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政治維度的理論解析

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永遠是一個真問題和新問題，總是以新的內容、結構、性質、功能和新的價值取向，繼續和仍然“在場”。在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應當特別注意以下幾個重大的理論原則問題：一是確認政治的性質；二是擺正政治的位置；三是熟練地掌握真理的具體性原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根據不完全的了解，學者們已經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有的說兩者是服務關系，或說彼此是平等關系，或說是想象關系，或說是召喚和對答關系等等。其實，對複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不能夠進行簡約化的語言表述的。脫離政治的性質、位置和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學術語境，上述各種界定都是說不清楚的。僅從好的政治與好的文學的關系而言，恐怕不能說好的文學拒絕爲好的政治服務，恐怕不能不承認好的政治是好的文學的平等關系中的主導方面，恐怕不能不承認處在正確位置上的好的政治才能對好的文學發出召喚並引發出相應的文學想象。

從性質上說，關鍵在于是什麽樣的政治。專制的非人的政治是不好的，而那種人民的、民主的、清朗的、廉正的、開明的、和諧的政治正是人民和社會所需要的。

從位置上說，關鍵在于把政治放在什麽樣的位置上。文藝首先應當爲經濟建設服務，爲實現四化、振興中華服務，同時爲能充分體現經濟發展要的政治服務。一方面要看到政治對經濟的從屬性和依賴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定條件下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換言之，政治是以集中的形態表現出來的經濟要求。消解、躲避和排拒政治是不利于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騰飛的，從邏輯上說，政治是社會、曆史和人生乃至審美的思想內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對政治和文學的關系應當進行具體分析。一味地籠統地鄙視和厭惡政治的情緒是不正常和不健康的。既然我們的文藝是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那麽從邏輯上和學理上講，文藝爲人民服務，不僅包含爲人民的經濟服務，而且包含爲人民的政治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不僅包含爲社會主義的經濟服務，而且包含爲社會主義的政治服務。文藝所體現的人文關懷理應包含著對廣大群衆的政治關懷。我們所倡導和追尋的人民的、民主的、開明的、清廉的、公正的、穩定的、和諧的,爲大多數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服務的政治是美好的、溫暖的和親善的。好的政治與好的文學總是攜手合作、雙向互動的，使社會、人生和文學朝著真善美的方向發展；好的政治對壞的文學的監管、疏導和批判是正常的，只有這樣，才能淨化和提升社會風氣，培養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質和倫理道德情操；好的文學對壞的政治或好的政治的某些壞的方面進行揭露的抨擊是應當的,對腐敗的、專橫的、黑暗的、龌龊的、醜惡的、非人的社會流弊和政治病毒進行正義的訴訟和詩意的裁判是作家藝術家的天職。只有這樣，才能使政治更加完善和充滿愛意，以期增強整個民族的親和力、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和戰鬥力；而壞的政治與壞的文學卻往往是同流合汙的。作家們要秉持文化操守和政治良知，推動政治與文學生態的良性發展。既反對過去的“文藝即政治”的傾向，也應當批評新時期以來從消解“文藝即政治”走向“文藝非政治”的極端。不管在什麽樣的曆史條件下，都應當既反對“文藝即政治”的觀點，也反對“文藝非政治”的觀點。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文藝總是存在著與政治相聯系的一面，這種看法是以堅實的學理爲依據的。重新研究這個問題是必要的，作家藝術家應當努力爭做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思想家。文藝理論家們不能喪失義膽和血性。況且既然文藝的本質是系統本質，學者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視角來研究和論述文藝的政治維度問題。這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應當鼓勵和提倡的。從社會學、曆史學、政治學的觀點論述，從人學的觀點闡發都是可以的，都有助于提供對文藝的系統本質的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理解和體認。只把文藝定于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的“純審美”一尊，至少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在一些書齋式的學者和先鋒、前衛人物看來，政治好像是非常粗俗和肮髒的東西。如果高雅和聖潔的文藝一沾政治的邊，便會亵渎和玷汙文學藝術的清譽。這種唯美至上主義對政治的排拒和抨擊幾乎超越了常識和學理所能承受的限度。他們總是抱著一種沈澱下來的對過去的舊政治的仇恨和恐懼所激發出來的莫名之火。誰要是想討論這個問題，便給誰扣上“重翻文藝爲政治服務”的口號的帽子，被視爲複活了的保守派，被上綱爲“要回到老路上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幾乎成爲新的學術禁區。事實上，包括政治生活的社會生活都是長青的。政治是一個不間斷的曆史過程。因此，對政治理性的理解永遠是一個不間斷的曆史過程。有政治良知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應當關注自己民族的主權和人權，關注曆史的前途和命運、人民的前途和命運、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注馬克思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堅定共産主義的偉大理想和崇高信仰。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責任感和政治使命感是體現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的重要方面。曆史理性包括政治理性，人文關懷包括政治關懷。不應當也沒有理由輕蔑地看待政治和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脫離和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謬的。有人要求“文學與政治離婚”，“擺脫政治/現實的制約”，主張“個體本位”，“文學的本性不變”，只表現“對人和人的心靈世界的關懷”，認爲“人民群衆”只是一個富有“神性”的“政治學的複數概念”，斷定“對‘人民群衆’的理論崇拜只不過是”“民粹主義的”“時尚”和“遺風流韻”。這些論點是明顯背離了文藝源自人民、文藝需要人民、文藝爲了人民的原則和宗旨，是明顯違背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應當參與和表現人民群衆改革現實的偉大的社會實踐的曆史要求的。這種宣揚文藝躲避和脫離政治帶有一定的虛假性，而實際上是主張另外一種意識形態，從而這樣那樣地、籠統地、不加分析地消解主流政治和主流意識形態。

