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個狀元的傳奇人生： 在兩個朝代“金榜題名”

狀元自有真功夫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些中國老百姓耳熟能詳的詩句，千百年來，始終圍繞成中國人心頭一個結。“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人世間最大的快樂莫過於此。這個結、這種快樂的頂點就是“天下狀元”四個字。

雖然這四個字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伴隨著科舉制度的終結而遭到後人的非議，但是，在中國人心底，狀元的光環依然閃耀著，“高考狀元”“種糧狀元”“養豬狀元”......這些稱號的頻頻出現，便是這一情結的映射。

時過境遷，人們依然在各種場合津津有味地談論著歷史上新科進士、轅門報喜、唱名釋褐、衣錦授官、打馬遊街、曲江賜宴、雁塔題名、皇帝賜婚等等大魁天下之後的風光。而在這個風景裏，狀元則走在最前面，成為舉國上下最受尊崇的也最為亮麗的新聞人物，成為小說、戲曲裏反復傳唱的主角。

著名詩人楊萬裏有《四月十七日侍立集英殿觀進士唱名》一詩寫道:“殿上臚傳第一聲，殿前拭目萬人驚。名登龍虎黃金榜，人在煙霄白玉京。”《儒林公議》中還載:“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至於戲曲裏面諸如“玉殿傳金榜，君恩賜狀頭，洞房深夜坐，心事卻如秋。神靈兒鑒憐奴四禮八拜，果然是馬前呼道狀元來”這樣的戲文場景更是廣為人知。

那麽，歷史上的狀元為什麽如此受人追捧呢?我們來看一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

狀元是古代科舉制度的產物。說起科舉制度，人們可能馬上聯想起《儒林外史》那裏面士林的種種醜態，科舉的種種弊端，或者聯想起範進中舉之後的作為，或者八股文的酸腐，總之，這個被20世紀全盤否定的科舉制度，在現代人看來簡直是古代中國罪惡的淵藪。

在現代人心目中，科舉制度往往與教育制度聯系起來，其實這是一個最大的誤解。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並不是一種教育制度，與現代高考的性質完全掛不上鉤。它是古代一種用人選拔機制，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公務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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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度創始於隋，確立於唐，完備於宋，又歷元明清三代，前後延續了1300多年，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著名學者毛佩琦先生在《中國狀元大典》中指出:當歐洲從中世紀的黑暗和野蠻向啟蒙時代邁進時，他們發現了中國這個“綠色的天堂”，這裏“沒有宗教，沒有教會，由人自己管理自己”，“由理性管理人”。不少人建議西方君主“應向中國學習”，“請中國的文人來，並派西方的文人去那裏”。“經過科舉制度選拔的官員是一批真正的出類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哲學宗教的佔有者。”歐洲人正是從中國科舉制度那裏找到了近代文官考試制度的模式。

在隋以前，古代中國選拔官員的制度主要是三代至春秋戰國的世卿世祿制，這種制度下，官員的任用主要憑血緣親疏世代繼承。漢代的征辟和察舉，在這一制度上邁進了一步，或由地方長官在自己轄區內定期或不定期地考察人才並向朝廷推薦，經朝廷考核後授以官職;或由皇帝直接對那些“名人”下詔征集，如西漢時多賢良方正，東漢則多舉孝廉。這一制度雖不以血緣親疏為據，但多有憑關係、徇私舞弊的現象，以致出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反常現象。三國時魏文帝曹丕則實行“九品中正制”，將人物劃定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個品級，作為選拔官員的依據。這一制度雖然對前面的察舉有了完善，但依然無法避免豪門世族把持品評人物的大權，到了後來，他們選拔官員完全只看門第出身，以致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像左思所唱的那樣“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而科舉制度則完全打破了上述選拔用人制度的弊端。血緣自然不再，關係也不再重要，由朝廷直接開設考試科目，天下士人可以自由報名，以考試成績作為惟一標準，第一次確立了公開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選拔原則，使下層讀書人也有了晉身的途徑。因而，眼看著全國考生魚貫而入時的唐太宗李世民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在科舉制度下，人人皆可以為狀元。無需達官貴人的推薦，也不問妳家世淵源，除了歷朝所規定的某些作奸犯科、品德不端的人不許應考，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如僧人道士、工商吏人、倡優子弟、服喪之人不許應考之外，其他人等都可憑自己的真才實學報考。經過鄉試、會試和殿試這樣層層篩選之後，蟾宮折桂，取得第一名的人，怎麽能不引起萬人追捧呢?在他的背後，是無數士人皓首窮經而終生不得及第，兩相對照，更增添了狀元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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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意思是說應明經科試及第，三十歲已經太老，應進士科試及第，五十歲還算年輕。一般說來，其他科考十取二三，而進士科則是百取一二，難易之懸殊可見一斑，以至於到後世，其他各科考試的讀書人越來越少，最後都集中在進士科。古代學子能在中年進士及第，已是十分幸運，真正少年登科的能有幾人?雖然俗話說“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而真正十年便能一舉成名的學子，則決非等閑之輩，必是學冠群倫、引領一代風流的名士，歷史上實在微乎其微。那些能在強手如雲的科考中奪魁之人，都不僅在當時是一時俊彥、深為朝廷所倚重，而且聲震天下，名貫古今，有如歷史的天空中一抹耀眼奪目的彩虹，他們並非是人們所想象的那種既無學問又無才能的“樣子貨”。

