識，《梁書•劉勰傳》記載：

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侯約出，幹之于車前，狀如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

但在後世文人對其稱譽極高，包括清紀昀在許多方面也多贊同其說。《文心雕龍》産生于文學環境異常活躍的齊梁時代，統治者不但大力提倡文學，獎掖文人，而且親力親爲，本身創作了大量優秀的詩作文章。尤其是梁代，形成了以皇族爲核心的文人群體。齊梁的文風鋪排錦繡，重視聲韻、辭采、修辭等技巧，形式之美空前發展，如宮體詩與骈文在當時非常盛行。但由此文學也誤入歧途，很多文章只顧爭奇鬥豔，而言之無物，淫媚軟靡，劉勰著《文心雕龍》力起而振之，複歸儒家傳統的文藝思想，內容與形式並重，文質彬彬。這種傳統的文學觀見于《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形立則章成，聲發則文生”，而文字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也”。《原道》篇曰：“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绮，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文字的功用是“鼓天下”，即文以載道，其性質乃是“道之文”。道之文其重在道，所以儒家不提倡浮華繁麗的文風。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這也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所大力倡導的用字准則。

總體而言，劉勰的用字觀可概括爲“依義棄奇”，文要有所指，炫奇逞博誤入歧途，以文害道，何談爲文？以內容爲主，內容與形式並重，互爲犄角，文質彬彬。紀曉岚評曰：

胸富卷軸，觸手紛綸，自然瑰麗，方爲巨著。若尋檢而成，格格然著于句中，狀若鑲嵌，則不如竟用易字。文之工拙，原不在于字之奇否，沈休文三易之說，未可非也。若才本膚淺，而務于炫博以文拙，則風更下矣。

劉勰提到了一個現象，即爲古時經典傳抄過程中因文變或音訛之異，導致後世流傳的文本有誤，不可不察。如“己亥涉河”因文字字形略微相似，誤爲“三豕涉河”；又如《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實則如《帝王世紀》所雲“別風淫雨”。但後人讀書不審，不求甚解，以訛傳訛，甚至故求新語，將“淮雨”即興用于自己的文章創作中。“故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其實其關鍵還在于揀擇而不違俗。若《顔氏家訓•書證》篇曰：

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者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牍，幸不違俗也。

其意與劉勰近似。其實劉勰論文學語言並不止于《練字》一篇，《章句》、《麗辭》、《比興》、《誇飾》、《物色》等各篇皆有論及，相爲結合而觀才能整體體現出他的文學語言思想。譬如《書記》一章中有寫到書記這種文體的的特點，實則也可以看作記錄語言事物的文字的特點，也合于劉勰所倡導的文字觀，即：

大舜曰：“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話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字的作用是表露心迹，言爲心聲，這是文字最基本的功用，也是最不可動搖的作文前提；再者，文字與文章絕不簡單地只是一種符號，還是文人人格的真是寫照，關乎“君子小人”，大約幾十後世所謂的“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吧。又如《章句》一篇中寫到的：

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志：故能外文绮交，內義脈注，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羁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顛倒，裁章貴于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這段說道，行文的連貫性以意爲媒介，不可斷章取義，辭失其旨，搜羅字句導致文意不暢等等。即便“外文绮交”，也要“內義脈注”。這些都合乎傳統文學思想的宗旨和規範，又稍有突破和創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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