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剛恒毅的五點主張談天主教在中國的本地化

多年前讀過一句話：“沒有中國人自己的先知，什么外國信仰能夠征服中國呢？”在佘山修院上劉健老師《中國教會史》一課時，他亦說過：“文化是信仰的載體，基督信仰想要成為中國人的信仰，就必須深入中國文化本身，而不是脫離！”2006年上海教區舉辦“圣方濟各沙勿略誕辰500周年福傳研討會”，在現場有人問李天綱教授當前社會“主流文化”到底是什么？李教授沒有給出明確回答，因為，傳統意義上的“主流文化”在今天已不具備主流性質。圣神父后，在具體的牧靈實踐中常想起這些生活片段，我覺得從一個知識分子的視角去思考這些話自有它的實際意義，但卻不是沒有商榷之處。今天世界開放已是主流，現實生活中，我們吃、穿、住、行已和普世人群沒什么兩樣，亦早已接受適應“地球村”的風格概念。

但不容忽視具有傳統性質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信仰方面對基督教文明的間歇性抗拒排斥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文化現象，雖然這抗拒排斥基本上發生并完成在知識分子的頭腦中！比如2006年12月21日，新民網發布《北大清華等高校十位博士聯名抵制圣誕節》評論員文章；再如2010年12月22日，郭齊勇、張祥龍等“儒家十學者”聯署反對在“圣城”曲阜建教堂，并在十個儒家社團、十個儒家網站支持下發布《意見書》，同時開放征集海內外社會各界支持。這些《意見書》在社會各界雖沒造成任何明顯影響，但這種東西方文明間的張力表象卻值得重視。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學界對基督宗教的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已出版的系列基督教神學經典譯著，給我們打開通往另個世界的窗口。近些年出國留學訪問的人越來越多，互聯網的普及亦讓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消失，這都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文明和政治理念被人們迅速吸收的實在原因。國民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或不認同，正反映出中國社會目前需要方向上的引導。如果，我們自己的路徑已經走絕，那么新的引導應來自何方？

當前，中國在人民生活、經濟發展、商業競爭、軍事裝備、文化交流等領域都和國際順利接軌，并取得成功。但在思想、信仰方面卻總是排斥抗拒。基督教文化精神對人生命的更新力量很容易遭到維護傳統文化的衛道士嫉妒反對。然而，不論如何基督教文化隨商業經濟直接侵入國人生活，快速改變著國人的思想觀念。傳統文化再持保守態度已不合時宜。如何讓基督宗教更容易為國人接受？在這個層面去反省教會本地化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已如上所述，肩負福傳使命者如何在不斷開放的社會中讓別人更好的認識、理解、接受基督信仰，如何完成基督宗教社會化是當下最緊迫的任務。

天主教正式傳入中國，自1289年意大利方濟各會士蒙高維諾受教宗尼古拉四世委派出使中國始。隨著元朝滅亡，當時還不太興盛的天主教也隨之沉寂消失。直到1601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重新在北京叩開明王朝大門，天主教信仰才真正在中華大地上扎根、開花、結果，再未斷絕。鴉片戰爭后，中國大門敞開，大批傳教士得以進入內地傳教。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剛恒毅樞機奉教宗比約十一世差遣來中國之前，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局面既不同于元朝時的蒙高維諾時代（外族統治時代，基督信仰只悠游于蒙古上層社會，絲毫未進入被歸為下等人的漢民族群）；亦不同于明朝時的利瑪竇時代（這是純粹傳教時代，利瑪竇神父積極接觸中國士大夫階層，利用奇方異器引起一些人的興趣，借機打下對話傳教的基礎。因著利瑪竇神父東西方文明亦開始碰撞交匯。）剛恒毅來中國之際，中華民族雖飽受外族欺凌，但中國的傳教區內各國修會之傳教事業卻得到蓬勃發展。法國“保教權”和不平等條約里“自由傳教”條款亦使社會各界對天主教始終抱著極大的仇視與不滿。

如同天主教會今天在中國面臨的困難一樣，1922年到中國做宗座代表的剛恒毅樞機面臨的問題正是：天主教會要如何做才能消除普通中國人對天主教的偏見？在這里我們似乎可從剛恒毅樞機處理這問題的方式中吸取教訓，這有利于讓天主教會在中國大地上的福傳之路更能拓展開來。下面，我將從剛恒毅的五點主張來談天主教在中國的本地化問題。

