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中，中國是一個頂梁柱，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如今，談起G20的曆史，人們自然就會想到2008年那場震動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後臨危受命，進而崛起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台。事實上，G20的肇始也與一場危機有關。

1999年12月，G20在德國柏林召開首次會議，成員包括作為八國集團(G8)成員國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俄羅斯，以及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韓國、土耳其等11個新興國家和作為一個實體的歐盟。

彼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陰雲依然彌漫，世界各經濟體心有餘悸，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接踵而至。促進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的重要問題開展富有建設性和開放性的對話，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危機重演，成為G20成立的初衷。

時針指向2008年11月15日，美國華盛頓，G20首次領導人峰會在此舉行。無論是對於G20，還是對於整個世界，這都是一次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峰會。在此之前，G20會議主要由各國財長或各國中央銀行行長參加。

會議規格的大幅提升足以表明，這一次，擺在G20討論桌上的議題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棘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全球貨幣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世界經濟面臨巨大沖擊，如何同舟共濟，渡過難關?G20領導人峰會這個更高級別的國際經濟合作平台成為解決問題的一個選項。

“可以說，G20是危機的產物。”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鳳英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金融監管不力，貧富差距懸殊，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將發達國家潛在的制度性問題暴露無遺。要想解決危機，必須推動變革。如陳鳳英所說，“這場危機發生在華爾街，然而，發達國家或者說G7，已經沒有能力應對這場危機，他們知道必須借助新興市場的力量”。

當時，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已經愈加清晰：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興經濟體作為一股不斷崛起的力量，角色日益突出。

數據顯示，到2009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內生產總值已占全球的50%，貿易總量占40%，外彙儲備占70%。就在西方發達經濟體都被籠罩在危機的愁雲慘霧之中時，新興經濟體卻為世界帶來難得的積極跡象。

“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升格為領導人級別會議的G20峰會，更能代表當今世界經濟的主要力量。“如果G20成員國能夠相互協調，廣泛合作，那么應對世界經濟各種挑戰的能力就會大大增強。”

讓世界為之矚目的不只是新興經濟體不斷擴大的體量。“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在發展中取得的成功，也讓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治理的多邊機制意識到，可以吸納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陳鳳英說。

危機的催化和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現實需求，讓全球治理結構走到了變革的關鍵路口。G20領導人峰會開啟了一個新的方向。一年之後，在2009年9月舉行的G20匹茲堡峰會上，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和歐洲聯盟領導人共同宣布，G20將取代G8成為國際經濟合作與協調的首要全球性論壇。

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將於2018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7月8日，加拿大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馬丁·古斯曼(Martin

Guzman)在該中心官網發文預測，2018年G20峰會將重點關注社會融合和主權債務等相關議題。

2018年G20峰會將如何設置議題?在全球化遭遇挑戰之時，此次峰會將如何引導G20走向深層次合作共贏?7月13日，記者就以上問題采訪了有關學者。

關於2018年G20峰會可能關注的重點，古斯曼提出了三項預測議題。其一，阿根廷可能提出主權債務重組進程改革議題。主權債務危機往往導致國家經濟衰退、不平等加劇。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其主權債務重組需求往往無法及時得到滿足。其二，阿根廷可能就消除國際避稅對於國際環境的負面影響提出改革議題。其三，阿根廷可能會就應對氣候變化的配套措施設置議題。為限制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對於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負面影響，阿根廷作為2018年G20峰會主席國，需要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堅定立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存海對2018年G20峰會也提出了三項預測議題。第一，扶貧與社會治理。隨著經濟下滑，拉美國家扶貧成果有所逆轉。以阿根廷為例，貧困人口有增加趨勢，這一社會變化引起阿根廷政府極大關注。同時，社會治理不僅是發展中國家也是發達國家重視的議題。第二，科技創新。傳統產業對於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有限，阿根廷政府著力推動通過科技創新，尋找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新增長點，這與其他國家的發展路徑十分契合。第三，自由貿易與區域一體化。推動國際、跨地區組織的互利合作，如加強拉美太平洋聯盟與南方共同市場合作，遏制貿易保護主義，推進亞太乃至全球貿易自由與互聯互通。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博士後田亞明(Benjamin

