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布局結構調整成效顯著

日前，世界銀行在馬來西亞發布了《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經濟半年報》，上調了中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其中，很重要的一個依據便是中國持續而深入的國企改革。相關信息顯示，過去5年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推進國企改革，並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體量龐大且大多身處國民經濟命脈行業的國企不僅在改革上實現了紮實推進，而且呈現出發展思路和經營方式的更新。專家指出，盡管中國的國企改革依然在路上，但過去5年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表明，國企改革正在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並將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貢獻強大力量。

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基本完成、10項改革試點形成了一批可複制經驗、超過2/3的中央企業引入社會資本……在稍早前舉行的一場發布會上，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對5年來中國國企改革的曆程進行了細致總結。

據肖亞慶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國企改革的直接效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體制機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涉及面占到68%以上;地方國有企業有92%建立了董事會，許多國企還壓縮了總部人員。二是布局結構優化。十八大以來，共有34家央企進行了重組，省級監管企業有136家開展了重組，使國企資產更加優化、資本更加集中、方向更加明確。三是資產監管體制進一步完善。

“過去的5年，是這些年來進步最快、成效最顯著的5年，市場化改革最深化的5年。”肖亞慶表示，中央企業現在和未來的發展，都將以市場化為導向和牽引，促使企業進一步提升競爭力。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劉小川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過去5年來，中國在國企改革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使得國企經營機制不斷優化，國資運營效率不斷提高，不僅效益逐年提升，而且國有企業提供“准公共服務”的職能也更加適應社會需求。

下工夫調結構轉方式，瘦身健體取得實效

主業不強、冗員多、效率低，曾是制約國有企業發展的“頑疾”。

今年上半年，央企“壓縮管理層級、減少法人戶數”工作繼續發力，截至6月末法人戶數同比減少11%，八成多企業管理層級減至3-5級;嚴格成本管控，1至6月份，央企百元收入負擔的成本費用降低0.1元。

國資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實現三年“壓減”20%的目標，越往後難度越大，為鼓勵企業加快推進，國資委將在每年經營業績考核中對此項工作專門進行考核。

今年以來，中央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繼續發揮帶動作用。

例如，去產能方面，上半年央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595萬噸，提前完成全年任務;降杠杆方面，通過加強債務風險管控，強化資本約束，多數企業資產負債率穩步下降，目前已有12家央企與有關銀行簽訂了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協議。

來自國資委的數據顯示，截至4月末，我國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66.5%，比年初下降0.2個百分點。剔除所屬金融子企業，央企實體經濟平均資產負債率62.8%，資產負債結構保持平穩。

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潛力不斷釋放

國產大飛機C919首飛成功，第一艘國產航母下水，中國標准動車組“複興號”首發，“華龍一號”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穹頂吊裝成功，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全線貫通……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業科技創新勢頭強勁，發展潛力有效釋放，主導的一大批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自主創新重大成果陸續湧現，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面對國際競爭新形勢、改革發展新要求，當前中央企業在雙創上持續發力、密集布局：從完善創新體制機制，到構建創新發展基金系、爭創國家級雙創示范基地，無不彰顯了“國家隊”在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上的雄心壯志。

今年5月16日，總規模達1500億元人民幣的“中央企業國創投資引導基金”在北京創立，未來將主要投向軍民融合、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另外一支“中央企業國開創新投資基金”也將於近期成立。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此前表示，由投資引導基金、產業發展基金、企業創新基金三個層次組成的中央企業創新發展基金系正在快速形成，這對促進中央企業提質增效和轉型升級，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帶動全社會創新創業都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中央企業已搭建各類高水平“雙創”平台518個，其中包括互聯網雙創平台、產業孵化平台等，切實推動央企轉型升級，也帶動了全社會的創新創業。

出資人機構不得幹預企業經營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表示，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基礎性改革，也為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創造條件。