剛恒毅五點主張的來由及其內容

1922年剛恒毅來中國前天主教會模式在中國已形成，像雷鳴遠晉鐸前夕給林懋德主教說的那樣：“我們在此地真正而且有意的形成了一個外國團體，我們的教會成了半個殖民地。”事實上剛恒毅樞機來中國前，中國教會本地化運動呼聲已由雷鳴遠，馬相伯，英斂之等人喚起。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篤十五世頒布《夫至大》通諭。顧衛民評說：《夫至大》通諭雖然對普世教會而發，但切中在華天主教會積弊。其實，雷鳴遠神父在1916年天津“老西開事件”中已點燃教會本地化的熊熊大火。雷鳴遠神父雖因這個原因被法國遣使會調到寧波，但由他所起的影響，不斷激勵后來人為他“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理想繼續奮斗努力。1918年3月2日，王老松樞機出任教廷傳信部長。不久由陸徵祥領導的中國外交部請求摩納哥親王駐羅馬代表卡彼羅伯爵充當中國與教廷建交斡旋人，并希望通過他與教廷建交。7月2日，吉塞佩白萊里總主教被任命為宗座使節出使中國。7月17日，中國政府則任命駐西班牙兼葡萄牙公使戴陳霖為駐教廷使節。法國知道后大加干涉，外交部長畢盛聲稱教廷向中國派使節，會嚴重危及法國的保教權，法國亦向中國提出抗議。

擺在剛恒毅樞機面前的困難，似乎今天正擺在中國教會面前。必須強調的是，無論什么時代，教會對于自身的認同首先在于對基督福音精神的肯定與認同，而不是祈求一種奴化的適應模式。國家與教會的關系決不能淪為主仆性的服務機制，即教會必須適應國家政權。必須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下去服務于國家并不符合耶穌基督教導的真理。真理的批判性原則在這里并不適用，國家沒有任何理由也不具備任何資本可以使自己凌駕于教會之上。相反，教會信仰的理念與思想可以正常的侵入國家的意識，對之加以改良，使之更符合真理的要求。因為，在真理的次序上，國家只局限服務于公平正義及公共的福利，而教會則是服務于真理的教導者。教會先知性的角色在當前社會中必須得到提倡和彰顯，一味地萎縮并不能求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只會減弱真理本身應該具有的力量。所以，今天的中國教會正需要有剛恒毅樞機在那亂世具有的勇敢與智慧。我們談“本地化”的時候必須先談“信仰化”，如果我們對基督信仰、教會法律已經淡漠不懷熱情，那么就不會明白“本地化”意義精神到底何在！

1922年6月11日剛恒毅忽接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來函，通知他說，教宗比約十一世要派他到中國出任宗座代表。剛恒毅表示自己本想前去晉謁教宗辭謝這重任，但被教宗鼓勵了回來。比約教宗對剛恒毅樞機說：事情雖然有大小，原則常是一樣。你以服從和犧牲的精神出使中國，天主自會助佑你。你說沒有準備也是人之常情。不了解的事，可以學習。你先到傳信部研究一下，再來見我。我們在剛樞機的《回憶錄――在中國耕耘》里看到：走出梵蒂岡，剛恒毅用“心情雖沉重，倒很鎮靜，也充滿希望”來描繪自己的心情。他還特別提到：自己走到圣伯祿墓前，祈求這位偉大的漁夫行助佑。剛恒毅到中國來就是要尋找可以撒網打魚的漁夫。在羅馬逗留一個月，剛恒毅在傳信部了解中國教會當前的形勢。他寫道：王老松部長要我盡快召開全國主教會議，以便實現《夫至大》通諭的理想。國務卿嘉斯巴利樞機告訴剛恒毅：中國已有很多杰出官員，為何找不出幾位中國主教？剛恒毅樞機得到傳信部和教宗的指示后，遂總結了到中國工作的五條的規定。[page]

對剛恒毅五點主張的反省

1、宗座代表是純宗教性的，不應有任何政治色彩。

剛恒毅樞機的理解是來中國做宗座代表主要是處理中國教會事務，盡量讓中國教會實現本地化，即要遵守由本地人作主教的原則。所以，他不是政府官員，他強調自己的身份不應有任何政治色彩。他在的回憶錄中敘述道：“到廣州后，法國領事愿替我引見廣州軍政首長，我婉謝了。我愿讓人相信，天主教不受外人保護，也非列強工具。我是為了教會利益。才尋求自由行動。我向地方首長們表示，天主教也注意到人民的社會福利，教人尊重領袖，承認私產權，為國家祈禱，但決不干涉中國內政。1922年12月29日晚抵達北京后，受到多位神職和意法使館代表歡迎。我和兩國的公使保持著良好的交往，但常保有教會的自由與地位，也告訴他們，我來是為傳播福音。他二人向我表示保教權將會自動撤消。”因此，中國教會在今天一如在當時，應設法擺脫政治羈絆，讓教會真正獨立自主。如何做到，那就只有離開政治，回歸屬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身份！

