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恒毅樞機：中國與天主教傳教區改革

二十世紀的天主教傳教區改革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適逢教宗本篤十五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1919）宗座通諭發布的百年之際，追憶天主教教會官方訓導對于上一世紀教會傳教區活動的偉大的革新之見亦成為絕佳時機。其持續性的革新精神可見于庇護十一世的《中國傳教》通諭（Rerum Ecclesiae）（1926），庇護十二世的《致中國教會通諭》（Evangelii praecones）（1951），若望二十三世的《牧者的王子》（Princeps pastorum）（1959），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憲章《教會傳教工作法令》（Ad gentes）（1965），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傳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1975），若望·保祿二世的《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1990），直至教宗方濟各的《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2013）。這些通諭及信函所呈現的是福音全球化進程的持久性與廣闊性1。 然而，倘若教會官方訓導已然如此有力且清晰地肯定了這一意義深遠的傳教原則，從而為突破一切意識形態上的，神學上的以及牧靈上的國家主義與文化沙隆主義，那么教會自然需要富有遠見卓識之人，以將這一原則在如日中天天主教傳教活動的地區得以落實及發展。

一群來自歷史悠久或新近成立的團體或修會的傳教士，且絕大多數來自歐洲，他們在故土之外的遙遠地區為福傳慷慨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其背后一直受到滿腹熱忱與責任的故鄉的教友們的支持， 且成為家鄉教友們的驕傲，因為傳教士創舉般地致力于被認為在經濟，文化與倫理層面處于劣勢的民族的靈性與人性的提升。

若提及這些無法一一列舉的傳教之創舉的高貴性與令人敬仰的程度，尤其是在亞洲與非洲，其模糊性亦不容忽視，尤其是基督宗教的傳播所帶來的高度風險一再被確證，或者至少在福傳對象的眼中存在一定的混亂性，其原因在于：一個異質的歐洲文化對于當地文化的滲入，國外強權勢力的政治與經濟殖民，其背后并非僅僅是單純的出于宗教的動機。

其風險無疑是現實性的，并由此可對仇外風浪做出解釋，仇外并不僅僅針對外國傳教士，而且亦針對當地信友，例如1899至1901年所爆發的令人惶恐的義和團運動，亦如其他對基督宗教的懷疑與排斥的運動及斗爭，他們的目標在于：在反對亞洲與非洲地區的西方殖民主義的過程中，對于本民族國家的價值與文化的確證。教宗在十九世紀的很長時間已對此有所反省，然而，歐洲殖民勢力的統治，宗教傳教修會在其所委任地區的活動及事業，即使是這些傳教士，對當地的文化與之對話的重要性的評估依然欠缺，由此超越當地文化之于傳教的阻力也相當困難。

中國這一領土廣闊的國家，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成為傳教士的訴求之地。與此同時，歐洲殖民勢力也在其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快馬加鞭地蠶食中國。有鑒于此，中國成為令傳教與殖民的悖論性問題更加凸顯的地方。試想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最終以令人心酸的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結束，對中國的羞辱登峰造極。與此同時，歐洲強權以“保護國”的名義控制基督宗教傳教士，尤其是法國傳教士，甚至包括中國天主教普通教友。當此之時，圣座千辛萬苦地試圖與法國保護國脫鉤，以求直接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但是，推動圣座如此行動的還有教會與神學領域的更為深層的理由：教會應當傳播福音，這一福傳使命應當植根于每一沃土，每一文化，而不能只限于對各種不同民族的秉性與文化異質性的“商品輸出”。這正是初期教會的樣式，且應當持續如此。在這個意義上，至關緊要之處在于當地基督徒在其當地司鐸與主教的帶領下致力于教會團體的建立，這些領袖式的人物對于當地的語言及文化有充分的掌握，就其位，亦可以福音信息喚醒與煥發當地教會。然而，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盡管傳教士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進行牧靈工作，本地司鐸與主教的培育工作卻未有進展，職是之故，基督宗教給人的印象不可救藥般的地變成“歐洲的”。因此，當務之急在于致力于對當地司鐸，當地主教與當地教會構成的培育與建立。

剛恒毅樞機其人其事

或許，將歷來教宗對于傳教區活動之革新的旨要付諸實行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將無可推諉地歸功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剛恒毅樞機。鑒于他在此一領域所做出的成就，高估很難，但對其適時的追憶與恰當地突出卻實屬應當。紀念活動的絕佳時機是康考迪亞-葆德農尼（Concordia-Pordenone）教區的封圣活動，在布魯諾·法比奧·畢尼林（Bruno Fabio Pighin）教授的努力下，近幾年，致力于對剛恒毅樞機的全部作品以及至今未曾發表的作品的整理及出版工作，不久之前，其全部文集已結集問世2 。

