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石上舊精魂” ——論《紅樓夢》情與空的二元觀念

魯迅先生在《古小說鈎沈序》中有言：“大共瑣語支言，史官末學，神鬼精物，數術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驗冥征，釋氏之下乘。人間小書，致遠恐泥，而洪筆晚起，此其權輿。”這便是把佛家故事看作是中國古小說混沌時期的萌芽形態之一種。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一再提及佛教對于中國文學的深遠影響。佛教自東漢在中國傳播，與中國本土文化交彙、互融、共生，不僅迎合了統治階級的心理，更爲廣大的被統治階級的勞苦百姓提供了一個前所未聞的精神避難所，時月流徙，終成蓬勃之勢，影響披于文學，無論在內容、形式還是審美意趣上，佛影綽綽，揮之不去，都幾乎貫穿著佛教滲入其中的一根明線或暗線，以致有學者認爲,“不懂佛教,就不懂漢魏以來的中國文學”,或“不了解佛教,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只能是霧裏看花,終隔一層”。這些看法雖不免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中了要害，作爲中國古典文學巅峰之作的章回體小說《紅樓夢》無疑便完美地吸收了釋氏傳教的藝術技法和精神內核。 

情之于僧，不啻于毒藥，僧人作爲修習佛陀法門的特殊群體，本應絕情斷愛，了卻塵緣，然而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情僧形像卻頻頻出現，從而構成一種鮮明獨特的藝術傳統。《紅樓夢》又名《情僧錄》、《石頭記》，關于《情僧錄》的命名,作品第一回中已有明確交代：“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再分析一下空空道人的情悟過程，這一過程可以簡要概括爲空一色一情一色一空。“空—色—情—色一空”實際構成全書的哲理性邏輯結構,也概括了以賈寶玉爲首的世俗中人出家之前的必然曆程。 

何謂“色”、“空”、“情”?在佛學中，“色”指“色界”或“色法界”，屬色理，相當于物質（現象）世界，屬物理；“空”是變化、運動之意，指“空界”或“空法界”，即“真如界”，屬空理，相當于真際或真實界，屬真理；“情”者，乃是非之主，利害之根，舊譯經論多譯六根爲六情，以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皆具有情識，故稱六情，或指喜、怒、哀、樂、愛、惡等六種感情。在佛教看來,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瞬息生滅、虛幻不實的假象,從本質上看,都是空幻短暫的存在，因此“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教“色空觀”依“緣起論”佛法的根本原理而立。“緣起論”認爲：“諸法因緣生”，即宇宙間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生，並無獨立的實體。“因緣”，即內因和外緣，簡單的解釋就是“關系”與“條件”，緣起的宇宙萬有受時空條件制約而變動不居，刹那生滅變異。一切現象都只是一個“諸行無常”的過程，“無我”、“無常”方是宇宙萬有的“實相”，即所謂“空”。所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等等,都無非是講人們生活于世俗世界,實際上與做夢並無二致，夢醒皆空，人散茶涼。《紅樓夢》開篇便有言：“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從作者的行文運意來看,空空道人之改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實是下文《紅樓夢》“大旨談情”的巧妙啓示，亦是爲小說主人公賈寶玉的紅塵曆練及最終命運千裏伏筆。在後半部原稿迷失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根據前八十回伏線和脂硯齋批語進行推測和探佚。寶玉後來棲心禅寂是毫無疑義的,從前八十回就可看出其禅僧之投影，至于後半部佚稿，脂硯齋則多次提到寶玉“懸崖撒手”，不顧“寶钗之妻麝月之婢”，“棄而爲僧”(第二十一回脂批)。情僧所錄，也就是石頭所記，這說明情僧和石頭一樣，都是作者的代言人，不過是作者用來表達其佛法意向的一種符號化的表象。由空空而傳情，空而有情，表示作者並未徹底抛棄紅塵眷戀，主人公賈寶玉的出家爲僧，並非作了無情之僧，而是有情之僧，情極之僧。 

《紅樓夢》中，曹雪芹以其不可思議的藝術才華，生動而逼真地展現了一個“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曆百年的貴族之家賈府，然而“千裏搭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縱使是鼎盛熾熱得燙手,也難保沒有灰飛煙冷的時候。銜玉而生的賈寶玉便親睹了這場繁華零落。“通靈”寶玉原本是青梗峰下無材補天的一塊頑石，因思慕紅塵富貴溫柔，便隨了神瑛侍者、绛珠仙子等一幹“風流冤家”下凡曆練，曆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神瑛侍者對绛珠仙子的甘露之惠便是整個紅樓故事的緣起，這也應了釋家“緣起論”的原理，也是所謂“因果”。魯迅曾指出：“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賈府的高牆深院內雖金玉滿堂，談笑嫣然，但那每一場歡宴背後都潛藏著隱憂，末世的繁華中分明透出“盛筵必散”的“異兆悲音”，顯現出“回光返照”的景象。別的不說,被視爲賈府繼承人的“情種”賈寶玉厭惡仕途經濟和假道學，唯一用心處即與大觀園中的姐妹日夜相伴,生性喜聚不喜散。然而熱鬧歡騰、姹紫嫣紅不過是短促的繁春，金陵十二钗作爲人世間風華絕代的女子的代表，竟幾乎無一有美滿結局，而即便是所謂的“美滿”也不過是合了俗人心中的俗套，往日的纏綿之情已去似朝雲,紅樓的富貴化爲難圓的春夢, 理想世界的大觀園成了鬧鬼的荒園，一切終于落實到黛玉爲寶玉所續禅偈：“無立足境,方是幹淨。”樓霏先生認爲：“賈寶玉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把大觀園中的女兒們看作真善美的化身,當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有了理想和信念做支柱,寶玉的女兒之情就顯得厚重而深沈、莊嚴而崇高”。第五十七回他對紫鵑說：“活著，咱們一處活著；不活著,咱們一處化灰化煙。”他希望把相聚的時光長遠地留住，所以在必將到來的諸芳流散的結局中，他會收獲遠比別人更多的、更深沈的憂傷，賈寶玉于是成了真和尚。整部《紅樓夢》，某種程度上，是圍繞著寶玉悟禅而展開和結束的。 

