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織密紮牢民生保障網

“搭幫黨委政府給我送來慰問金，現在可以安心愉快過個新年嘍。”2月8日，通道坪坦鄉陽爛村龍憲兵老人談起黨和政府的關懷豎起了大拇指。這是通道抓實民生保障惠民生的一個縮影。

近來年，該縣始終踐行“民政為民、民政愛民”工作理念，以“保民生、保穩定、促發展”為軸線，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兜底扶貧，全面實施農村低保與國家扶貧標准“兩線合一”，專項清理整頓農村低保和社會保障兜底脫貧對象。完善“五位一體”的醫療救助政策與自然災害應急保障體系，加強優撫安置工作，大力推進“陽光安置”，認真做好退役士兵的接收工作。嚴格落實《農村五保工作供養條例》，民政惠民工作取得積極成效。

據悉，春節前夕，該縣發放貧困群眾慰問金達100餘萬元。2017年為5245人發放了基本養老補貼達180餘萬元，為12534名70至80周歲失獨、五保、低保、優撫、特困老人辦理意外傷害保險;全年共救助1118人,資助參合參保8180人，為564名特困群眾發放臨時救助、“救急難”資金93.1萬元，因洪災緊急救助1071人，共發放救災款250萬元。

“2017年，我國實施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加大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力度，提高財政資金效益，全年財政收支情況較好，有力促進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財政部國庫司負責人婁洪表示。

在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81119億元，同比增長7.1%;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91448億元，同比增長7.7%。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144360億元，同比增長10.7%;非稅收入28207億元，同比下降6.9%。

2017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持續穩中向好、穩中提質，主要經濟指標明顯向好，經濟效益和運行質量顯著提高，財政運行總體平穩，財政收入增速加快。“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7.4%，其中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0.7%，比上年分別加快2.9個和6.3個百分點，扭轉了近年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稅收收入增速逐年放緩的態勢。”婁洪說。

財政收入增速較快，質量如何?“稅收收入和主要稅種收入佔比回升，財政收入質量提高。2017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穩中向好，全國稅收收入特別是包括國內流轉稅、所得稅、進口環節稅收等在內的主要稅種收入，出現較快增長;非稅收入受全面清理涉企收費、取消或減免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等因素影響，同比下降較多。”婁洪介紹。

據悉，2017年全國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佔比和主要稅種收入佔比，分別達到83.7%、75.1%，較上年分別提高2個、1.9個百分點，財政收入質量進一步提高。

在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的情況下，財政收入為何能實現較快增長?婁洪表示，這是我國經濟持續穩中向好，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的綜合反映，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雙創”和“放管服”改革等政策效應持續顯現、國內外需求回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我國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2017年的具體成效如何?就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提問，財政部稅政司副巡視員袁海堯表示，2017年，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全年減稅降費超過1萬億元。

據介紹，在減稅方面，繼續推進營改增，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進一步擴大享受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范圍，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至50萬元;將科技型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至75%;延續實施到期的6項稅收優惠政策，等等。

在降費方面，取消、停征或減免43項中央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7項收費標准。取消和減免5項政府性基金，降低2項征收標准。取消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出台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清理規范經營服務性收費等政策。

袁海堯強調，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對於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企業營商環境等發揮了積極作用。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一項實實在在的減稅措施。據統計，試點全面推開以來，實現了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預期目標。其中，2017年1月份至11月份，累計減稅7162億元。”袁海堯表示。

據統計，分行業看，改征增值稅行業受益於試點政策安排，與繳納營業稅相比累計減稅4711億元。制造業等原增值稅行業受益於可抵扣進項稅增加，與試點全面推開前相比，累計減稅2451億元。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增值稅特殊的抵扣機制，受收入成本結構、投資周期等因素影響，納稅人的稅負水平在不同時點存在一定波動，並非每一個納稅人在每一個時點均實現稅負下降。在營改增整體減稅的同時，也有部分納稅人出現了稅負不同程度上升的情況。”袁海堯解釋。

據悉，對於上述問題，財稅部門高度重視，將密切跟蹤試點運行情況，適時完善試點政策。繼續加大政策宣傳和輔導力度，幫助企業將政策用好用足。“同時，企業也要創新完善自身經營管理模式，主動適應稅制轉換的新要求。”袁海堯說。

“2017年，各級財政部門按照有保有壓、突出重點的原則，積極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大力壓減一般性支出，重點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兜牢基本民生底線，保障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改革，財政資金投向更加精准高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首次突破20萬億元，各項重點支出得到較好保障。”財政部預算司副司長王克冰說。

王克冰介紹，2017年增加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促進區域均衡協調發展。據統計，2017年，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65218億元，佔中央財政支出的68.6%，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35168億元，佔全部轉移支付的61.6%，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