剛恒毅樞機，弗留利人，1876年出生于左坡拉的康斯丁斯（Castions di Zoppola）。1892年入康考迪亞教區修院，隨后在羅馬繼續學習，并渴望擁有堅實的文化底蘊。他在宗座額我略大學哲學畢業后，于1899年晉升司鐸。年輕的剛恒毅首先在本教區開始鐸職生涯，并在其后的些許年月致力于雕刻事業，于此，他對神圣藝術表現出極大的熱忱。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熱忱伴隨他的一生：1912年他在米蘭與同路人創辦基督宗教藝術社團，隨后一年，社團刊物《基督宗教藝術》問世，并出版至今。

隨著戰火逼近意大利，剛恒毅直接卷入戲劇性的戰時狀態。1915年，成為阿奎萊利亞（Aquileia）本堂司鐸，在絢麗且古老的大教堂內安居，在位于卡索（Carso）前線的意大利控制區下度日。卡波雷托（Caporetto）淪陷后的1917年，他成為前線隨軍司鐸。1918年11月3日，戰時敵對狀態結束后，他被任命為康考迪亞教區的主教代理，并度過了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因為教區主教方濟各·伊索拉（Francesco Isola）蒙席被認為是親奧地利派，于是，剛恒毅處于來自主教壓制的煎熬之中。1919年，他被任命為阿奎萊利亞考古博物館館長，并同時對周邊地區的挖掘工作負責。1920年，盡管無主教頭銜，卻在履行福美（Fiume）宗座代牧之職。當時，加俾額爾·德·阿農左 （Gabriele D’Annunzio）及其親信控制福美一城，其局勢令人不勝惶恐。剛恒毅與德·阿農左有過交情，并在阿奎萊利亞之時與其關系尚佳，但是，他知道如何將自己置于國別之上，致力于意大利人與克羅地亞人的牧靈關懷，并將使用兩種不同語言的圣職人員團結起來。

在福美戲劇性事件以來的歲月中，他一直是主角，帶著決斷與勇敢，他經常扮演的角色是在血流成河之前的第一時間設法避免政治與軍事局面的惡化。1921年間，他被任命并祝圣為主教。但是，在1922年，當福美局勢愈加緩和之際，當年6月11日，他收到來自教宗庇護十一世的出人意料的來信，教宗庇護十一世考慮將他派往中國作為宗座代表。顯而易見的是，他的個人能力，膽識，與經年累月中，尤其是及其困難時期所表現出的使徒服務精神，使其展露頭角，由此，為了全教會的利益被圣座擢升并被授予更大的職責與更加復雜的使命 3。

中國教宗欽使

鑒于剛恒毅之前從未有過在傳教與外交領域的前期準備，根據教宗庇護十一世與傳信部的第一手信息，他在中國傳教工作的成就的確令人驚嘆。我們將對其中的具有深意的些許進程做一追憶4。

剛恒毅于1922年年底抵達中國，1923年他定居北京，宗座代表辦公處與西方公使館群相距較遠，作為經濟上對中國天主教教友的支撐。同時，他選取一名中國教區司鐸作為秘書。他在未有法國公使陪伴的情況下將自己向中國政府舉薦。“請務必小心——庇護十一世在其辭行中說——且勿被外交部部長的賄賂所影響” 5，因為一切的抉擇都是對于立場的表明。

由此，剛恒毅迅速投入工作之中。自1924年上任后，作為宗座代表，舉辦第一屆“中國全國教務會議”，對于中國天主教教會，對于脫離西方列強的影響范圍，對于追根溯源——栽種教會 （plantatio Ecclesiae）6 ——文化滲入本地化，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在宗座代表的日夜奔波的精心準備下的代表大會，及其初期的系列會議被選址于位于上海徐家匯區的圣依納爵堂，且持續了整整一月。其參會人員之廣泛體現在，它涉及了中國教會的各個構成：五十位主教與宗教代牧，來自十三個包括宗教機構與當地司鐸的相關團體的代表。所談論的基本話題，尤其集中在司鐸與當地的教會構成。一個或許微不足道卻意義深遠的決議是，對于“躬行卑賤”的義務的廢除，這一義務要求當地教友面對西方傳教士時，將額頭貼在地面上以示尊敬！

剛恒毅對于西方宗教傳教的見解是一針見血且具有高度批判性的，1925年他注釋道：“只要各傳教區還存有封建意識，即將外方統治置于宗教皈依之上，或者更為糟糕的是，只要傳教區，在它們的發展以及組織過程中，還表現出一種大型行政機構的態度，就不能表現出一種為了支持新信仰所應有的偉大胸懷”7 。“當然，宗教團體所擁有的傳教區有著合法的法律頭銜，因為傳教區是由宗座所委派的……然而，傳信部所渴望的是為基督征服地土，即以當地司鐸為基礎建立一個正常的地方性教會體系” 8。

