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危機仍在“折磨”歐洲

國際移民組織近日在瑞士日內瓦發佈報告稱，2017年通過海上進入歐洲的難民數量比2016年減少了一半，為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危機以來最低值。有分析認為，歐洲所遭遇的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難民潮得到初步遏制，但難民危機並未得到根本性解決，難民問題仍將對歐洲政治生態造成嚴重影響。

難民湧入的高潮正在逐漸退卻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報告，2017年乘船通過地中海抵達歐洲的難民為171635人，不到2016年的一半，當年這一數字高達363504人。

報告顯示，歐洲難民湧入的高潮正在逐漸退卻。在2011年前，每年歐盟經過甄別、審核後最終接收的難民數量基本控制在10萬人以內。自2012年起，由於敘利亞、利比亞等中東北非國家持續動蕩，難民人數快速增長，當年歐盟接收難民人數首次突破10萬人。隨著中東北非局勢日趨惡化，加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蔓延，眾多受到戰火波及的中東和北非無辜平民為了一線生機，如潮水般湧向歐洲，以致形成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難民潮。據悉，2014年進入歐洲的難民達到28.3萬人，2015年湧入歐洲的難民數量更是出現爆炸性增長，超過100萬人。

難民潮給歐洲政治、經濟和安全帶來巨大衝擊，嚴重威脅歐盟的團結和穩定。為了堵住難民潮，歐盟在2016年3月與土耳其簽署一攬子難民安置合作協議，出於彼此的利益交換，土耳其協助歐盟封住了東地中海的偷渡路線。試圖進入歐盟的大批難民被迫選擇中地中海偷渡路線，從而踏上一條更為艱險的逃亡之路。2016年有5000多人因偷渡葬身地中海，創下歷史新高。

2017年初，歐盟加大了對中地中海偷渡路線的管控力度，不僅繼續為利比亞海岸警衛隊提供裝備和培訓，讓其攔截偷渡難民，還決定劃撥兩億歐元專款，完善利比亞等北非國家的邊境管控設施。國際移民組織的報告稱，由於上述措施落實到位，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通過利比亞前往歐洲的難民數量銳減。

大量難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有分析認為，湧入歐洲的難民潮在2017年明顯回落，顯示歐洲所面臨的難民危機得到初步遏制。義大利總理真蒂洛尼近日表示，2017年是一個轉折年份，它標誌著難民危機從“失控且被犯罪分子把持”的狀態下，進入到“受控制、合法且確定”的階段。歐盟移民和內政委員德米提斯· 阿蘭姆普洛斯去年12月樂觀地表示，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歐洲成功地解決了難民危機，難民無序流入下降了63%，3.2萬多名難民在歐洲找到了新家。

但也有分析指出，現在要說歐洲的難民危機已經得到解決，還為時尚早。歐盟智庫“開放社會”歐洲政策研究所移民問題專家茱莉婭·拉加納日前撰文認為，歐盟的確是把洶湧而至的難民潮遏制住了，但這種強行截流的措施不僅沒有救難民於水火，反而將他們置於更加深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之中。拉加納說，大量難民聚集在利比亞，過著非人的生活，每名難民在市場上以400美元被公開拍賣，對於難民淪為“現代奴隸”這種人間慘劇，歐盟無動於衷，這能說難民危機得到解決了嗎？

去年11月1日至6日，聯合國人權監督員走訪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收容偷渡難民的拘留中心，結果發現上萬人被關押在機庫中，不僅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很多人還遭到毆打乃至性侵。

“歐洲的難民危機遠未結束，且不說被堵在歐盟邊境之外的大量難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就是進入歐盟的難民也看不到安定生活的希望。”位於德國首都柏林的歐盟智庫“歐洲穩定倡議”創辦者吉拉德·諾斯最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由於難民申請程式繁瑣漫長，再加上歐盟很多成員國不願意接收難民，致使大量難民長期滯留在希臘和義大利的難民收容所裏，在絕望和困苦中掙扎度日。