Creutzfeldt)表示，鑒於阿根廷的社會經濟史，阿根廷可能設置主權債務重組進程改革相關議題，倡議各方共同努力，管控國際金融市場風險。

古斯曼分析表示，當今對全球化不滿的聲音不絕於耳，全球化的好處並沒有真正惠及每一個群體。社會信任受損，導致國際政治不穩定，國際生產鏈的環境影響日益凸顯。全球規則需要改進，如增強對社會包容的支持，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進行有意義的工作，促進生產力增長，提高民眾生活質量。古斯曼坦言，議題設置對於阿根廷的確存在挑戰。如果議題涉及范圍過於廣泛，將對問題討論的深入性及針對性造成影響。然而，阿根廷的曆史經驗使該國具有比較優勢，有助於阿根廷推動一系列需要國際合作的具體議題。

田亞明表示，近期於德國漢堡落幕的G20峰會在很多領域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峰會未能就《巴黎協定》達成共識。除了美國，各方均繼續堅持執行《巴黎協定》，此次峰會呈現出了一種

“G19+1”的局面。2018年G20峰會可能決定G20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阿根廷擔負著重要的社會責任，設置議題對於阿根廷將是重大挑戰。阿根廷支持自由貿易，與眾多拉丁美洲國家關系良好，這使它具有提出創新議題的空間。

美國美洲對話(Inter-American Dialogue)助理研究員布魯諾·比內蒂(Bruno

Binetti)對本報記者表示，阿根廷作為2018年G20峰會主席國，機遇與挑戰並存，是否能夠帶動各方求同存異、協同聯動，可能會影響到G20未來能否超越分歧，走向深層次合作共贏。

古斯曼認為，主持G20峰會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設置合作共贏的議題。與會各方應深入挖掘合作機會，實現深層次的互利共贏。

阿根廷羅薩裏奧大學政治學博士胡安·法昆德·卡塞德(Juan Facundo

Carcedo)表示，從拉丁美洲視角看，阿根廷作為拉美國家代表，在國際舞台上設置議題、推進國際合作，是拉美更加融入世界、世界深入理解拉美的難得機遇，也是拉美國家所期盼的。

根據近期推出《全球治理的十字路口：2017年G20研究報告》所述，2017年因美國特朗普執政，已成為全球政治不確定性的“新常態”。加之歐洲深受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影響以及英、法與德三國

均處於大選年的背景，漢堡 G20 峰會的前景、進程與成果落實很不明朗，將面臨以下可能性：

第一，峰會議題成果“被平庸”。特朗普極有可能在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後再有驚人之舉，如堅持“美國優先”奉行貿易

保護主義政策及懲罰性關稅，重振化石燃料行業，主張移民限制令等。G20平台形成的倡議和行動計劃都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取決於成員國資源落實和行動。只要一國反對，成果就可能流於“清談館”，

被平庸甚至被拋棄。

第二，多邊協調治理“被稀釋”。特朗普明確表態要減少甚至撤出對全球多邊治理機制的支持，包括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徹底撤出可能性不大，但美國很可能不會繼續當多哈回合談判的領導者和推動者。貿易全球化將全面受阻。同時，G20內部利益集團的分化和博弈，與當前的地緣政治經濟結合，多邊協調與合作也面臨很多現實挑戰，國際合作和多邊治理有“被稀釋”的風險。

第三，次級對話與全球機制“被交叉”。G20

平台內本身就有多個次級對話平台，如七國集團(G7)、金磚峰會(BRICS)、中等強國合作體(MIKTA)等。內部凝聚力是對G20主辦國領導力的首要挑戰。另外，隨著“百日計劃”臨近，中美兩國元首在漢堡峰會上的會面，將對G20的成果產生重大影響。

第四，意外事件可能“被焦點”。2015年G20

安塔利亞峰會遭遇巴黎爆炸恐怖襲擊影響，峰會焦點轉移到反恐，土耳其准備的難民問題和發展議題的焦點被取代。今年漢堡峰會也面臨著地緣政治

風險和沖突升級、恐怖主義和不可預測的意外事件等不確定性，尤其近期中東問題、朝核問題、伊朗土耳其等熱點頻頻，每一個都有可能被引爆而造成難以想象的後果。

第五，美國或遭孤立“被拉黑”。美國在G7與北約峰會的姿態引發各傳統盟友不滿，其反全球化的孤立主義、一直以來的霸權主義也遭到新興市場國家的指責。退出《巴黎協定》一舉讓歐盟與中國走得更近。漢堡峰會上亦有可能出現美國遭到圍攻和被孤立，進一步使得G20機制貌合神離。

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台的G20機制，當前的確在經受G7“被撕裂”、全球治理需求下降等考驗。但幸得中國在2016年奠定的紮實基礎，使得雖有一些傳統議題旁落，但核心議題整理上還是保留下來。

