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永恒的權力爭奪

蘇姗•朗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描繪當疾病被作爲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盡管她指出這些隱喻對患者的傷害並宣稱要通過此書擺脫這些隱喻，但事實證明這些被融入到文化想象和建構當中的疾病所産生的隱喻，並沒有被消解，相反，在象征的重鎮——文學世界中愈演愈烈。接受美學認爲文學文本只是一個“召喚結構”，大量存在著意義的空白與未定性，從而形成一個召喚結構。隱喻正是這個召喚結構得以存在的基礎，文學文本只有通過隱喻的方式才能存在，而讀者也只有通過解讀隱喻的方式才能夠在文本中獲得意義。疾病自從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脫離其自身而具有多重指向性，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疾病始終與身體緊密相連，而身體的書寫往往承載著“民族”、“國家”、“階級”、“意識形態”、“理性、啓蒙”等公共話語和欲望化的男性視角時，疾病的隱喻也通過身體得以顯現。

有人曾指出魯迅的小說以兩個女性（子君和祥林嫂）的死亡來爲舊社會殉葬，同時我們也應注意作爲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裏所塑造的病人形象：魯迅筆下的疾病從身體指向精神，從個人指向民族，“病”成爲整個民族精神狀態的隱喻，療病也被引申爲對民族精神的救治，而值得注意的是疾病的主體是一名男性。米勒在《性政治》中將兩性關系置于廣闊的政治參照背景之中，指出“我們這個社會一切通往權力的途徑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裏。” 政治的權利本質注定在現代革命與救亡的宏大話語中，女性始終是不在場的。這也就不難解釋爲何秋瑾的犧牲在魯迅的筆下卻成爲夏瑜拯救華小栓的人血饅頭。

生發于晚清的現代文學是以療救病痛的名義參與了政治的。尚未從各種政治言說中脫身的文學裏疾病隱喻處處可見：中國被看作是一個沈疴在身的病女，而文學則承擔了療救新生的功用。弱國——婦女——疾病，這種編碼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舊社會進行現代性改造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層的中國文化背景，即婦女的弱勢身份的隱喻。波伏娃的《第二性》在對Sex（生理性別）和Gender（社會性別）的區分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諸如“賢惠”、“柔弱”的女性化特征並非女性天生所有而是男權社會賦予的。當西方的生物進化論變形爲社會進化論被引進中國時，所喚起的是“物競天擇”的強力崇拜，此時柔弱等同于疾病。至此，女性最終被編碼成一種落後、衰微、醜陋的前現代狀態的表征，成爲衰敗民族的疾病隱喻。

梁啓超筆下的國家想象是“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沈沈”，“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 蔡锷在《新民從報》發表《軍國民篇》一文中，將中國與域外列強的關系作這樣的比方:“若催癫病之老女，而與犷悍無前之壯夫相鬥，亦無怪其敗矣。”男性作者在對國家的想象中將其病態成分女性化他者化，而召喚出在象征符號系統中作爲男性主體所被建造起的未來強壯、陽剛的民族國家主體的幻象。在這一過程中，男性作者始終帶有一種巫醫的狂亂情緒，通過文字滿足了其被掩飾的權欲的同時，其個人意志與所建造的國家幻象一同獲得了主體性。而這一過程是以女性的性別被編碼爲貧弱民族的疾病隱喻爲代價的。

很快，新文學草創時期的巫醫幻象被魯迅爲代表的更爲理性和深刻的療救所替代。文學史上重要的幻燈片事件使中國少了一名良醫，多了一個文化巨人，但有趣的是魯迅在創作中始終抱著一種“醫者”的自我認同和把社會病態做爲“患者”的角色指涉。現代文學中的病女的國家想象被更深層次的國民性批判所代替，“疾病”成了民族精神狀態的隱喻。，那麽這個盡職盡責的醫生和他竭力救治的病人之外，我們還可以窺探到一個缺場的女性。