據統計，從唐至清，累計狀元592人，正史(含《清史稿》)中立傳者153人，佔總數的約三分之一;而宋代狀元能在《宋史》中立傳的即有56人，約佔一半。後人還認為，由於進士科考試只重詩賦、八股等官樣文章，真才實學者太少，其實也是極其片面的。歷代狀元中不僅出現了大量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也出現了不少的政治家。即使是如白居易、元稹、韓愈、劉禹錫、杜牧、王安石、蘇軾、柳宗元、楊萬裏、黃庭堅和納蘭性德等在歷史上以文學詩賦著稱的年輕狀元進士，他們也大都不止是在文學上聲名獨著，且在治國行政上政績卓著，在文化史上也卓有建樹，青史留名。

當然，有人要說，青史留名的畢竟不是全部狀元。那麽，還有眾多的狀元為什麽會在歷史上演沒無聞?這能不能說他們都是些無能之輩?這裏面有著很復雜的原因，比如，一個人的人生遭際。這些中狀元之後很快就在歷史上消失的俊傑，並非是他們碌碌無為，更多的是因為人生際遇多變，導致他們不僅在史上沒有多大聲名，甚至有的連名字都沒有留下。還有一種原因便是，有些中了狀元的讀書人，囿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無法施展他們的抱負。只有極個別的狀元，由於品質惡劣而成為史上的千古罪人。如宋代末年淳右四年(1244)狀元及第的留夢炎，曾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但很快就棄官而逃，後元軍攻陷衢州，留夢炎投降，並極力想勸降文天祥。為此，文天祥曾作詩痛斥:“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這樣賣國求榮的狀元宰相畢竟不多。

不少學者認為史上第一個狀元是孫伏伽。孫伏伽何許人也?他真的是天下第一狀元嗎?

孫伏伽

《舊唐書》《新唐書》均有記載，孫伏伽，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生年不詳，卒於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進士。可以說，這個孫伏伽是史籍有載的進士第一。但這個進士第一並不表明他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狀元。這要從進士的地位說起。

其實，這個孫伏伽早年在隋朝時就曾考中進士，並於隋煬帝大業末年任大理寺史，是一位懷才不遇的下級官吏。隋亡後，入唐做官。曾於武德初年上書高祖，坦言三事:一是“開言路”；二是“廢百戲散樂”；三是“請為皇太子及諸王慎選僚友”。高祖閱後大喜，用其為治書侍禦史，並賜帛三百匹。不久，孫伏伽又建議李淵在滅王世充、竇建德後取消追究王竇余黨的命令，並為平定邊防、減稅賦等事頻頻上表獻策，又請設“諫官”一職，高祖均採納。

武德五年，孫伏伽因上疏而被免官。當時科舉制度尚未完備，故孫伏伽能以免官之身應進士科考試，取中第一，官授刑部郎中。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孫伏伽曾上疏諫止遊獵騎射，被採納，貞觀五年免官，不久又起用。貞觀十四年(640)拜大理寺卿，成為朝廷重臣。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因年老辭官退休，顯慶三年(658)病逝於家中。

史載孫伏伽為人忠直誠懇，敢於直言上諫，有魏征之風。其性格寬宏大量，處事從容，寵辱不驚。拜治書侍禦史時，自己先從朝中得旨，歸家後秘而不宣，待朝廷制文到來，合家狂喜而孫伏伽若無其事。

孫伏伽是史上少有的兩朝進士，但隋朝時科舉制度尚不完備，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國舉行了真正歷史意義上的第一場科舉考試，取進士四人。壬午科取得第一名的孫伏伽不叫“狀元”，只稱“進士第一”。到唐太宗時，科舉作為一種取士的制度固定下來，從此成為定制。到了武氏周朝，由於武則天日夜不忘隴西貴族反對立她為後的舊恨，為進一步削弱貴族勢力而放手招官，並親自殿試貢士，又使科舉制度得到了加強和鞏固。

“狀元”一詞，始於武則天天授元年。首科取士十六人，武則天親自在洛成殿策試。在此之前，科考實行糊名制，貢士考卷都糊名，以防考官作弊。武則天說應該信任考官，廢糊名制，實際上是要從寬取士。當時，主考官用奏狀向武則天報其等第名次，位於奏狀第一位的，始稱“狀元”。

史籍載，“狀元”之名最早見於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進士王定保晚年所作的《唐摭言》:“崔昭矩，大順(唐昭宗年號)中，裴公下狀元及第。”但唐代制科百余種，各科都舉行殿試，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主要的科目有貢舉(也就是常科)、制舉(也即特科)、武舉和童子舉。而在貢舉、制舉和武舉中，又分進士、明經、賢良方正等。因此進士科狀元還沒有取得獨尊地位。到宋太宗時，皇帝舉行殿試並成為定例的只有進士一科;太平興國八年，把殿試合格者分為五甲，元順帝時改為三甲，狀元專指第一甲第一名，成為定制，狀元至尊至貴的地位開始確立。到明清兩朝，不設其他科目，進士科成為惟一的制科，殿試分三甲發榜，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二、第三甲人數不定，第一甲卻僅取三名，按文章優劣依次稱狀元、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狀元居鼎甲之首，因此又稱“鼎元”，在科舉中的地位變得至高無上。