《意見》要求，國有企業在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同時，要健全以公司章程為核心的企業制度體系，充分發揮公司章程在企業治理中的基礎作用，依照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嚴格規范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黨組織和職工代表大會的權責。其中，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國有獨資公司不設股東會，由出資人機構依法行使股東會職權。對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控股企業，出資人機構主要依據股權份額通過參加股東會議、審核需由股東決定的事項、與其他股東協商作出決議等方式履行職責，除法律法規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不得幹預企業自主經營活動。

李錦說，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不是追求形式上由“××廠”變成“××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而是要在運行機制上實打實地改變。從這個角度看，走好“最後一公裏”並不輕松。考察中央企業，尚未改制的8%中，既有國資委監管的一級企業集團，又有一些經營比較困難、曆史包袱沉重的二、三級企業。這些老國企，曆史遺留下來的債權債務、人員安置等問題不少。

落實職權，董事會不當“花瓶”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關鍵要有規范的董事會。《意見》提出，到2020年，國有獨資、全資公司全面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國有控股企業實行外部董事派出制度，完成外派監事會改革;充分發揮企業家作用，造就一大批政治堅定、善於經營、充滿活力的董事長和職業經理人，培育一支德才兼備、業務精通、勇於擔當的董事、監事隊伍。

據了解，國資委自成立後就著手研究在國有獨資公司中建立董事會。2004年，寶鋼集團率先試點。到去年底，建設規范董事會的中央企業達到85家，外部董事人才庫增加到389人，專職外部董事增加到26人。

盡管普遍建立起董事會，但是國有企業權責不清、約束不夠、缺乏制衡等問題還較為突出，一些董事會形同虛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此次《意見》對“加強董事會建設，落實董事會職權”提出了清晰詳盡的要求。譬如，針對一些國企董事會如同“花瓶”的問題，明確提出“董事會是公司的決策機構，國有獨資公司要依法落實和維護董事會行使重大決策、選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權利，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授予董事會更多權利。再如，針對部分董事會議事不夠規范透明的問題，《意見》指出“董事會要嚴格實行集體審議、獨立表決、個人負責的決策制度，平等充分發表意見，一人一票表決，建立規范透明的重大事項信息公開和對外披露制度，保障董事會會議記錄和提案資料的完整性，建立董事會決議跟蹤落實以及後評估制度，做好與其他治理主體的聯系溝通”。此外，針對社會上反映的“董事不懂事”現象，《意見》要求，“加強董事隊伍建設。開展董事任前和任期培訓，做好董事派出和任期管理工作。建立完善外部董事選聘和管理制度，嚴格資格認定和考試考察程序，拓寬外部董事來源渠道，擴大專職外部董事隊伍，選聘一批現職國有企業負責人轉任專職外部董事，定期報告外部董事履職情況”。

黨組(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肩挑”

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意見》最大的亮點是闡明了加強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的關系。

《意見》指出，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要堅持黨的領導，“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在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證黨組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堅持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選擇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權相結合，積極探索有效實現形式”。

“雙結合”如何實現?《意見》指明了基本路徑，即：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黨組(黨委)領導班子成員可以通過法定程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成員中符合條件的黨員可以依照有關規定和程序進入黨組(黨委);黨組(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般由一人擔任，推進中央企業黨組(黨委)專職副書記進入董事會。李錦說，這意味著今後國有企業黨委(黨組)書記、董事長“一肩挑”將是常態。據了解，到去年12月，建立董事會的83家中央企業中，已有70家實現“一肩挑”，其他央企也在推進中。

國有企業改革正處於攻堅期和深水區。李錦認為，《意見》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發出了清晰的信號，即在國企改革中，不論是進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改革本身，還是推進混合所有制等其他改革，黨的領導是前提，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開始直面深層矛盾

