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中共十九大的召開，引起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焦點集中在中國進入“新時代”對中國外交和對外關系意味著什么。不少輿論認為，十九大之後的中國外交將放棄“韜光養晦”，變得更加“強勢”，對一些國家構成“挑戰”甚至“威脅”。這是對新時代中國外交走向的誤讀和誤解。

的確，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展現新作為。中國外交將以更加寬廣的視野、更加周密務實的布局、更加淡定自信的心態、更加自覺的國際擔當、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踐行新時代的新要求。

一是中國的“家底兒”厚了，底氣足了。中國不僅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而且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自立才能自強。中國十九大制訂的發展新藍圖意味著中國有更大能力和動力牽引全球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發展起到決定性的支撐與推動作用，促進世界共同發展，讓各國都來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和順風車，並能夠為此提供更多的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支持。這對世界的發展難道不是好事兒嗎?

二是中國的“朋友圈”大了，信心足了。進入新時代，中國的外交實踐將為國際政治注入新的更強大的正能量。特別是中國將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外交總目標，會為中國贏得更多朋友。中國堅持正確義利觀，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是不樹敵、多交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路子走對了，也會越走越寬。

應該說，國際上有些人，特別是部分西方輿論人士，對新時代中國外交走向之所以會產生誤讀、疑慮，甚至曲解、敵意，主要是他們仍傾向於用西方主導的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看待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傾向於從西方意識形態角度看待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傾向於從幾百年來積累的西方種族、發展、文化優越感看待東方發展中大國中國，所以難免落入“國強必霸”的窠臼，對中國的道路選擇不認同，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產生不適。他們經常在下面三個問題上犯糊塗，沒有看透徹、想明白，或者固執己見。

一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問題。

對於中國來說，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是辯證統一的，不存在二選一問題。中共十九大報告重申，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同時，報告也強調，中國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可以說，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信心和決心一以貫之，堅定不移，但和平發展不等於放棄中國的正當權益、犧牲國家的核心利益。

中國國家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利益。近些年來，有的國家看到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就產生了片面理解，以為中國為了能夠獲得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會拿自己的核心領域進行交換，於是不斷在各個方面挑起事端，挑戰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必須看到，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無條件的。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他國家也要走和平發展道路。當中國的正當權益和核心利益受到威脅時，中國人民會義無反顧地運用各種力量同各種敵對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為了維護核心利益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不僅與走和平發展道路沒有矛盾，而且是相輔相成、內在統一的。如果說新中國剛成立時，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時候都不怕鬼、不信邪，敢於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利益，敢於向世界強權“亮劍”，那么，今天的中國發展了、強大了，更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中國不僅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同時也會清楚和明確地劃出中國和平發展的“底線”和“紅線”，這就是決不允許侵犯和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決不允許任何人和任何國家突破這一“底線”和“紅線”。一個典型例子是中國對南海問題的處理。在南海問題上遭遇挑戰、挑釁時，中國會以組合拳加以應對，同時不放棄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和爭端，更不影響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

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問題。

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標明了中國發展新的曆史方位，同時顯示出中國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國發展既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又堅持走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並取得成功，這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展示新的可選途徑，對其他新興國家產生極大的示范、鼓勵作用，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參照。一句話，中國的文明進步將為人類社會提供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選擇。

中國發展不照搬他人模式，始終尊重和鼓勵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各自發展道路，同時也願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具有東方智慧的貢獻。中國真正以人民為中心，不像某些國家以選票為中心，讓黨派利益、短期利益壓倒人民利益和長遠利益。中國真正與時俱進，准確把握時代脈動和主要社會矛盾演變，不像個別國家被教條主義蒙住雙眼、捆住手腳，忽視本國國情和時代變化。中國妥善處理銳意改革、聚焦發展與維護穩定三者關系，不像一些國家把握不好三者關系，出現偏差，導致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甚至國家分裂、戰亂頻仍。

中國的成功實踐引起很多國家和國際人士的深思和反思。有理由相信，國際社會中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認同中共治國理政理念、看好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發展前景的有識之士會越來越多。在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上，中國是在用事實說話，不會強加於人。國際輿論也應根據事實，而不是固有的意識形態思維定式，來判斷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看看中國的選擇是否改善了人民生活，推動了社會進步。