2、和一總人都表示友善，不論中國官員，或外國使節。但要絕對保持自主，不袒護列強的政治利益；我只屬教宗，代表教宗。

這里一總人，即所有人。此條中，剛恒毅樞機強調，自己要絕對保持自主，保持中立，誰也不會袒護。他只屬于教宗，也只代表教宗。復雜的局勢中，必須保持清醒頭腦、作風正派，才不會被威逼利誘。在回憶錄中剛恒毅樞機記述了這樣一件事：“1931年9月27日（九一八事變），日本新聞社聲稱，在日軍行動前夕，東北的天主教美籍傳教士（撫順瑪利諾會）在沈陽集會，鑒于地方政治不安而有意請求日軍保護 。我馬上進行查證工作，撫順教區負責人親到北平堅決否認。因此我在《平津日報》發表聲明，嚴詞斥責日本新聞社的電訊荒謬子虛。這家報紙刊登了我的聲明，也給予教會好評。”

3、圣座不務政治，政治卻有時進入宗教圈里。這不過是偶然的、短暫的。

教宗從不自詡為政治家，但政治卻常常找上教宗。但是，我們目前的行為卻很明顯違背他內心的意愿。剛樞機在歸鄉途中如此寫到：我愿以父子之情對中國神職說幾句話，外籍傳教士開墾的這塊園地，現在交給你們去繼續耕耘：一人播種，另一個收割。使撒種者和收割者一同喜樂……別人勞力了，你們收獲他們勞苦的成果。（若4：36-38）中國神職應把樂觀的傳教士精神和感恩的心情合而為一。中國新生的教會，是由無數中外基督徒的鮮血種植、澆灌的教會，你們從傳教士和殉道者手中接過來這信仰的火把，責任之重大，可想而知。

4、圣座在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列強的政治和圣座毫無瓜葛。教宗關懷中國，切愿中國強大起來，主張中國歸中國人。

當時的教宗關懷中國，現在的教宗依然關懷中國。梵蒂岡從沒想過從中國身上得到什么益處利益。反而，從天主教進入中國以來，輸入金錢，付出生命，直到今天！傳教士拋頭顱、灑熱血，用汗水澆灌生長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基督徒。每位傳教士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大多有高貴的出身，博學的知識。剛恒毅樞機在離開家鄉來中國時寫道：人非草木，離鄉背井舍親遠行，總有幾份離情。我告訴母親要去傳教區工作，母親感嘆地說：你要去很遠的地方嗎？是的，海上航行要一個月。她帶著顫抖的聲音說：你當服從教宗命令，他命你去那里你就去那里，今生也許不能相見，天堂上再見吧！”她的另一教訓是：你和弟弟所掙的錢，希望都去濟貧，因為你們棄家修道，絕不能發財。臨別時我們相互擁抱，誰也說不出一句話。1922年11月8日晚，我收到嘉斯巴利樞機電報：圣父慈父般哀悼令堂的逝世，亡者得以安息，生者享有天上慰藉。我今后更形孤單，對善行價值更加重視 ，但天上多了一位代禱者。在這里應該明白，一位傳教士如果為了政治利益，他不必老死在中國。所以，我們教會里的主教神父應該明白在基督信仰內跟隨耶穌的絕對性，如果我們不具備傳教士精神，教會本地化永遠都只是表面文章。

5、傳教事業只是服務，教會所以稱為至公的，一般來說，教會該由本地人作主教為原則，但初創時期，客籍傳教士是不可或缺的。等本地圣統建立后，客籍傳教士曉得自己任務完成了，應立即束裝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園地。

剛恒毅作為宗座代表來中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幫助中國教會實現本地化。他十一年辛勞是值得中國教會永遠紀念的，是他積極促成了六位國籍主教的祝圣，讓中國教會本地化運動從實踐意義上真正的歸位。他在回憶錄中反省道：1650年之后，又經過三世紀之久的中國教會仍由外國圣統管理，也都由修會主持。我想教會不是建立在會士身上，而是樹立在本籍教區的神職身上。1926年六位中國主教被任命和祝圣后，終于結束了漫長的過渡時期，開始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客籍傳教士，各修會會士們，多年的辛勤耕耘，終于有了成果。由蒲圻及蠡縣兩監牧區先予解凍，接著祝圣六位主教才算大功告成。教會園中的盆栽，終于正式移到中國土地上，往下扎根，自然而然地會茂盛繁殖起來。自1685年卓越人物羅文藻在廣州被祝圣為首任中國主教之后，好事多磨，難以為繼，因此，希望這次能開創出一條康莊大道。終于，1946年4月11日，教宗比約十二世宣布建立中國教會圣統制，至此，1949年前，由剛恒毅樞機、雷鳴遠神父、馬相伯等人倡導的中國教會本地化運動達到預期目標。今天，當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繼續傳教事業時，千萬不能否定前人為我們所付出辛苦努力。[page]