難民危機正在重塑歐洲政治和社會

難民潮的湧入不僅給歐洲各國帶來沉重的經濟、社會壓力，而且在歐盟內部造成了巨大的分歧。2015年9月，歐盟委員會通過了各成員國按照配額收留16萬難民的方案。兩年多過去了，只有3.2萬名難民被重新安置。歐盟很多成員國都百般推諉，其中東歐國家最不買歐盟的賬，斯洛伐克象徵性地收留了16名難民，捷克收留了12名難民，波蘭和匈牙利則連一名攤派的難民也沒有接納。

“難民潮雖然有所回落，但難民危機依然折磨著歐洲。”歐盟門戶新聞網站“歐盟動態”近日刊文指出，在前不久召開的歐盟冬季峰會上，歐盟再次被難民危機“撕裂”，各方在難民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不歡而散。來自波蘭的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批評歐盟委員會出臺的難民攤派方案不僅是“無效的”，而且破壞了歐洲的團結。

歐盟現任輪值主席國保加利亞總理鮑裏索夫表示，“那些地緣政治玩家為了石油和全球利益在中東北非地區製造了戰爭，結果就把戰爭難民這個沉重的包袱丟給了歐洲”。也有分析認為，歐洲現在所遭遇的難民危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盲目推行所謂民主價值觀的惡果，只有尊重中東北非地區人民自己的政治選擇，那裏才會結束戰爭，從而從根本上消除製造戰爭難民的根源。

“難民危機正在重塑歐洲政治和社會。”保加利亞政治學家、《歐洲之後》一書的作者伊萬·克拉斯特耶夫表示，進入歐盟的難民讓歐洲民眾感到恐慌，因為民粹主義運動成功地把難民危機包裝成歐盟的政治危機，在歐洲大地掀起一股反移民、反歐盟的民粹主義浪潮，這股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2016年英國的“脫歐”公投結果。雖然2017年荷蘭、法國和德國的大選中極右翼政黨沒有上臺，但也促使歐洲的政治光譜向右移動。

 默克爾（網絡圖片）

俞雯清：“動搖國本”的難民危機，為何沒能動搖默克爾

德國大選前後，默克爾的政黨獲勝可以說豪無懸念。雖然，最終極右翼政黨還是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目前的格局，與大半年前的“人心惶惶”相比，顯然差異巨大。當時，無論歐洲的右翼輿論，還是中國的吃瓜群眾，都還是一片難民危機深重、右翼必將席捲的調調。

難民危機以來，我也多次讀到不同語種的、關於所謂歐洲伊斯蘭化的文章，不少朋友曾問我在德國有沒有感受到難民危機的影響。

而在英國脫歐後，有些評論人士聲稱這是英國“自救”的無奈之舉，曼徹斯特等地的恐襲無疑也強化了這種印象。

可是，看上去將“動搖國本”的難民危機，為何在德國漸漸平息了下去，甚至都沒有動搖執政黨的選票？筆者就結合自己身邊的例子來談一談。

首先要承認，這兩年歐洲伊斯蘭化論調愈演愈烈，確實有一定的現實基礎，比如敘利亞戰爭後大量難民湧入歐洲，屢屢發生暴力侵害事件，甚至發生了多起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製造的恐怖襲擊。

但這些問題，需要分開討論。先說恐怖襲擊，主要來自那一小撮極端伊斯蘭教恐怖分子。有些地方的穆斯林社區，確實可能由於某些原因，為他們提供庇護，但這種群眾基礎“長不了”。因為在這群恐怖分子眼裏，相當多的穆斯林恐怕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看看中東的亂局就知道。而最近的數次恐襲更是出於個人行為。