小說《藥》在文本中設置了一個患病——尋藥——療救失敗的敘事框架。肺痨患者華小栓服用了劊子手兼拯救者的康大叔拿來的人血饅頭，但最終未能病愈。如果說《藥》將華小栓的肺痨病與最終的死亡推到前台，“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貼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  的華小栓成爲中華民族病體的象征，那麽一直隱于幕後的藥的提供者——夏瑜則書寫了另一個並行的醫者的悲劇。蘇姗•朗格認爲“疾病常常被描繪爲對社會的入侵，而減少已患之疾病所帶來的死亡威脅的種種努力則被稱作戰鬥、抗爭和戰爭。” 我們不難看出這種隱喻裏面的權力關系：它既可能是貼標簽的權力體現，又提醒社會必須真正面對這種危險和恐懼。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社會意識形態和醫學的微妙同構關系。那麽《藥》也可以看成是劊子手兼民間醫生的康大叔與革命者兼民間藥方的夏瑜的醫者權力之爭。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衆》中探討了集體心理學中的“群體”和“英雄”這兩個概念。他認爲“群體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質，他們不能完成很高智商的工作。進入群體的個人，在集體潛意識機制的作用下，會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識，完全變成另一種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英雄”是指能夠影響民衆的領袖人物。由于群衆是根據他們的價值判斷來指認英雄的，因此“英雄”這個稱謂在文本中的指稱是模糊的，他既可以是代表新生力量的革命者，也可以是代表封建糟粕的官紳。在魯迅的小說中傳統秩序的統治者對庸衆的絕對統治與醫生對病人診病的權威性是同構的：殺害啓蒙者（真正的思想醫生）的劊子手是衆人畢恭畢敬的醫生。人血饅頭更凝聚了拯救/死亡的雙重悖論：既是夏瑜的死，又是小栓可能的生，同時更是小栓的必死，因爲他吃了自己的拯救者。此刻，作者筆下未現身的夏瑜帶著遺恨死于醫者的權力之爭，同時又享受了作者所奉上的最高的敬意。在對群衆或魯迅所說的庸衆的審視中，作者借助失敗的醫者夏瑜確立了同樣自視爲醫者的主體身份。

但在這場手術室裏的權力之爭中，我們還應看到一個被隱藏的女性——夏瑜的原型——秋瑾。從姓名的對照到犧牲地點的暗指，再加上魯迅多篇文章中的提及，夏瑜的原型就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這一點已經無庸置疑，但卻給人們留下疑問：爲何身爲女性的秋瑾最終在小說中化身男性的夏瑜？

秋瑾和魯迅既是同鄉又同在日本留學，雖然日本新近研究披露了秋瑾與魯迅留日時在一些問題上的衝突等易爲國內學界忌諱的細節 ，但總體來說，在民族大義面前，魯迅對這位爲革命而獻身的同鄉是充滿敬意的。然而這份敬意卻不能使秋瑾的革命悲劇保留其女性的身份。這種看似並非有意的身份剝奪隱藏的確是父系秩序下對女性無意識的拒絕。

戴錦華曾將最近的一兩百年稱爲女性浮出曆史地表從奴隸走向公民的時代。但自秋瑾起，進入政治的女性卻不得不以消滅自己的性別意識爲代價。福柯認爲“權力産生于話語的機制，她在話語的運行中運作，體現與一切關系之中，或者說權力本身就是關系。話語在內部進行的調整，賦予內部事物的秩序與意義，本質上便是賦予它有産生意義的權力，有進入特定序列的權力。這種權力的獲得，則以屈從爲代價：要獲得這種權力，就必須進入賦予權力的話語，受這種話語的控制。” 當秋瑾以自己的生命去參與民族群體的曆史進程時，她自身所承載的女性和革命者的兩個身份角色符號發生了衝撞。無論她自身做出何種選擇，最後，進入父權制文化中的秋瑾被編碼爲自花木蘭始僞裝成男性符合男性想象的符號。或者，更直接的被驅逐，由更容易得到父權制認同的夏瑜所取代。問世不久的女性的曆史，在與民族群體曆史進程的歧異、摩擦乃至衝撞中，走完了一個頗具反諷的循環，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會性別角色始，而以認同中性社會性別角色終。在這個終點上，女性必須以消滅自己以換取給女性的平等權利。 因爲，在這場醫者權力的爭奪中，始終是男性的遊戲，女性被拒絕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