興利除弊穩紮穩打，持續改革久久為功。5年來，國企改革不斷指向“深水區”，其實踐更是使人充滿了希望。

例如，在解決同一行業內國企“走出去”時容易出現惡性競爭這一問題上，中國采取了重組整合、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優化了資源配置、減少了重複建設、精簡了組織機構、擴大了優勢互補、提升了綜合實力。據國資委副主任黃丹華介紹，2017年有48家中國央企入圍世界500強企業名單，央企的行業帶動力和影響力顯著提升。

在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方面，5年來國資監管部門也在健全制度體系、構建監督閉環、盯緊重點環節、強化責任追究等方面下足了功夫，確保國有資產安全可靠。“這兩年，國資委把對海外經營的監督作為重點，采取多種方式系統地加強了對國有企業海外經營的監督並采取了常態化的監督檢查。在監督檢查過程中，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督促整改。”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說。

“對企業而言，控制成本與拓展市場決定著經營成敗。與其他企業一樣，國有企業也面臨著實際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經營管理者容易因為政績需要、人情關系甚至自身利益進行盲目擴張，忽視成本與風險。這在國內，容易造成‘攤大餅’以及人浮於事;在海外，就容易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可喜的是，如今中國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直面深層次問題的措施正越來越多。”劉小川說。

帶動經濟轉型升級

載人航天、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移動通訊、大飛機……在最近熱播的紀錄片《輝煌中國》當中，中國5年來不少科技創新發展成就的背後，都閃耀著國有企業改革創新的身影。

5年來，中央企業研發經費累計投入1.7萬億元，相當於全國研發經費的1/4;累計獲得國家科技獎勵424項，占同類獎項總數1/3。與此同時，中央企業還搭建了各類“雙創”平台518個，有效彙集社會創新資源、人才資源以及基金，帶動了創新與就業。

“育新”成果很多，“去舊”同樣給力。肖亞慶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於推動我國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和更深層邁進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在去產能方面，中央企業在2016年和今年1—8月份均提前超額完成了任務;在降杠杆方面，中國建立風險控制體系，按行業確定負債警戒線，促進央企資產負債率穩中略降;在降成本方面，央企布局明顯改善，一年來壓減的戶數達6395戶。

劉小川指出，在供給側改革與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廣大國企正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社會資本通常不願意過多投入回報周期長的基礎性研發，而國企則正好可以在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發揮引領性作用;另一方面，國企實力較強，創新試錯承受力較高，可以為其他企業探索轉型經驗。因此，只要將這5年的改革勢頭延續下去，進一步理順國企定位、優化國企治理，就可以讓國企更多地助力中國經濟。”劉小川認為。

從“管企業”邁向“管資本”

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國資監管也在變革中轉型。

今年上半年，《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正式印發，方案明確了國資委“管資本”的重點職能，厘清了國資監管的權責邊界。

業內認為，這份文件標志著國資監管機構從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邁出了曆史性、實質性的關鍵一步。

這是一場刀刃向內的改革，“放權”成為關鍵詞。

國資委建立和完善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精簡工作事項43項，其中取消監管事項26項、下放9項、授權監管8項，涉及企業規劃投資、產權管理、薪酬分配、改革重組、財務管理等領域。

國有資產是人民的共同財富，必須守護好、防流失。

近年來，國資委對內設機構進行了優化調整，健全法規制度體系，並不斷強化當期和事中監督，形成發現、調查、處理問題的監督工作閉環;積極推動出資人監督、外派監事會監督與審計、紀檢監察、巡視等監督力量協同配合，形成監督合力。

據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國資委累計向22家中央企業委派了總會計師。派出89個檢查組對境外企業經營管理情況開展專項監督檢查。2013年至2016年，央企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平均為107%。

成效初顯，任重道遠。當前，各項改革措施正在加快落地，國資國企改革到了“爬坡過坎、滾石上山”的關鍵階段，必須迎難而上，銳意進取，深化改革，追求實效，為國資國企發展注入更加充沛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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