1926年，剛恒毅向庇護十一世舉薦了六位中國本地主教加以祝圣，10月28日，基督君王節，在羅馬的圣伯多祿大殿，由此成為本地主教設立的一個典型例證。這僅僅是一個遠景性設想的基礎。在剛恒毅作為中國宗座代表的任期結束之際，我們可以如此地做一評價：1922年他抵達中國時，共有57個教區，其中無一隸屬本土高級司鐸; 1933年當他卸任之際，中國境內共有121個教區，其中的23個教區隸屬中國本地主教管理9 。

1927年剛恒毅建立了第一所宗教男修會，主徒會（Congregatio Discipulorum Domini），且存在至今，并在北京開創輔仁大學的課程——隨之成為北京天主教大學——，其中不乏藝術研究機構，為了輔助中國基督宗教藝術的發展 10。

1929年在中國天主教青年總會成立之初，出版了上海公會的決議（861條法典綱要），并被羅馬逐一批準。1932年中國天主教運動的確定性章程獲準通過。

剛恒毅不僅僅只是著眼于本地主教，司鐸，也同時著眼于平信徒。1940年他如此地帶著贊賞與激動回憶中國天主教運動的首位主席，虔誠教友若瑟·陸伯鴻，作為每日彌撒的祈禱意向，以在彌撒圣事中共融，“令人如此揪心，在政局中陷入困境的他，正在安排和組織為窮人的救助工作”。1937年12月30日，陸伯鴻在上海的日本集中營中被殺害11。

這一真實地促進中國教會發展的偉大事業，與跟中國權力機構的特別的外交周旋及其關系的建立相輔相成。例如，1929年，剛恒毅與國家新政府首相蔣介石相遇，并參加了中華民國開國領袖孫中山的葬禮。然而，其主要努力方向仍然在于尋找契機，以促成中國與圣座之間建立穩定的外交關系，超越“保護國”的范疇，盡管，這一努力期間面臨著來自法國帝國主義的強烈抵抗以及來自天主教教友與傳教士的重重阻擋。但是，剛恒毅對圣座絕對忠正。此刻，時機尚未成熟，需待至1946年圣座才被獲準在中國建立宗座代理大使12。

傳信部秘書長

1931年剛恒毅不得不面對嚴重的健康問題，他分別在意大利與美國停留，以接受嚴之以待的腫瘤切除手術，手術非常順利成功。然而，1933年，他感到不得不放棄駐中國宗座代表的職位。返回意大利后隨即被任命為傳信部顧問，并于1935年成為部門秘書長。隨后一年，又被任命為宗座傳信修大學的校長，傳信大學及傳信修院正是培育本地司鐸與主教的戰略中心。

這些職位使得剛恒毅位高權重，而如今他以羅馬人固有的眼光胸懷天下，他每日的生活節奏緊張，只為各個大洲的福傳事業，尤其是亞洲和非洲，繼續他在中國所推行和實踐的戰略路線。但是，中國傳教的重要性及其他個人對此的投入仍然持續地顯現在他的工作之中，且取得相當重要的成果。

1939年12月8日，羅馬傳信部《眾所周知》(Plane compertum)指令頒布，它在官方層面對于轟動一時的“中國禮儀”問題給出明確的評斷與了解，其中“中國禮儀”問題在近三個世紀以來一直對中國的福傳事業有著負面的影響。早在1927年，剛恒毅在北京如此寫道：“傳教士的一個令人十分痛苦的經驗是對于中國禮儀與馬拉巴(Malabarici) 的爭論13。‘使徒的愛德退化為了圣雅各伯記載的‘惡毒的嫉妒’ (雅 3,14)‘，天主的美好的戰役之一就此挫敗; 西方教會受盡苦衷，同時在中國的異教徒同樣被丑化。筆者認為，傳教士致命性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除了神學原則外，還來自宗教團體之間的斗爭……在對于中國禮儀問題的論爭中，宗教團體所表現出的對自己宗教機構的榮譽的維護，而非為了天主之榮耀，除了這一爭斗的熱忱外，亦可見其宗派主義”14 。

剛恒毅連署了樞機部長福馬松尼·畢奧迪（Fumasoni Biondi）簽署的指示，但毋庸置疑剛恒毅是主要的策劃人。此文件的頒布使得天主教教友可以合法地參加祭孔及祭祖的本地禮儀。在緊接著的1949年的五月，一個類似性的文件廢除了與“馬拉巴禮儀”相關的法律條文，也同時解決了印度南部類似的歷史性問題。

