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應：王安石變法引發了北宋的滅亡

公元1127年，當金兵的鐵騎攻破了汴京城之後，正式宣告了建國167年北宋的滅亡。在很多人看來，北宋的滅亡是由金國的進攻直接導致的。誠然這是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造成北宋亡國的深層次原因，更多的還是來自於北宋自身。

北宋之亡，亡於腐敗

造成北宋滅亡的自身原因有很多，諸如重文輕武、積貧積弱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貪腐。軍政貪腐是當時北宋不堪一擊的根本原因，雖然宋軍跟金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這樣的差距並不是因為裝備、數量造成的，而是在於軍隊的素質與管理。當時的宋軍士兵員額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軍事訓練極不正常，將領貪財贖貨、經商營利、中飽私囊、私役士兵、克扣軍晌。

在這種情況下，宋徽宗還將軍隊交給了根本就不懂軍事、只知討好皇上的宦官童貫、高俅等人。根據《靖康要錄》記載：“自恃昵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以致‘全廢教閱’，‘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在童貫、高俅等人的帶領之下，北宋軍隊的戰鬥力迅速下降。以至於後來面對金兵是不堪一擊。

除了軍政腐敗之外，朝堂之上的腐敗也是宋徽宗時代的一大問題。昏庸的宋徽宗在其在位時期，不僅重用了“六賊”，還好大喜功，沈迷女色，揮金如土，大肆修建。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昏庸的宋徽宗的帶領之下，所謂的“六賊”也援引親故，廣結黨羽，賣官賣爵，貪汙成風，既相互勾結，又針鋒相對。“六賊”為了鞏固自身地位，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於民不聊生。

到了宋徽宗執政晚期，宋徽宗本人才意識到整個國家的腐敗之風已經給全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據《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載：“‘言路塞蔽，導諛日聞，恩幸持權，貪饕得誌。’‘賦致，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這是宋徽宗退位之時，發布的《罪己詔》裏面的一段記載，從這段記載當中，可以得知晚年的宋徽宗也意識到了正是由於自己的貪圖享樂、放縱下屬，才會造成北宋的腐敗、衰亡。

腐敗之興，興於變法

無論是宋徽宗，還是“六賊”，他們都是宋神宗跟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同時“六賊”的崛起，也歸功於他們變法派的身份。明朝時期知名學者商輅在其編撰的《續通鑒綱目》裏面提出了：“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終於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於徽宗、蔡京之下”。

這樣的觀點在兩宋宋時期更加普遍，宋徽宗時期的著名理學家楊時認為造成北宋貪汙腐敗的根源在於王安石。在他看來：“蔡京以紹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南宋初年中興名臣南宋趙鼎也曾說過：“至崇寧初，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禍。”宋高宗趙構同樣也認為：“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

如此眾多的學者，名臣將北宋腐敗、滅亡的根源指向王安石，其實是不無道理的。除了因為蔡京等人變法派的身份以外，更多的還在於，造成北宋貪汙腐敗風氣的恰恰是王安石的變法。

王安石心憂大宋江山，推行的一系列富國強兵的變法改革本沒有錯。錯就錯在，王安石變法的部分措施，以及變法時下層官員推行變法措施時的“扭曲”。

比如在王安石變法措施當中，比較出名的“青苗法”。“青苗法”的初衷是在災荒之年，由政府出面給農民低息貸款，讓農民安穩地度過災荒之年。這樣就避免了之前老百姓在災荒之年向地主借高利貸，避免老百姓家破人亡。但是在實際的推行當中，卻變成了官員賺取暴利的工具。

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今出錢貨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道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 家之負。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本來是幫助老百姓度過災荒之年的政策，卻在實際的推行當中，變成了強制推行。每一個縣府每一年都要有貸款任務金額，如果將錢借給貧農，最後就達不到考核標準。於是底層官員便強迫那些中農、富農來貸款，本不需要貸款的中農、富農最終因為貸款而家道中落。然而這些貸款產生的利息最終卻都流到了那些官員的口袋當中。

這樣被扭曲的變法措施還有很多，而這些扭曲的變法措施則成為了官員們橫征暴斂的工具，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北宋的貪汙腐敗愈演愈烈。這也是為什麽說，北宋之亡，亡於腐敗；腐敗之興，興於變法。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