三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本質的問題。

中共十九大為中國外交確立的總目標是，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倡導“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與中國的治國理政理念是一脈相承的，符合中國的發展利益，也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符合大多數國家的願望。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將會呈現更鮮明的中國風格、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

中國發展，對世界局勢和國際格局的影響是正面、積極、建設性的，不是對其他國家影響力的刻意競爭甚或排擠。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摒棄了那種“國強必霸”的曆史邏輯、以強淩弱的叢林法則、我贏你輸的零和遊戲、政治制度的“強買強賣”、意識形態掛帥的國家陣營分野，其本質上是合作共贏為核心的，基本理念是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共享安全。

兩個典型例子是全球治理和“一帶一路”，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兩大抓手，兩大著力點。中國倡導開放型世界經濟，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不平衡現象，努力讓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等一系列國際合作為載體，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成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進程中最為活躍、最為積極、最為建設性的力量。在此過程中，中國強調一個“共”字，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突出一個“通”字，推動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不是要恢複過去的朝貢體系。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是要搞“新殖民主義”。如果抱持冷戰思維、“零和”心態看待中國的影響力，難免得到偏離事實的印象和結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長期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戰略。對於“韜光養晦”的意涵，國內外還存在一些誤解。鄧小平同志當年提出這一思維，是在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曆史背景下，要求中國從自己最根本的利益出發，不當頭、不扛旗、不樹敵，處理國際事務時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不幹涉他國內部事務，集中精力發展自己。“韜光養晦”其實就是“發展是第一要務”的另一種說法，這才是“韜光養晦”戰略的真實內涵。然而，外界有時按照“韜光養晦”的詞源來理解鄧小平用語的意思，就會出現偏差。特別是一些人把“韜光養晦”翻譯成外語後變成了“隱藏鋒芒”、“臥薪嘗膽”，似乎是中國發展起來了，有朝一日要一雪“百年恥辱”，報“一箭之仇”。

事實上，中共十九大報告以及新修改的黨章仍然貫穿著“發展是第一要務”的基本精神，只是對“發展”的內涵做了與時俱進的更新，不僅僅指經濟發展，而是“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全方位發展。從這個角度講，“韜光養晦”戰略思想仍有其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突出“有所作為”，但不會背離“韜光養晦”戰略思想。中國一再宣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新時代中國外交對世界的影響會越來越大，反過來世界對中國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多，這是一個雙方互動的複雜過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的進程中，中國與外部世界都需要相互調適。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同樣，中國實現與世界的良性互動與合作共贏，為自身發展營造和平穩定有利的外部環境，也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

2017年在紛紛擾擾中即將落下帷幕,這一年中國曆經了朝核問題、洞朗對峙、薩德危機等一系列外交摩擦。回首既往,如何評價2017年中國的對外關系變化,進而預測其走勢呢?筆者將就此展開論述。

中美關系曆來是中國外交的重點,但是自從美國重返亞太以來,中美關系發展的阻力就開始增大。盡管今年我國領導人訪美、美國總統訪華,但本質上沒有立即扭轉雙邊關系下行的走勢。在薩德問題、南海糾紛、台灣問題、貿易摩擦等問題上,中美關系受到了不良影響。在台灣問題上,今年6月,美方批准總值約14億美元的售台武器計劃。7月,美國國會審議通過“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國防部長評估美台軍艦互訪的可能性。10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外委會審議通過“與台灣交往法案”。在美韓薩德問題上,韓國於9月對“薩德”反導系統進行了“臨時”部署。在貿易摩擦問題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今年9月聲稱,中國以及中國的產業政策給世界貿易體系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可見,中美外交關系在諸多領域均出現了摩擦。

除了上述諸多事件,美國在南海不斷顯示軍事存在的舉動最為引人注目。今年5月,美國“勞倫斯”號驅逐艦以“航行自由”為名進入中國美濟礁12海裏。7月,美國“斯坦塞姆”號導彈驅逐艦擅自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8月,美國海軍“麥凱恩”號導彈驅逐艦擅自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10月,美國海軍“查菲”號驅逐艦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美國海軍在中國周邊頻繁現身,其動機主要有二:首先,美國不清楚中國核心利益究竟是什么,因此通過軍艦試探中國的底線,判斷何處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進而斷定哪些領域可能是危機升級或者沖突爆發的高發區。其次,美國也借此行為展示其維護霸權的決心,因為美國是海權國家,此番美國多次以“航行自由”為名進入我國領海,表現了美國對南海爭端的關切和對其亞太盟友的支持。在美國的強勢舉動下,我國在南海問題的回旋空間減小。