總結

1949年后，經歷一系列清理運動直止文化大革命，大陸教會借政治運動完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本地化，從此亦徹底褪下“洋教”外衣。但這一種病態的“本地化”，沒有什么好處，有的只是對教會信仰的傷害。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后，教會本地化建設多集中體現在禮儀改革上面。臺灣教會從本地化神學理論的思考和本地化禮儀精神的實踐兩方面做了許多嘗試和創新。隨著社會與宗教的深入融合，俗世化運動卻極快地模糊了神圣與非神圣的界線，甚至亦模糊了宗教與非宗教、信仰與非信仰的界線。故此，八十年代中期，臺灣教會向大陸教會輸入的“本地化”成果，在今天看來亦是無果而終。

那么，本地化在目前的中國教會有未來嗎？我們是否早已走過了頭，已失去了不該失去――標志自己身份――特征？在當前社會文化的挑戰中，我們對本地化應有怎樣的肯定？有位弟兄問我：是什么原因讓我們變得在人前公開說謊了？是什么原因讓我們變得不再那么誠實且愛玩游戲了？又是什么原因讓我們注重的是外表而不再反省什么是信仰了？他總結道，沒有信仰的信仰會將人帶向死亡、帶向惡！

在本地化思考與探索甚至實踐的過程中，我們如何在當前這種困境與混亂中把基督信仰本質厘定出來？蒙高維諾主教，利瑪竇神父，剛恒毅樞機都是在“健全的信仰”中推行天主要他們做的本地化事業。傳教士精神正是基督信仰的本質，這為今日中國教會內的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對大公教會的認識方面尤為重要。

所以，要加強圣召培育工作。以前修道人，是真“修”，今天修道人缺的正是個“修”字！本篤十六世教宗呼吁道：“從物質和政治負擔中解放出來，教會就能更好地以真正基督信仰的方式獻身于整個世界，就能實實在在地向世界開放。就能再次更輕快地活出朝拜天主奧跡和為他人服務的召叫。”一仆不能事奉二主，我們不能事奉天主，又事奉金錢。修院培育不能按社會企業只要求業績成就，修院培育團需要更重視的是修生們人格修養的操煉和宗教感情的熏陶。

當人對信仰缺少熱情對宗教少感情時，也就是當他不知信仰為何物，也缺少傳教士的犧牲精神時，他往往會首先放棄堅持！單國璽樞機在寫給中國主教弟兄的信中說：在基本的信仰方面，主教是信仰的保護者和導師，主教有責任保護并教導純正的教會之至一、至圣、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屬性，教會的圣統制以及在圣伯多祿之繼任人領導下之共融、合一的重要性。不但要讓神父們清楚了解，也要讓他們勸導教友遵從這些重要的信道。中國教友的信仰意識雖在加強，他們仍是沉默的大多數。教宗本篤十六此次出訪德國時說：“為振興教會不是要找出新戰術，而是使教會恢復自己完整的面目，去除表面看似信仰，實際上只是習俗和慣例的東西。教會不該為強化一個要求自己權力的機構而設法讓人加入，而要引領人發現天主的愛。為此，必須向人提出基督信仰的真面貌，毫不妥協。”

最后，神父在牧靈工作中欠缺的是對信仰、圣經、教義的完整教導。大多數教友除了念經，很少再懂得別的。如何以完整信仰來教導信友是每一個本堂神父要首先用心的。一些堂區積極引進“神恩小組”或參加“門徒訓練營”；有神父甚至在教堂里舉辦“五教同光”活動；更多的是用激情歌曲來裝備激情彌撒，以跳舞唱歌來活躍彌撒氣氛。以上這所謂的本地化嘗試極需要與之有關的神學理論來支持修整。我覺得中國教會應該跟上社會的“開放”，不斷提升自己，主教神父應像剛恒毅樞機一樣為真正的基督信仰去奮斗，努力表現教會的真正面貌――如本篤十六世教宗所強調的――讓中國基督徒的生命為“福音精神”同化。這樣，我們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向中國社會展現福音所能帶來的神圣益處。

【圖文綜合整理：華發網】（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