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趣闻：名字取得好也会中状元

中山會館（清代為當地參加會試的舉子提供的住所）

清代北京，每隔三年的三月，全國各地的舉子和國子監的監生都要匯集京城，參加會試和殿試。殿試要定出當年的狀元，這是古代讀書人一生最為榮耀的時刻，而狀元產生的過程充滿神秘和不確定性，因此圍繞著狀元，衍生出許多趣聞。

雖然故事的主角以及時間都是有據可查，但這些傳聞的諸多細節不可考，只能權當稗官野史之說。當然，也正是這些逸聞趣事，為了解科舉制度提供了新的角度。

舉子進京住會館備考

這些進京趕考的舉子，首先要參加縣考，及格者稱“童生”，然後才有資格參加府試，合格者稱“生員”，就是人們常說的“秀才”，才有資格參加鄉試，考中者稱“舉人”，才有資格參加會試。每到這時數以千計的舉子和監生湧入京師。他們大都落腳本省或州縣在京修建的會館。這些會館，大概類似於地方的駐京辦，平時是聚集同鄉、增進鄉裏友情的處所，遇到朝廷舉辦科舉考試的年份，則成為本鄉舉子們借住的寓所。

參加會試的舉人到京後，先要到禮部呈遞開具的咨文，也就是資質證明，截止期限為三月初一，如實有因途遠遲誤，可推遲至初四，逾限投文，概不接受。

禮部會試在北京的順天貢院舉行，順天貢院始建於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當時條件有限，九千多間考棚是用木板和葦席搭蓋，四周圍墻則為荊棘圍成。明萬歷二年（1574年）時重建貢院，規模擴展到一萬三千多間，考棚也改為磚瓦結構。到了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次擴大規模；光緒初年，因應試人數驟增，號舍不夠用，又將院址北擴。

清時，會試的正副主考官由皇帝直接任命。主考官稱總裁，最初由內閣大臣擔任，2至7人不等，鹹豐後，定為4人，一正三副。

會試同考官有18名，主要由翰林院官員充任，還要安排其他一系列的人員參與整個科考過程。為了防止考試作弊，也使考官避嫌，清代的回避制度範圍進一步擴大：會試時主考、同考等內簾官以及主持、參與考試事宜的外簾官，甚至包括負責受卷、彌封、謄錄、對讀的官員，他們的子弟及親族人員，都不得參加這一科的考試。

會試時，由同考官批閱試卷，他們會將優秀試卷用藍筆加以標記，並寫上批語，推薦給主考官，稱為“薦卷”，俗稱“出房”，由主考官最終決定錄取與否。會試結果揭曉後印刻會試題名錄，記載新科貢士籍貫、三代姓名、鄉試名次，以及此科會試名次。

馬虎主考官鬧笑話

應該說，科舉的整套流程是非常嚴格的，但隨著科舉制度逐漸走向沒落，在考試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紕漏，這些為坊間提供了茶余飯後的談資。

據載，光緒十五年（1889年）的會試，主考官是頗有名氣的潘祖蔭，他得知江南著名才子張謇參加考試，特命同考官認真閱卷，不要把張謇這樣的才子遺落了。到發榜時候，張謇卻偏偏落第。潘祖蔭很納悶，就去查底卷，結果發現張謇的卷子最初是考官熙麟閱批的，潘祖蔭就責怪熙麟閱卷水平不高，甚至懷疑他從中作梗。經過核查，事情發生反轉：熙麟閱批時，確實認為張謇的卷子很棒，他特地將卷子推薦給了潘祖蔭，但這時還是閱謄錄卷，無法確認作者，反而是潘祖蔭自己未經細閱，批了個“不通”，將張謇黜落了。

1894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張謇在帝師翁同龢的大力提攜下，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提到翁同龢，因為其帝師的身份，在會試和殿試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坊間流傳著很多他與諸多學子的趣聞。清代何剛德的《春明夢露錄》記載了翁同龢的一件醜事。

光緒十八年（1892年）的殿試，閱卷大臣們發現一份卷子很好，但對裏面“閭面”一詞感到不解，特地簽出，以待研究。翁同龢看了以後自信地說：“這兩個字沒有錯。”有人提出，這個詞匯是“閭閻”的筆誤。閭閻，古代閭巷的門，後用以指平民百姓。翁同龢沒有聽取這人的意見，解釋說：“我以前見過古人以‘閭面’對‘簷牙’。”翁同龢便把這份卷子定為第二名。

後來拆號來看，發現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很有名氣的文廷式，翁同龢就問他“閭面”的來歷，文廷式慚愧地說，那是筆誤，把“閻”誤寫為“面”了。晚清時對錯別字要求極嚴，這個錯字如當時被發現，文廷式很可能被置於三甲之外。