政治具有不同形態。一是政治的思想形態和觀念形態；一是政治的制度形態和體制形態；一是政治的生活形態和實踐形態。政治生活是關系到全黨全民的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從這些層面和意義上說，文學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

政治同樣是一個曆史的概念，具有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動態的活性結構。如果說，戰爭時期，文學藝術主要表現爲爲階級鬥爭的政治服務，是具有曆史合理性的；那麽和平發展時期，文學藝術主要表現爲爲穩定的、和諧的政治服務，同樣是具有曆史的合理性的。戰爭、鬥爭與和平、團結、穩定、和諧，都是政治的不同的表現形態，都會對文學産生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考察政治問題。矛盾、鬥爭和衝突是政治；穩定、和諧和統一也是政治，都是政治內涵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由于一定時代的社會條件和曆史任務的不同，這兩個方面表現出有所側重、有所傾斜、有所差異的存在方式和發展態勢。和平時期和戰爭年代的政治是不同的，是不能相互取代和不能簡單的相互延續的。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曆史的變革、社會的轉型，政治的性質、內涵、作用和功能都發生了相應的巨變。

新時代的文藝肩負新的曆史使命、政治任務和政治功能。作家藝術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感包括著政治責任感，作家藝術家所擔當的曆史使命感同樣包含著作家藝術家的政治使命感。我們的社會結構和現實生活中的政治經濟領域裏的正面現象和負面現象是共存的。對我們的凱歌行進所取得的輝煌業績應當充滿成就感和自豪感，同時也應當對我們在前進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抱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從生活的實際出發，我們既要發揚文藝的和諧精神，又要優化和強化文藝的批判精神。新曆史條件下的文藝的和諧精神和批判精神好比一把雙刃劍，兩者的思想內涵、價值功能是互補的。脫離和諧精神的批判精神或脫離批判精神的和諧精神是不完整的。這裏所說的和諧精神不是掩蓋和遮蔽現實生活中的重大的社會矛盾，宣揚“無衝突論”和“無差別境界”，而是通過揭示和解決社會矛盾，追求人與社會的和諧。我們所倡導的和諧精神不應當理解爲消極的平衡，而應把它當理解爲積極的奮進。“合和”固然很好，但“競和”、“勝和”尤爲可貴。建構和諧社會，既是人類的偉大理想，又是現實的運動。我們的文藝應當在描寫“以人爲本”，實踐“科學發展觀”，追求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我們所主張的批判精神理應向曾經發生過的帶有極左傾向的大批判遺風相揖別。我們所主張的批判精神不是也不應當是爲了批判而批判，這種批判是以追求和諧作爲出發點和歸宿點，是以曆史地實現人的和諧、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的和諧爲目標和宗旨的。鑒于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冷峻的社會矛盾和文藝的批判精神不斷被軟化、被淡化、被弱化、被中性化和被溶解化的態勢，爲了實現新曆史條件下的政治使命，適當地優化和強化文藝的政治功能和批判精神是完全必要的。

政治的實質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財産、資本和利益的生産和再生産、分配和再分配。利益的矛盾是誘發一切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矛盾的重要導因。利益對左右人們行爲的深層動機是不可低估的。這並不是說，任何一種利益訴求都是合理的和正常的。對那些非法的或變相非法的與民奪利的行爲，應當以公平和正義的法律的鐵腕，予以調整、監控和懲罰，以正世道人心。廣大群衆非常關注改革開放成果的占有和分配問題。人民內部的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諸如官民矛盾、勞資矛盾、城鄉矛盾；乃至嚴重的腐敗現象、官商勾結、權力與金錢的惡性轉化；社會的經濟結構和財富狀況的極度失衡；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弱勢群體的生存困境，等等，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這種不合理的財産的占有和分配情況的存在，實際上向全國全民全黨發出了危險的信號。因此，我們應當具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弘揚文藝的批判精神，幫助人民鏟除滋生社會不和諧的土壤和根源，呼喚公平與正義，通過藝術手段爲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加速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進程，爲人民群衆爭得更大領域中和更大程度上的政治權益，是有良知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和政治責任。資産階級的腐朽思想正在蔓延。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流毒，表現爲以“官本位”的思想和體制爲核心的政治文化弊端，正在變成一種政治的集體無意識。

應當注意到，新的曆史條件下，文藝的內容、性質、價值和功能正在發生著一些新的演化，實際上存在著一個怎樣防止文藝發生蛻變的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切實堅持“以社會效益爲主”的原則，真正維護文藝的相對自主性、自律性和獨立性，防止從“政治工具論”全然把藝術變成追逐和攫取文化資本的工具和單純爲了賺取和贏利的工具，以避免文藝從政治的附庸轉而淪爲金錢和資本的婢女，從非功利化和純審美化走向超功利化、超商品化和超經濟化的極端。

重構文藝的政治維度，弘揚文藝的政治功能，可以有利于改善和優化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有利于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和促進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進程，有利于改善和優化文藝的意識形態性，有利于弘揚文藝的批判精神，從而有利于增強和提高中國學術的剛性、勇氣和銳氣，同時有利于積極回應、追尋和跟進世界範圍內“文化轉向”後注重和強調文學的政治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的文化潮流和學術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