“同時，中央轉移支付資金重點向經濟發展落後和財政困難地區傾斜，增強了落後和困難地區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的能力。其中，老少邊窮地區轉移支付1843億元，增長19.7%;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2239億元，增長9.5%;資源能源型和東北地區階段性財力補助300億元，增長50%。”王克冰說。

此外，加大重點領域投入力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國一般公共預算中，科學技術支出7286億元，增長11%，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222億元，支持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全國節能環保支出5672億元，增長19.8%，主要是支持打好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三大戰役，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

同時，強化民生領域經費保障，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全國一般性公共預算支出中，扶貧支出3171億元，增長38.7%。全國教育支出30259億元，增長7.8%。全國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24812億元，增長16%，支持按5.5%左右的幅度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准，以及提高低保補助標准，解決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問題。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各級政府要堅持過緊日子，擠出更多資金用於減稅降費，堅守節用裕民的正道。在過去一年中，這項要求落實得怎么樣?

王克冰介紹，2017年大力推動預算績效管理，在做好重點支出保障的同時，中央財政帶頭大力調整和壓減一般性支出，繼續實行“三公”經費只減不增，壓減會議費、公務接待費、涉企補助等支出，改變項目支出只增不減的固化格局，確保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

“同時，督促指導地方財政做好壓減一般性支出等工作，避免鋪張浪費和大手大腳花錢，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王克冰說。

惠及全國城鄉民眾的基本公共服務，中央與地方各應承擔多少錢?這個自1994年“分灶吃飯”財稅改革方案施行以來，困擾中央與地方多年的難題，現在有了破題的方案、標准和手冊。最近，國務院辦公廳全文公佈了《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

基本公共服務的受益對象乃全體城鄉居民，這項改革事關每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實施該方案，並配套實施監督問責與追責之後，惠及城鄉民眾的基本公共服務所需財政投入，就有了制度化、明晰化、法治化的長期保障。有了這些保障，百姓的獲得感將進一步得到提升。實際上，方案不只是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厘定財權與事權，而是旨在讓城鄉民眾得到更穩定的普適性實惠。

方案確定的由中央與地方財政按比例出資的基本公共服務，首批圈定為八大類共18個項目，包括公用經費保障、免費提供教科書、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生活補助、貧困地區學生營養膳食補助、中等職業教育國家助學金、普通高中教育國家助學金、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補助、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補助、醫療救助、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困難群眾救助、受災人員救助等公共服務事項，既涵蓋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也包括發達地區。早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全國城鄉均等化，是該方案實施的最大可取之處。

1994年中央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之時，上述18項基本公共服務十分匱乏，就算個別發達地區開始自費提供其中的少數公共服務事項，基本也是零打碎敲。24年間從很低水平起步，到如今確定18項基本公共服務事項，再次詮釋一個樸素道理，穩健可持續的發展，是逐步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面，加大公共服務保障力度的前提條件。

基本公共服務事項多與少是個發展變量。確定18項由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攤的基本公共服務，與當下中央尤其地方財力的實際支付能力大體相當。隨著發展拉動中央與地方財力繼續增加，基本公共服務還將逐漸擴大覆蓋面，提高保障質量和水平。

較長一段時間以來，由中央財政部分分擔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有四大弊端：一是它們被整體包裹在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大紅包中，對中央財政每年的實際支出及具體出資事項缺乏剛性約束，導致穩定性不高，變動頻繁。二是對地方財政的配套性出資也缺乏剛性約束，地方實際配套投入普遍“短斤缺兩”，致使原本就不多的基本公共服務出現不同程度縮水。

三是中央支出標准劃分過粗，直接和間接引發省與省之間互相不服，由於“會哭的孩子多吃奶”，誘發各省爭相“跑部進錢”。四是沒有通盤考慮不同省份財政支付能力的動態變化，中央支出越大，有時附帶生成的新的地區間的不公平也越突出。

中央財政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性質上全部歸屬轉移支付范疇。下面所引用的一組權威統計數據，無言地折射出此前中央花錢越多、地方不公平感越強、矛盾越突出的無奈。去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達到破紀錄的5.6萬億元，其中直接用於基本公共服務的轉移支付高達2.1萬億元。此數字按人口均攤再折算成美元，在全球都極具可比性。然而，城鄉民眾的獲得感卻與中央投入難成比例。就此多年積弊，中央早就想動刀革除，卻為複雜的地方利益和部委利益所擾而難以下手。

革除“分灶吃飯”財政弊端的改革2004年即已啟動，但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的10年間，始終難有實質進展。2014年後，財政改革大幅提速，力度一年大於一年，最關鍵的動力，在於從上到下確立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四個意識”，為財政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保障。

“財權連事權”首次明晰了中央與地方財政責任與支出標准，無疑是財政改革向深水區挺進的又一最新突破。循著這個大勢，繼續紮實推進此項改革，用財力構築的民生保障網建設，將給城鄉民眾帶來新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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