他們製造一系列恐怖襲擊的目的正是為了引起恐慌，引起歐洲與穆斯林世界的對立，阻止普通穆斯林融入的努力，使更多的穆斯林在走投無路之下投入他們的陣營。

恐襲本身並不能造成大規模傷害，真正可怕的是隨之造成的輿論恐慌。輿論洶洶，近年甚至有幾起與恐襲無關的事件，也鬧得人心惶惶。而所謂的歐洲伊斯蘭化威脅論，也是輿論造成的與穆斯林世界為敵的對立情緒之一（又或者背後有有心人的熱心推動？）。強調伊斯蘭化這個命題無疑會讓目前的困境越發嚴重，只會更加劇碼前本已不團結的歐洲的分裂。

再談難民危機。本身敘利亞難民問題並不是什麼大事，就算整個敘利亞的人全部湧入歐洲，也沒有多少，真正的問題其實在於歐洲自己內部不團結，不願共同解決難民問題，多個國家只願考慮本國利益，而造成分配嚴重不均，而如果單靠德國一個國家，不可能吃下那麼大批難民。

許多朋友曾問我，德國的難民是不是已經引起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了？當我否認的時候，又有不少人覺得，估計因為我沒有住在大城市，沒機會接觸難民。所以想在這裡談談個人的經歷。

德國對難民的政策其實是盡可能分散，因為越分散越有利於社會穩定以及難民的融入，所以幾乎每個小鎮都接待難民，我原來住在巴符州一個很小的小鎮，一次性收了二十多個敘利亞難民，當地還特地邀請了大多數難民一起參加德國教堂主日崇拜。在政府解決住宿問題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號召德國家庭主動出租自己的房屋給難民，並得到了很好的相應。

除了政府方面提供的幫助移民學習德語，多種融於新社會的課程之外，民間更有多個組織主動承擔起幫助移民適應新環境、找房子、提供法律援助的任務。教會查經小組的一家德國家庭還把自己的地下室租給了一個敘利亞年輕人，他在本國就已上大學，打算在這裏考高考，然後繼續深造讀大學。

目前我在一個稍大一些的城市診所上班，每天接觸很多外國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土耳其人（二戰後因為德國缺乏勞動力，湧入大批東歐打工者，以土耳其群體人數最多），沒有遇到過什麼特別有問題的激進穆斯林，尤其第二代土耳其人，更是和德國人沒什麼大區別。

數月前，還有一個第二代土耳其女生在我們診所實習，她的父親是當時二戰後隨土耳其打工潮入德的普通工人，她自己已是一口流利的德語，目前在科隆學醫。

我們診所對面的牙科診所大夫就來自敘利亞，曾在羅馬尼亞讀牙醫，來德數十年了。由於對自己國家失望，特意選擇不教兩個孩子敘利亞語，為了讓他們可以完全德國化。

我老公的堂哥娶了一個從伊朗逃過來的穆斯林，她在德讀了大學，做了牙醫，在數年前轉為基督徒，現在是我女兒的教母。

在新聞裡，我們會看到不少新難民暴力侵害的新聞，還有二代移民無法融入，成為本土獨狼的深度報導。然而，新聞報出來的畢竟是少數有眼球的特例，從我的個人經歷看，大部分中東移民還是能夠融入的，難民也都是愛好和平的，不過想追求好些的生活，和其他移民沒有多大區別，甚至是德國非常重要的人才及勞動力的來源。

同時，德國也沒有放鬆對極端分子的監視與打擊。當然不能保證萬無一失，但目前看，還是有效控制了局勢。

我認為，要應對難民危機以及極少數極端恐怖分子，真正有效的方法，絕不是宣揚歐洲伊斯蘭化威脅論，絕不是和大多數抱著美好願望來尋求新生活的穆斯林為敵，而是在加強反恐措施的同時，接納這群新移民，並幫助他們更快融入這個社會。

歐洲伊斯蘭化威脅論是赤裸裸的排外極右論調，不僅僅錯誤，更是非常危險，加劇民眾的恐慌，加劇歐洲的分裂，甚至是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幫兇。

我不想否認大批穆斯林難民入德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但他們既是問題，同樣也是機遇。隨著歐洲社會老齡化的加劇，缺乏勞動力已經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問題，而能夠逃到歐洲，德國的難民大量都是年輕勞動力，不少甚至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如果能夠有效幫助這些人儘快融入社會，讓他們的學歷得到承認，他們會成為德國經濟增長的助力。事實上，歷史也早就有過證明，如果二戰後沒有大量東歐打工移民的湧入，德國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完成經濟的復蘇和發展。

