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的「俄界會議」

圖：「俄界會議」遺址\資料圖片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中央紅軍終於走出苦難的草地，許多紅軍戰士，踏上黃土地後，幾乎都情不自禁地倒卧在黃土地上哭了。沒有準確的統計，據時任紅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回憶：進入草地前，中共紅軍有一萬二千多人，「和四方面軍暫時分手後，我們陝甘支隊七千餘人進入甘南。」許多久經考驗，身經百戰的紅軍戰士，死在草地的水草灘裏，至死不得入土，至死死不瞑目。

更大的難題，更大的危險，更難的選擇，還在等待着中央紅軍，向何處去？如何落腳？如何生存？如何發展？中央紅軍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以來，這道難題就始終未解，始終困擾着中央，苦難愈重，危機愈深，困惑愈多，緊迫性就愈加刻不容緩，這是關係着紅軍生死存亡的大計。一步走錯，中央紅軍危矣，黨中央危矣，中國革命危矣，中央紅軍面臨生死抉擇。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的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了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俄界會議」。

俄界當年是座藏族山寨，零零星星地住着二十幾戶藏族人家，家家幾乎家徒四壁，土牆木樓，俄界當時無名，藏族同胞喚之為高吉，意思是此地可能有虎，給紅軍帶路的漢族人根據藏族同胞的發音，翻譯稱俄界，俄界從此青史留名。

「俄界會議」開得緊張，也開得艱難。當時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極其艱苦，極其嚴峻，極其危險，一步蹬空，有可能葬送中央紅軍，斷送中國革命。

當時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從紅軍內部看，張國燾公然違背中央決定，反對北上抗日，率領紅四方面軍公開分裂紅軍，重返草地，南下四川。張國燾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和中央對着幹，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依仗着自己人多、槍多，當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縣達維會師時，據說中央紅軍有二萬多人，四方面軍有十萬人，張國燾多次想摸中央的底，在《張國燾回憶錄》中，他認為中央紅軍是殘師敗旅，人數不足五千，所以他才敢要挾中央，向中央叫板。

按彭德懷回憶，中央紅軍走出草地大體不會超過六七千人，且是疲憊勞苦之師。長期作戰，長期行軍，長期營養不良，得不到休整，有病有傷得不到及時的治療，部隊已經達到了極致。且脫離隊伍者大增。據《彭德懷自述》中說，中央紅軍在走出草地到達俄界期間並沒打什麼大仗，但部隊減員大增，以至於兵員減半。中央紅軍已經失去全部重裝備，後勤供給基本全無，紅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據一些老紅軍生前回憶，他們只在打下遵義時進城剃過一次頭，發過一套軍裝。此時無論幹部戰士個個又黑又瘦，幾乎人人有病，全靠精神意志支撐着，剛到甘南，藏族同胞以為他們是逃荒的，要飯的，流浪的。漢人叫他們是「花子隊」。而外部又是逼人的嚴峻，幾乎到了要置中央紅軍於死地的絕境。

紅軍到達的甘南迭部一帶，重山疊嶂，窮山僻壤，處處險惡，易守難攻。國民黨早在紅軍出甘南之前就開始經營這一帶的防禦，對這一帶的土司頭領大加封賞，發放槍支彈藥，給錢給物。對當地的地方軍閥魯大昌封官加職，委任他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隴西路總司令，新編陸軍一五四師師長，與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在岷縣、臘子口、西固等地布下重兵，修築堅固工事，破壞一切道路橋樑，堵死紅軍；蔣介石又速派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薛岳部集結十幾萬部隊快速從左右兩翼包抄。前堵後追，劍拔弩張。中央紅軍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刻。

「俄界會議」通過毛澤東作的《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然後將中央紅軍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毛澤東兼任政委，彭德懷任司令員，林彪任副司令員，決定迅速拿下臘子口，再圖發展。「俄界會議」開得也沉悶，也沉重，因為並未能解決紅軍往何處落腳，單憑紅軍眼前這些人，這些槍，要開創一個新根據地幾乎絕無可能。當時陝西的東北軍、西北軍和地方軍閥總兵力應在三十五萬人，所以「俄界會議」對今後的戰略行動也是茫然四顧，很難尋找到一個明確的目標，作出先衝出臘子口，然後伺機向甘寧進軍，創造機會，求得國際支援。兩年後的實踐證明，那也是一條絕路、死路，紅軍西路軍二萬一千多人全軍覆滅。就在「俄界會議」上，毛澤東發言說，向北發展只要能保留幾百個幹部幾千名戰士，就是很大勝利了。

為保留革命的種子，面對前堵後追之敵，針對中央紅軍的實際情況，中央只有一個選擇，到中蘇邊境地區去，背靠蘇聯，求得發展。可以肯定，「俄界會議」前後，中國革命已經到了最危機的時刻。蔣介石親自布置「圍剿」，十分自信，認為這次紅軍陷入「絕地」，絕難復生，因此向其三路「剿匪」軍隊，下令懸賞緝拿紅軍領導人，開出懸賞，彷彿其勝在即，生擒毛澤東獎勵十萬元，獻首級者獎八萬元；生擒彭德懷林彪的，各獎六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四萬元；一直開價到紅軍師以上領導。可見其囂張得意到何種地步！我解讀「俄界會議」中，中央紅軍的戰略決策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頭過河，過了河再說，不能坐以待斃，等着敵人合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