中美關系的下行是中國崛起對美國霸權挑戰所引起的權力轉移大勢所致。盡管雙邊關系仍有合作餘地,例如美國在朝鮮問題上也需要中國協助,今年4月“習特會”後,特朗普高度評價了我國領導人的負責任態度,但從總體上看,中美矛盾已經成為我國外交諸多問題的核心問題,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國與其他各國的外交關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關系的影響。

在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戰略伊始,部分亞太國家可謂待價而沽,靜觀其變。而隨著形勢逐漸明朗,部分中立的國家開始選定立場,趁亂牟利。例如,印度雖然繼續宣稱不結盟政策,但是今年6—8月中印洞朗對峙意味著印度更親近美國。在中美權力轉移的背景下,印度作用凸顯,受到美國拉攏。例如2008年,印美簽署民用核協議;2010年的美印戰略對話中,美國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2015年1月,美印簽署《亞太和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願景》。可見美印軍事合作日益深化,這顯然是洞朗危機中印度選擇強硬立場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美國傳統盟友日本、韓國的立場也進一步明確。自2009—2015年,盡管美國宣布了重返亞太,但是日本與韓國在對華政策上存有明顯分歧。日本在釣魚島等問題上與中國糾爭不斷,而韓國方面相對對華友好。但是在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態勢下,韓國作為美國盟友顯然不能背離美國,因此中韓關系勢必難以持續改善。自2016年以來,薩德問題導致中韓交惡,在中國的多次抗議下,今年9月韓國依然部署了“薩德”。這一舉動表明,在安全問題上韓國難以擺脫美國的巨大影響。

中日關系今年並沒有實質進展。當前中日爭端進入危機管控階段,雙方借宣示軍事存在來表達本方立場,但是缺乏談判解決的動機。日本對華強硬立場可能與國內政治氣候有關,由於20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後,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上升,因此安倍政府依靠對外強硬確保國內的支持度。顯然,日本會繼續強硬,並爭取美國等盟國的支持。由於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重要地位,美國選擇了公開表態支持日本。2014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訪日時,美日發表聯合聲明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今年8月,美日外長防長2+2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重申《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並對南海局勢表示“嚴重關切”。這一承諾使美國被拖入沖突的風險上升。

由於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歐洲盟國擔心利益受損,與美國外交分歧開始出現。對於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退出《巴黎協定》的舉動,法國與德國均表達了不滿。美國與法、德盟友出現分歧的趨勢近期仍將繼續,因為特朗普上台後執政的出發點主要是國內而非國際地位,在全球公共產品提供和國際責任承擔上,美國會選擇美國利益。在此情況下,法、德的利益可能受損,因此法、德的對華政策目前沒有表現出追隨美國的征兆。

今年中俄關系繼續改善,雙方高層互動頻繁。5月,俄羅斯總統普京來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7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9月,普京來華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和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此外,兩國軍事交流深化,9月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軍事演習在日本海彼得大帝灣至鄂霍次克海南部海域舉行。顯然,俄羅斯作為我國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是諸大國中對華關系最為密切的。中俄關系的改善也與美國的遏制有關,自2007年以來,中國在聯合國共投8次否決票,均是與俄羅斯聯手,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年2月兩國共同否決向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實施制裁的議案。可見,中俄未來會增強合作,聯手平衡美國的戰略影響。

在中國外交關系中,圍繞美國的對華戰略,中國諸多外交關系均出現了顯著變化。由於美國的遏制會持續一段時間,因此未來數年,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判斷。首先,在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朝核問題等領域,中美之間的分歧仍難以快速彌合。但從邏輯上看,美國在一定程度上采取遏制中國的手段只是希望減緩中國崛起速度,而非願意卷入地區沖突,因此中美兩國將會對危機加以管控,避免安全困境。但是美國不會在海權上讓步,因此美國的南海“自由航行”可能會常態化。