德國目前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移民國，以2015為例，全歐洲移民中62%前往德國，佔全世界移民數的21%，去年申請德國的難民人數超過了美國。德國的經濟發展需要移民，而德國的穩定的經濟又使她有能力接納那麼多的新移民。

此外，難民問題還需要歐洲各國內部的團結，共同協商解決問題，並在如何對待穆斯林、對待難民的問題上形成基本的共識。

默克爾政府正是盡力這樣去做的，因此目前極右翼政治力量已經看不到上臺的機會，雖然成了第三大黨進入議會，也很難有什麼作為。

幾年前曾看過一部喜劇電影，講的是一群土耳其人來德打工，他們的孩子在德國如何的成長。開始時，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故事對他們來說如同一個血腥恐怖小說，可是，很快他們也開始要求父母在家和他們一起慶祝耶誕節、復活節。

歐洲的伊斯蘭化真的那麼可怕麼？幾乎沒有一個穆斯林移民的目的是為了傳播伊斯蘭教，相反，伊斯蘭世界卻越來越多地受到西方世界生活方式的影響。

伊斯蘭教確實與他們的文化有緊密聯繫，對於第一代的穆斯林來說，融入新社會的難度很大，可是從長期來說，第二代第三代即使他們受家庭影響仍是穆斯林，但只要有機會充分接觸出生地的文化，認可度都會很高。像德國這樣，儘量避免形成穆斯林社區，分散難民到小鎮，或許是最有效的辦法。

雖然滿大街不同的膚色，不同的穿著，甚至不同的信仰，並不再是純種的金髮碧眼，可是只要有同樣的文化，同樣的價值觀，就都是德國人。那麼伊斯蘭教背景的移民佔多大比例這件事，真的還重要麼？

索羅斯（網絡圖片）

索羅斯：解決難民危機 歐洲國家不能各自為戰

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著有《歐盟的悲劇》。

歐盟內部的難民分配應當是完全自願的。不應強迫成員國接受他們不想要的難民，同時也不應強迫難民定居在他們不想居住的國家。

今年10月，匈牙利政府向全國400萬戶家庭發送調查問卷，要求民眾就我以穆斯林移民和難民淹沒歐洲、尤其是匈牙利的所謂計劃的七點聲明發表看法。政府就所謂“索羅斯計劃”得出了七點結論，而我則基於過去曾公開發表的聲明或沒有公開發表過任何能證實政府說法的聲明而進行了逐一的反駁。

現在，政府已經發佈了關於我所謂虛擬計劃進行“全國諮詢”得到的成果，聲稱此次行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我把決定2301463名參與者（匈牙利總共有980萬人口）數量是否真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誇大的任務留給匈牙利公眾。審核參與者名單，確定他們是否真的參與過這項活動應當是可能的。但我不想這樣做，相反，我想把討論重點放在這次活動的本質上。

全國意見調查以及公佈結果是一場大規模宣傳運動的最新組成部分，這場運動由匈牙利納稅人出資，受益者卻是深陷腐敗的政府，此次運動的目的是轉移匈牙利人民對合理期待（尤其是教育和醫療期待）未能實現的注意力。此次運動從今年夏天開始，公共場合到處張貼著我咧嘴微笑的大幅招貼畫，旁邊寫的是“不要讓索羅斯笑到最後。”

還有些招貼畫形容我是反對派政治勢力的幕後主使。就像許多人所指出的那樣，整場運動都帶有明顯的反猶太主義味道。

政府想讓你相信我是匈牙利人民的敵人。他們是徹頭徹尾在說謊。1984年我首次在匈牙利設立了慈善基金，當時這個國家仍然處在蘇聯的統治之下。從那以後，這家基金已經提供了超過4億美元，用來鞏固和支持我所出生的國度。