為官舉子因“值夜班”而奪魁

清代，已經在朝廷做個小官的舉人，仍然可以參加會試。因為在朝廷做官，熟悉朝廷的風格，再參加會試，就會有一定的優勢。畢沅（1730年-1797年）就是一例。畢沅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順天鄉試中舉，後來入值軍機處，擔任軍機章京，就是負責撰寫諭旨、記載檔案等職務的辦事員。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畢沅狀元及第。關於畢沅考取狀元的經歷，《清朝野史大觀》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畢沅參加當年的會試。他在軍機處的同事諸重光、童鳳三也參加了會試。在會試揭曉的前一天，畢、諸、童三人都在軍機處值班。當晚的夜班本應是諸重光。不過下午的時候，諸重光提出要畢沅代替值夜班。畢沅問為什麽，諸重光說：“我和童鳳三書法比你強，如果這次會試考上了，還有希望爭頭三名，必須晚上回去做些準備。”

說完之後，諸、童二人就走了。畢沅也不跟他們爭辯計較，就老老實實代值夜班。傍晚時分，恰好有陜甘總督黃廷桂的奏折發了下來，上面講的是在新疆屯田的事。畢沅夜坐無事，就拿奏折來消磨時間，他很快便將奏折上的內容爛熟於心。第二天，會試榜張貼出來，三個人都錄取了。

當年新疆初定，乾隆皇帝正擬新疆屯田。因此這一年的殿試策問卷，題目是關於屯田的。畢沅大喜過望，將屯田策寫得翔實而得體。殿試後，閱卷大臣都認為畢沅的文章質量高，但因書法稍差，排在第四。等到乾隆欽定時，他將幾篇策問文章一對比，發現畢沅那篇寫得非常好，乾隆非常欣賞，便親自將畢沅改為第一，畢沅因此一舉中狀元。本排在第一的諸重光，變為第二，童鳳三則排在第十一名。

這裏也要說一說殿試。殿試於會試放榜一月後舉行。殿試的內容為時務策一道，它由皇帝欽定試題。殿試試卷由皇帝任命八位讀卷大臣進行評閱，讀卷大臣各自先評閱自己所分之卷，然後互相輪看，稱“轉桌”。考生最終的成績由首席讀卷大臣核定。成績評定後，讀卷大臣向皇帝進呈前十本，然後由皇帝欽定名次並公布引見。第二天，皇帝在太和殿公布殿試的全部名次。

名字取得好而得狀元

清朝一共進行科考112科，共產生狀元114名。被稱為山東末代狀元的王壽彭，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狀元，圍繞他中狀元的經歷，不僅是後世，就連在當時都有很多“流言蜚語”。

王壽彭（1874年－1930年）參加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寅科鄉試，排在第三十五名，得中舉人。第二年癸卯，清政府舉行辛醜、壬寅“恩正並科”會試，為的是光緒皇帝三十歲大典，是為癸卯科。當時，因八國聯軍侵略北京，貢院被毀，只得借河南省城的貢院舉行。在會試中，王壽彭是中第三十七名。接著王壽彭參加了五月二十四日舉行的殿試，並最終高中狀元。

王壽彭會試成績並不算好，且在之前沒有任何出彩之處，卻突然在殿試後高中狀元，這自然令很多人浮想聯翩。於是，因為名字取得好而中狀元的說法不脛而走。這個故事在鄭逸梅《清宮軼事》以及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均有記載，可見當時流傳之廣。

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因為第二年是慈禧太後七十大壽，參加此次殿試的讀卷大臣想挑一個名字中帶有福祿壽喜的考生為狀元。而王壽彭的名字中，即有一個壽字，最後一個字又是“彭”，而且他的字（次篯）還隱含長壽之意：民間傳說中，長命八百歲的彭祖，本名為篯（jin）鏗。當“壽”、“彭”、“篯”這三個字合在一起，讀卷大臣自然格外關註。就這樣，王壽彭的卷子也就被讀卷大臣排在了前十本試卷的最上面。

大概光緒帝對此排序沒有異議，所以也沒有調換。慈禧太後“欽點”甲第時，一眼看見“王壽彭”三字，大悅，毫不遲疑地點了王壽彭。光緒二十九年的狀元就這麽誕生了。有意思的是，王壽彭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大魁天下，當聽到狀元是自己的名字時，驚喜失措，緊張地哈著嘴，答不出聲來，還是他山東老鄉代應了一聲“在”後，王壽彭才戰戰兢兢跪倒聽旨。這事在王壽彭的濰縣老鄉、翰林陳恒慶所著的《歸裏清譚》中，有詳細的記載。

因為王壽彭中狀元實屬偶然，自然少不了流言蜚語，不過，王壽彭自己寫過打油詩一首，對這些說法進行辯駁：“有人說我是偶然，我說偶然亦是難，世上縱有偶然事，豈能偶然再偶然。”

不管是真是假，在王壽彭之後，科舉制也迎來它的最終結局。兩年後的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廷舉辦了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次殿試，並產生了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