其次,未來一兩年亞太地區的安全隱患將從南海轉移到東北亞。南海問題的焦點是關於海域劃分的問題,隨著菲律賓立場變化,南海問題在短期內沒有激化的風險。然而,東北亞隨著朝核危機的升級而風險上升。朝鮮試圖擁核自重,借助核武器直接獲得美國承認,保障本國安全。但是,朝鮮不斷試射導彈的行為挑釁了國際核秩序,周邊國家安全威脅上升。例如今年8月韓美進行防禦性聯合軍演,10月美韓海軍在朝鮮半島東、西部海域舉行聯合演習。顯然,朝鮮不會減緩擁核步伐,東北亞安全困境正在形成。

最後,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依然是從“美國優先”的角度出發的,因此,美國會繼續減少國際責任,與中國的矛盾也會限制在“美國優先”的框架內。例如,在經貿領域上,中美摩擦可能上升,因為美國要提高本國就業率。而在軍事領域,美國態度可能會比較謹慎。此外,由於美國不再願意繼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歐洲等傳統盟友可能會存在不滿,因此歐盟各國可能依然保持與中國較為友善的外交。

新時期中國民間外交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但是也要看到，我國民間外交正處於一個理論和實踐的瓶頸期。我國民間外交在蓬勃發展的同時，已經暴露出方向不明、理論欠缺和後繼乏力等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民間外交理論十分必要。

首先，要從三個方面構建中國特色的民間外交理論。一是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民間外交的理論和實踐;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墨子民間外交思想，尤其是對於“天民”價值理念的實踐;三是從全球化、全球治理、跨國公民社會等時代命題探討中國民間外交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方向。

需要說明的是，“天民”是孟子首先提出的概念，但在墨子的“民間外交”活動中已得到了充分貫徹和大量實踐。“天民”按照孟子的解釋是“知天”。一個人如果能知天，他就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而且是宇宙(世界)的公民，能夠自覺地為“天下”利益做各種事，即孟子所說的“天民”(《孟子·盡心上》)。墨子的民間外交思想蘊涵著極為豐富的現代價值和中國特色。生活在春秋向戰國時代過渡，“天下”大亂時代的墨子以“喻以義利”的方式，在各諸侯國之間開展了一場場精彩的“民間外交”活動。他在兩千多年前的民間外交實踐中超越了國界、超越了國家利益，而且把追求“天民”的理想付諸行動，並取得極大成就。傳承、嫁接和創造性地轉化墨子民間外交思想是構建中國特色民間外交理論的重要理論組成部分。

其次，中國特色民間外交理論的中心思想是豐富“人民”的內涵，以“三民”即天民、國民和公民為核心構建中國特色民間外交理論。其中，“天民”思想主要來自儒家理論和墨子的民間外交實踐，“天民”所對應的是強調天下公理和共利的“人民”或跨國非政府組織;“國民”則是強調國家利益、國家形象和身份的“人民”;“公民”是強調社會權利和個人權利的“人民”。以“三民”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民間外交理論體系可以有效回應中國民間外交和民間組織走向世界的問題。具體而言，以“天民”思想為指導，中國民間力量和民間團體既可以明確自己參與國際社會各種慈善、福利、發展、環保等活動的目標和方向，又可以在實踐上踐履中國傳統文化蘊涵的道德價值和超道德價值，從而為“走出去”的中國民間組織打上傳統文化的底色;以“國民”思想為指導，可以回歸民間外交的固有理念，即服務於國家利益、維護、塑造國家形象;以“公民”思想為指導，中國民間外交可以與國際上的諸多跨國行為體實現價值對接，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同時服務社會。

第三，中國民間外交理論要回應新時期中國民間外交實踐的現實困境，從指導中國民間外交實踐的理論需求出發，創造性地轉化孟子“天民”思想和墨子民間外交思想的精華及其時代意義，緊密結合中國共產黨民間外交的理論和實踐，立足現實並面向民間外交蓬勃發展的全球化空間，構建能夠有效指導中國當下和未來民間外交實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間外交理論。

中國特色的民間外交既要以自己的方式讓世界接受，同時又要讓世界讀懂中國民間外交。當前，中國改革開放和融入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如何與國際社會密切合作，有機地聯結人民與人民的關系，無疑是在新時期中國有機融入國際社會的關鍵。但也正因如此，現在提出的中國特色民間外交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民間外交在對外交往活動中，只有不斷尋找超越意識形態與價值鴻溝的“共同價值”或“超越價值”，立足於人類發展的曆史潮流，尋找動感時代的最強音和共鳴點，才能擔負起新時代賦予中國民間外交的光榮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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