空空道人的證悟過程便是“檢閱”、“抄錄”《紅樓夢》的過程，而演出這傷金悼玉的《紅樓夢》的絕對主角就是賈寶玉，親睹親聞，刻骨銘心，因此“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亦是“情僧”賈寶玉的心路曆程。 

“色”在賈寶玉的眼中,僅僅只作爲情的載體。賈寶玉生來秉有一種溫柔情意，最喜在女兒堆中厮混，寶钗、黛玉作爲他身邊女兒中最一等的人物，最初他對她們一般喜愛，並無二致。直到他第一次遊曆太虛幻境，見了“堪歎古今情不盡”的對聯，心下自思：“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第五回）更有警幻密授雲雨之事，從此便把邪魔招入膏肓，此“邪魔”便是“由色生情”。我們看到寶玉身邊珠圍翠繞，他對所有美好的女子體貼備至，但他畢竟認定了黛玉爲靈魂伴侶。賈寶玉“由色生情”都是靠內心體驗去感覺,憑直覺的內在體驗。因而,賈寶玉與“色”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冷淡關系。 賈寶玉經過“情”的體悟,目睹了諸芳流散的悲傷，美的被損害，愛情的毀滅，最終選擇了“空”,明白了“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第一回)至少從表面上看來,他拒絕儒家，那麽自然只能轉頭往佛門中尋找歸宿，最終成爲了一個冷漠的遁世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對此有一番議論：“一個人覺悟之時，對他過去的曆史是並不介意的，因爲對于一個信奉佛教的遁世者來說，懷舊是不可能的，就像基督聖徒不會沈湎于過去一樣。”然而那石頭在回歸了青梗峰後卻依然對紅塵銘心難忘,更甚者，還想讓其流傳世間；即使視爲情場忏悔,敘述中也未見痛悔從前執念于情的錯誤。他表面上皈依了佛門,但始終也沒有接受佛教的寡欲思想,六根未淨,悟禅亦由情,內心裏懷著愛,懷著愛被摧殘的痛苦,始終未能達到一種純粹的忘情境界，在“情根”峰下蹲守日月。在這裏,“情”與“空”就成爲一對相互對立統一的矛盾體：一方面,情要受空觀的統攝並爲之歸結,以減輕情的苦惱和痛楚；另一方面,情的美好動人又使空不忍心淹沒它虛化它。于是空觀實際起到了一種與情觀並行的對比對照作用,即使有所滲透,也只是停留在淺表層面上。這無疑也體現了作者既決心揮別塵世中的勞苦愁煩，卻又留戀過去的繁華美好的兩難抉擇，《紅樓夢》主題之千頭萬緒、結局之隱晦難呈也是其之所以風靡兩百多年而不衰的原因之一。

 由上可知，《紅樓夢》中的“色空”觀念,與釋家的“色空”觀念有本質上的不同。馮友蘭先生在其早年所著的《中國哲學史》一書裏即已指出，“佛學中派別雖多,然其大體之傾向,則在于‘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所謂外界,乃系吾人之心所現,虛妄不實,所謂空也。……則中國人對于世界之見解,皆爲實在論。即以爲吾人主觀之外,實有客觀的外界。謂外界必以吾人之心,乃始有存在,在中國人視之,乃非常可怪之論,故中國人之講佛學者多與佛學所謂空者以一種解釋,使外界爲‘不真空’。” 《紅樓夢》中的“色空”觀念,所表現出來的便是這種外界“不真空”論。 太虛幻境的玉石牌坊兩側所題之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從哲理上說明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體驗,並非純屬子虛烏有。《紅樓夢》用這種具有明顯中國特色的“色空”觀念,對實際存在之外界所作出的诠釋則是：“人生無常,世事多變。”只要人類未能進入夢想中的完美世界，那麽人將永遠有著自身的困惑、有著難以克服的種種缺陷。作者通過書中本有“宿慧”的甄士隱“解注”《好了歌》,把這一思想闡述得再清楚不過。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麽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鬓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绡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梁，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做嫁衣裳！(第一回) 接受美學的創始人姚斯說：“一部作品並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時代的每一讀者均提供同樣的觀點的客體。它不是尊紀念碑，形而上學地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地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爲一種當代的存在。”人類在混沌時期積澱下來的鬼神觀念如萬物有靈、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等，在《紅樓夢》創生之時仍大有市場，這種觀念常常隱含在佛家神秘的外衣裏,變成一個充滿精靈的世界,從而也賦予了作品高于生活的哲理況味。曹雪芹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適合于表現人類歸屬的事物,這驅使他不得不背離常理,在迷茫中設置了一個鴻蒙太初的青埂峰，乃至仙草歸真，通靈複原，若非如此，掙紮于紅塵苦痛與離散中的男女，要憑何來解釋這段悲傷。白茫茫大地也好，蘭桂齊芳也罷，一次次盛衰的循環，原本都是名利場中的過客，生命的終極意義只能在塵俗的追與失中宿命般地一次又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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