第一，漢堡G20峰會以“ 塑造聯動世界

”主題，繼承了2016年杭州峰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中的核心關鍵詞“聯動”。“聯動”(Interconnected)或稱“互聯互通”恰恰是近年來“中國方案”對全球治理的重要貢獻。

第二，漢堡峰會首推數字化部長會議，強調數字經濟對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改變，體現了創新作為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動力因素，而“創新”恰恰也是中國在2016年力主的內容。

當然，目前各國在漢堡峰會之前對難民問題、反恐融資、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等議題的分散關注，再加之美國在金融監管放松、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加對全球資本流向的溢出效應，使得G20議題對杭州峰會所謂的“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式發展”、“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等議題凝聚不夠，但鑒於中國對國際金融架構、抗風險的金融體系、國際稅收合作、金融透明度和綠色投融資、反腐敗、能源合作等議題上的投入，使得G20始終圍繞著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主線而展開。

筆者作為2017年德國G20觀察平台咨詢委員會的唯一中方委員，與多位主辦方的核心人員交談，明顯感受到他們對中國主張的重視，對中國期待也遠遠超過美國，甚至有專家談道，沒有中國，就不會再有G20了。

目前看來，漢堡G20峰會的成果肯定難以與2016年杭州峰會的媲美，但是，G20作為目前世界發達國家代表與新興國家代表平起平坐、以和平的方式商議全球治理的唯一平台，世界意義仍是不容小媲的。

中國需要放平預期，全力團結東道國德國，立足長遠利益和大局意識。G20輪值機制的松散性決定每一任主席國都有自身的偏好訴求，其他成員國主導或幹擾的空間有限。或許這個時候，需要把注意力進一步放在2018年G20峰會上，屆時G20峰會將第一次走進拉美，阿根廷舉辦全球峰會的經驗有限，中國應當盡早啟動與阿根廷的全球治理經驗對接。

更重要的是，對於中國而言，G20仍是中國推廣全球治理中國版的發展經驗、創新全球公共品、改善治理赤字的絕佳平台。這些年，中國的持續穩定增長本身就是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在扶貧就業、基礎設施建設、反腐敗、結構性改革等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且有團結協作、開放務實、創新高效的決策力、執

行力和影響力。中國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與G20強調的包容、聯動、共享、共贏等主張具有相通性。這些理念正在通過G20平台成為全球共識。這個融入世界、影響世界並引領世界的漸進過程注定是不平凡的。

與以往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平台相比，G20的最大特點是讓新興經濟體參與對話，不再只是少數發達經濟體壟斷話語權。而在這些新聲音中，最被關注與期待的，無疑是中國方案。

“在G20中，中國是一個頂梁柱，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陳鳳英認為，正如發達國家的代表是美國，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就是中國，中國這股崛起的力量，責任意識很強，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當年救危機時，中國不遺餘力。之後每一次有問題、有爭論時，中國都會挺身而出，提出中國方案。”

的確，作為創始成員，中國一直以來都是G20中最為關鍵而活躍的“優等生”，始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習主席在G20峰會中的發言，總是切中世界經濟弊端，號召共同應對，引發廣泛共鳴。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2013年9月5日，習主席在G20聖彼得堡峰會上明確表態，堅定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

“獨行快，眾行遠。”2014年11月15日，習主席在G20布裏斯班峰會上呼籲，二十國集團成員要樹立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意識。在那次峰會上，習主席也表達了對G20的期許——要繼續做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培育全球大市場。

“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2015年11月15日，習主席在G20安塔利亞峰會上，向與會者提出兩個亟須回答的問題：一是“怎么看”，要精准把脈世界經濟形勢;二是“怎么辦”，要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就業開出良方。

2016年的G20杭州峰會，更是中國擔當與中國智慧的一次完美彰顯。進入“後危機”時代，無論是G20本身，還是世界經濟，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面臨重大抉擇。而正是在杭州峰會上，G20開啟了由危機應急管理向全球經濟治理長效機制的重要轉型。由中方起草、主導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作為峰會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動解決世界經濟增長所面臨根本問題的中國方案，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主張上升為國際共識。

“在杭州峰會上，中國的理念和倡議得到了各方面的認同。特別是包容性發展，讓發展惠及所有國家和人群，而不是造成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和南北差距的擴大。中國提倡開放型經濟，促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從而創造一個更大的市場，使各國人民都有機會實現各自的利益。”沈驥如說。

“過去，G20討論的是怎么應對危機。而在杭州峰會上，大家討論的是如何加強治理，而且不僅是當下治理，還有長效治理。”陳鳳英指出，這是杭州峰會取得的一個最大的成功，也由此將G20帶到一個發展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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