20世紀90年代，隨著普通匈牙利人拼盡全力從共產主義向市場經濟轉變，這家基金會為布達佩斯小學生免費提供牛奶，並為匈牙利醫院提供超聲檢查儀。超過3200名匈牙利人曾經獲得過基金會的學術獎學金資助。其中許多人已經完成了在中歐大學（CEU）的研究生學業，這所大學是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布達佩斯設立的。中歐大學現在已經躋身社會科學領域全球前一百名大學之列——這對於學術領域的新加入者是一種令人驚歎的成就。

這場宣傳運動的另外一個目的是扭曲“開放社會”的含義。因此，請允許我澄清我在使用這個詞時含義是什麼。我並不是指旨在摧毀所謂匈牙利基督教身份的開放邊界和大規模移民，就像政府所反對的那樣。

開放社會基於沒有人掌握終極真理的理念，要想和平共處，我們必須尊重少數族裔和少數看法。最重要的是，批判性思維和激烈的公共政策辯論是開放社會的基礎。這解釋了為什麼今天我的基金會——還有包括歐盟在內的許多其他組織——支持像匈牙利公民自由聯盟和匈牙利赫爾辛基委員會這樣的機構，他們所保護和推動的是歐盟賴以建立的價值觀和原則。

政府還聲稱我掌控了布魯塞爾的歐洲機構，而且我正利用這樣的控制對歐盟成員國強制推行邪惡的“索羅斯計劃”。這純屬無稽之談。如何解決移民危機的決策是由包括匈牙利政府在內的歐盟所有成員國政府所共同作出的。編造其他謊言對匈牙利人民的智慧是一種侮辱。

對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應如何應對難民危機，我的確有深信不疑的看法，而且我也一直積極宣傳這些看法。我的信念來源於個人經歷。1947年，我以一名難民的身份從匈牙利抵達英國。我從來沒有鼓勵過其他人成為難民。我的父母與200000匈牙利民眾一起，在1956年革命失敗後離開匈牙利，並在美國得到了庇護。

2015年9月我首次發表了對難民危機的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看法不斷修正，因為事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在2015年，我提出發達國家應當每年接受至少一百萬名難民；後來我把這個全球數字降低到 500000，我建議其中300000可以由歐洲國家接納。

我的指導原則是歐盟內部的難民分配應當是完全自願的。不應強迫成員國接受他們不想要的難民，同時也不應強迫難民定居在他們不想居住的國家。

拒絕接受難民的成員國可以通過其他多種方式做出恰當的貢獻，但移民危機是一個全歐洲問題，因此它需要全歐洲範圍內的方案，而不是28個各自為戰的解決辦法。恰恰是這套政策建議被匈牙利政府肆意歪曲並被標稱為“索羅斯計劃”。

遺憾的是，歐盟並沒有採納我的想法，而且，匈牙利（和波蘭）所創造的有毒的政治氛圍已經導致歐盟接受和融入難民的能力大幅削弱。我不會指責匈牙利和波蘭政府拒絕接受他們不想要的難民；但我確實認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歐洲的統一計劃。

我還記得二戰時發生的故事，當時另外一個團體成了歐洲問題的替罪羊。過去的傷口留下了至今仍未癒合的深深傷痕，而今天這個傷疤重新被揭開了。政府宣傳運動的真正目的是要引起匈牙利民眾的恐懼和仇恨，令他們絲毫不關心其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我很高興的宣佈政府的宣傳運動經歷了令人沮喪的失敗。儘管匈牙利政府部門齊心協力，但公眾卻並不買賬。我在匈牙利電視臺發表的短暫講話吸引了超過一百萬名觀眾，而社交媒體平臺則被同情和支持的言論充滿了。

民眾的回饋令我異常振奮。我保證會用我的餘生來支持自由思想和表達、學術自由以及保護少數族裔和少數看法——我這樣做不僅會是在我的祖國匈牙利，而且會是在世界各國。

【華發網根據新華網、觀察者、新浪網整合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