後世把“進士第一”稱為“狀元”，是因為其他各科第一都不稱“狀元”。至於為什麽要把進士第一稱為狀元，尚有幾種說法，其中最為流行的說法，一是投狀說。唐時舉人赴京應試都要事先投狀，因而稱進士科第一人為狀頭，也稱狀元。此一說出自清朝人趙翼《孩余叢考》中的《狀元榜眼探花》:“自武後初試貢士於殿前，別其等第，門下例有奏狀，其居首者因曰狀頭，亦曰狀元。”一是張榜說。自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後，進士歸禮部考試，進士及第，例須在禮部南院東墻張榜公佈，狀元即是金榜名列第一。兩種說法，我認為其實質並無什麽區別，而趙翼的說法更恰切一些。

總之，既然在孫伏伽進士第一的時候尚無狀元之名，自然算不上史上第一位狀元。舊、新《唐書》都不言孫伏伽進士及第，其原因就在於武德元年沒有舉行貢舉，蕭源錦先生指出，最先認為孫是史上第一狀元的《玉芝堂談薈》本身記載就有誤。沒有貢舉哪來的狀元?真正的史上第一狀元，應該從武則天天授元年算起，可惜那年的進士第一(狀元)是誰，史籍沒有記載。但通俗地講，孫伏伽仍可算得上狀元之列。

那麽，孫伏伽為什麽能奪得當時的進士第一呢?他當年的試卷已無從搜得，但我們從史籍記載來分析，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讀書人的與眾不同之處。

首先，孫伏伽並沒有什麽高貴血統和出身。在隋大業末，中過進士的孫伏伽只做到大理寺史，爾後累補至萬年縣法曹，相當於今天的一個縣級法院法官。入唐後，武德元年便上書直諫。其一，從他所諫的內容看，應該可以說是開有唐一代的民主風氣的。他說:

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雲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為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欲，以咨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為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為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咨情不慎?凡有搜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

話雖然都是從當政者的角度出發的，但要求皇帝廣開言路，上承商周遺風，下啟後世批評監督之途。從某種意義上是針對皇帝的約束與自我約束，防止其為所欲為。

其二，他反對淫靡之風。他說: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雲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為後代法也。故《書》雲:“無以小怨為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雲:“放鄭聲，遠佞人。”又雲:“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

百戲散樂，看起來是件小事。但孫伏伽以小見大，看到了這種風氣一旦蔓延的可怕。就好比今天人們反腐敗時常說的官員作風問題。政府官員遠聲色，拒淫風，即便是對當今也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

其三，孫伏伽看到了為政的一大關鍵，那就是諸葛亮所說的“親賢臣遠小人”。他說: 

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雲:“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為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

這裏，看上去是對太子身邊僚友選拔的建議，是件小事，但其實事關大局。也就是說他看到了皇帝及未來皇帝身邊的人對政治的影響力。這些左右人等的好壞，往往直接影響到皇帝的決策。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這些人的品行最容易感染皇帝。這也充分說明，孫伏伽對儒家經典是活學活用的。孔子強調友的作用，指出要慎擇其友，《論語》中所雲“性相近，習相遠”，一般人匆匆看過，並不曾細想，而孫伏伽則能與國家大事聯系起來，足見其識見要高人一等。

為此，唐高祖李淵看了他的上述三條建議後“大悅”，下詔曰:

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仆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咱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嘆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回避。非有不次之舉，喝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禦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

二年，高祖又對裴寂說:

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余人猶踵弊風，俯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可見，李淵對他的倚重與信任。

作為一個在隋代沈淪下僚的士子，孫伏伽深知天下事都系於皇帝一身，由是他將眼光集中在皇帝身上，多方建諫。這並不意味著他只知投上所好，相反，他也敢於為百姓說話。李淵建唐後不久就平定了當時的各路反王如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但天下初定，李淵害怕他們的黨羽，於是命令將他們的黨羽發配邊疆。其實，王世充等人的所謂黨羽大都是一些深受隋末暴政之苦的百姓，只不過他們跟隨的不是李淵，因而成為李氏王朝的心腹大患。為了免除這些人的苦獄之災，孫伏伽上表直諫: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聞諸舊典。故《書》雲: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雲，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雲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雲:跖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發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雲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竊謂無罪。又《書》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為信畏?故《書》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疏。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孫伏伽引經據典，無非要向皇帝說明兩個道理，第一，不可言而無信，出爾反爾。既已大赦天下，為何又要發配黨羽?第二，冤有頭債有主，不可濫責無辜。言者諄諄，聽者也無可辯駁。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年的“進士第一”的識見和風範。孫伏伽的青史留名，不僅是他自己人格的大寫，也是後世對他的充分肯定。

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