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衙門：清朝與開始與國際接軌！

有很多人說，《天津條約》談判時，允許基督教自由傳教的條款是西方國家私自加進去的。衛三畏博士的助手、曾參與談判的丁韙良博士對此做了說明：

圖1：丁韙良

《天津條約》中那個著名的寬容基督教的條款 是西方國家私自強行加進去的說法不符合事實。清政府實際上在1845年就公布了有關宗教寬容的法令，而且在《天津條約》簽訂之前，西方國家的傳教士們已經在通商口岸做了十多年的準備工作，這些足以讓清政府認清傳教團的性質。清政府對於基督教並不是完全地排斥，天主教在幾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傳入中國，被很多中國人熟知，他們在中國一直有固定的傳教點，這一點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許。在《天津條約》談判現場，清政府的官員和列強的使者對於“傳教自由”的議題有充足的考慮時間，議題草案是經過了長達一周時間的連續討論後才最終簽訂的。而且，我們也不是第一個提出宗教寬容這個議案的，就在6月13日清政府與俄國簽訂的條約中（比我們提前了5天），便詳細規定了清政府對東正教的宗教寬容，但未提及天主教和新教。關於基督教傳教自由的這個條款是衛三畏博士親自加入條約中的，美國與清政府在天津簽訂的條約，第一次將基督教的傳教自由以合法形式保障下來，衛三畏博士在談判現場向清朝官員闡釋了基督教箴言的意義，以便他們更加清楚地了解這個條款的真正意義。衛三畏博士的公開和坦誠，讓清朝官員們同意了這一條款，關於這一議題談判時的融洽氣氛，在整個《天津條約》的談判過程中真是少有，畢竟《天津條約》是列強強迫清朝簽訂的具有侵略性質的條約。

圖2：簽訂條約

1861年，西方列強的公使館相繼在北京建立。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國家在這個帝國的中心取得了立足點，相反，他們還是未能得到清廷的認可，他們嘗試與清朝中央政府開展外交活動的要求還是被不屑一顧地照拒不誤。

中國對於外交方面的認識可以說是非常落後，甚至有些不合時宜地後知後覺，西方國家的外交人員們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迫使這個並不情願按照現代國際關係原則行事的國家做出了一個又一個讓步，最終使她完全融入了國際政治的新規則中——現在清政府的公使和領事們已經在歐美各國首都和主要城市的使領館內辦公很久了；清政府為了便於與西方列強在外交機構上對接，在北京建立了專門的外交機構，中國人把它稱作“總理衙門”，全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它類似於美國的國務院。不過，“總理衙門”對於中國人來說，並非一個多麽重要的機構，清政府對它控制得十分嚴密，以至於丁韙良博士將其比喻為清政府的一顆微調螺絲，而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裏則將其比作一臺機器，一臺專門記錄清政府所受壓力數值大小變化的機器。

作者 阿瑟·賈德森·布朗 著名傳教士、美國遠東問題專家。他曾遊歷多國，並與多國皇室政要有密切往來。布朗曾分別於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訪中國，並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社會調查，先後寫下了17本調查日記。在華期間，布朗利用傳教士的身份往來於官方和民間，並與袁世凱有過親密接觸。不同於西方傲慢的學者，布朗對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有獨到而清醒的認識，著有《中國革命1911：一位傳教士眼中的辛亥鏡像》《近東與遠東》《遠東的主人》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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