1941年，在剛恒毅的積極推動下，圣座辦公室將羅馬禮儀書譯為現代漢語及其他當地語言。幾年后的1949年，羅馬彌撒本也被翻譯為漢語。在所有的一切中，他的角色是決定性的。他是于禮儀中使用通俗語言的頑強且令人信服的倡導者。這一主題時常呈現在他的筆記與著作中，同時他還多次向教宗與圣座各部門負責人報告他對于此議題的研究與追憶。例如，1939年，在教宗庇護十二世當選兩個月之際，傳信部秘書長造訪他，提及對于建立當地主教制的教會結構與使用當地語言的必要性。他喜出望外地談論作為“傳教策略”的兩個基本原則。“羅馬的第二任教宗并非巴勒斯坦人，而是意大利人”，剛恒毅開始說，隨之接續，“此后，圣父，宗徒策略與我們的策略之間的顯著區別在于：宗徒采納了當地的語言作為禮儀用語，宗教在其當地民眾中由此得以迅速傳播。讓我們做一個假設：假如圣伯多祿和圣保祿在羅馬扎根后在他們的牧靈活動中仍然使用阿拉美語，倘若他們希冀兩到三個世紀中的主教均為巴勒斯坦人，羅馬帝國是否還有可能得以皈依？” —— ‘從人性的角度回答，是不可能的’，教宗說”15 。

在對于中國的特別提及中，剛恒毅提醒教宗，早在1615年保祿五世（Paolo V）已然授權在禮儀中使用中文，而耶穌會會士魯道維科·布格里奧（Ludovico Buglio）在17世紀已將彌撒書，禮儀本與日課譯為中文，但一切均被傳信部的否決票擱淺16。 剛恒毅對于其阻力做出解釋:一個十分有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十分“狡猾“的現象是，“外國諸傳教區本身并非自然而然地接受對他們而言為異質的禮儀。在一定的意義上，傳教區被認為是外國使團的地盤” 17。

1939年10月29日，12位來自非洲和遠東的傳教士即將被祝圣主教，在此莊嚴的“福傳活動”中，所傳達出的訊息為自升任圣座伊始，教宗庇護十二世即表達出對教會傳教使命的看重，剛恒毅在此祝圣籌備團中擔負決定性職位1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46年，庇護十二世召開了一次慶典性的大會，以慶賀樞機主教團國際化的一個歷史性的開端，并首次設立中國樞機，即圣言會會士多默·田耕莘主教。幾個月后，庇護十二世正式構建中國天主教主教階層，其中包括20個總主教區，85個教區以及34個監牧區。此等戰績，剛恒毅作為傳信部秘書長的角色當然是決定性的。

1953年，剛恒毅被擢升為樞機，且作為四個圣座機構的成員與神圣羅馬教會秘書長。由此，他的教會人格的卓越地位與其遠見卓識享譽世界。早在1939年，他已明確提議召集一個大公會議19。 同時，也曾多次明確提出，之于圣座參議會，樞機主教團以及其他重要部門（例如傳信修院院長等）的最大化普世性的需求，以減少單純的意大利人的管理。1958年7月18日，庇護十二世去世前的三個月，而剛恒毅在他去世后的八天后也與此世長辭，他曾懷著喜悅向教宗舉薦克里克·伯德如斯·阿軋甘年（Krikor Bedros Aghagianian）作為傳信部代理部長，其“令人羨慕地代表了這一偉大部門的國際性”20，令人毫不驚異的是阿軋甘年或許正是剛恒毅為即將舉行教宗選舉大會的新教宗候選人，但教宗羅卡利（Roncalli）即若望二十三世，隨即最終當選。

戰后，致力于宣告殖民主義終結的運動蓬勃發展，剛恒毅認真跟蹤并評論了國際舞臺上的重大事件，例如萬隆會議（1955年）和開羅會議（1957-58年），他們宣稱：“亞洲屬于亞洲人，非洲屬于非洲人”。在有生的最后一年，他在兩份報告中簡要而有效地重新提出對天主教傳教區的遠見卓識，并直接郵寄給傳信部與信理部21。 此報告是具有非凡的先見性、具體性與明晰性的傳教學綱要，且具有獨一無二的個人經驗的支持，是剛恒毅尤其在他的“中國歲月”中走向成熟的經驗。它來自歷史沉痛的教訓，為了重申他一再重復的不可或缺的福傳方針，即他所命名的“宗徒方法”：“栽種教會”，建立當地的教會階層，尊重其民族及其文化，如同今日所說的，將福音的訊息“本地化”，鼓勵并支持在禮儀中對本土語言的使用。如今這些方針已在宗座與教會生活中成為穩固的指導原則，然而，百年前它們尚在被推廣與牛刀初試的狀態，剛恒毅對此的貢獻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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