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退潮的變局中，中國宜更有作為

中國通過G20推動制定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填補了國際投資領域的空白，未來需要進一步在全球投資治理領域貢獻新的思想和引導力，提出中國方案，融入中國價值。

全球投資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但是由於缺乏對投資規則的共識，相較於貿易領域，全球的投資治理遠遠落後。當前的全球投資治理體系構成主要包括數千個雙邊投資協定和數百個帶有投資條款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多種爭端處理機制。這些投資協定條款相互交織、重疊，造成了投資領域裏的“意大利面碗效應”，即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下，各個協議的不同優惠待遇和原產地規則就像碗裏的意大利面，一根根地絞在一起。國際投資協定缺乏總體設計，由此產生了諸多系統性問題，包括范圍和內容之間的差異、重複和矛盾。此外，現有的國際投資規則只能為2/3的全球FDI存量提供保護，僅覆蓋了1/5的雙邊投資關系。可以說，當前全球投資治理體系是不完整和碎片化的，是全球經濟治理的短板。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對全球投資治理體系需求強烈

然而，從國際投資發展、全球價值鏈深化及投資規則塑造來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對構建一個統一、完善的全球投資治理體系有著強烈的需求。首先，國際投資規模呈擴張態勢。2015年全球FDI流動達1.76萬億美元，同比上升38%。其中，跨國並購交易金額達7210億美元，綠地投資金額達7660億美元。伴隨著國際投資的不斷增長，投資母國、跨國公司及東道國的相關利益也日益提升，迫切需要一個保護自身權益的制度安排。其次，全球價值鏈深化要求投資自由化和便利性。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要求打破資源要素跨境流動的種種壁壘和障礙，迫切需要更加透明、公正和競爭性的國際投資環境。2015年各國新出台的投資政策措施之中，投資自由化和促進措施占比達到85%。第三，區域貿易協定的投資規則塑造日漸活躍。全球自由貿易協定(FTA)中投資議題的覆蓋率為40%，而美國、日本和韓國所參與的FTA中投資議題覆蓋率高達100%。這說明，世界各主要經濟體正在通過區域合作的方式爭取與自身利益相符的投資規則，進而在國際投資規則的塑造和全球投資治理體系的構建中搶占先機。全球投資治理對中國至關重要。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因此，無論從東道國維護本國利益，還是母國保護企業海外投資的視角，全球投資治理都對中國至關重要。我國需要保持對世界級跨國公司的吸引力，也需要“留權在手”保證國內政策的調整空間，還需要通過締結高標准的投資協定以保護並促進海外投資。中國應該積極參與全球投資治理，構建國際投資規則體系，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

如何在全球投資治理中體現中國價值?首先，各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此之前從未在國際投資領域的全球治理中達成過共識。其次，為未來達成多邊投資協定提供了可能性，在原則性的框架下可以進一步啟動多邊投資協定談判的可行性研究，對未來達成多邊投資協定奠定了基礎。第三，作為世界首份投資政策的多邊綱領性文件，為各國協調制定國內投資政策和商談對外投資協定提供了重要指導。

中國為《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的成功制定和達成共識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是努力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美國關注投資的自由開放，歐盟關注對外商投資的環境保護規范，而發展中國家關心的則是如何利用外資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作為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雙料大國，這些方面的訴求都有，因此很好地扮演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中間人”的角色。在最終通過的九項指導原則中，既反對投資保護主義，鼓勵投資自由化，同時又明確了東道國政府有權為公共利益而對投資進行監管，可以說兼顧了各個國家的不同關切。二是與國際組織展開良好合作。《全球投資指導原則》脫胎於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UNCTAD)關於國際投資政策長期大量的研究，中國與UNCTAD的有效合作促成了該原則在G20平台取得共識。UNCTAD在2012年就發布了《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框架》，鼓勵各國將其作為參照制定投資政策，因此，我們看到《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最大的亮點是突出投資政策應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增長為目標。三是調集各方面有利資源力求達成目標。盡管中國致力於在全球投資治理等方面有所建樹，但遭遇到不小困難，美國並不希望中國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有的國家還提出其他敏感議題淡化主題。因此，中國廣泛邀請對華友好的力量參與進來，促使各方達成共識。在全球投資治理中實現中國價值

在全球投資治理中實現中國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要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全球投資治理，體現中國的引導力，發揮中國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要體現中國的價值取向，既要實現中國的利益，又要有利於國際投資和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

在推動全球投資治理中發揮中國的重要價值。我們需要從自身治理出發，以雙邊和區域合作為突破點，朝著多邊投資治理的目標前進。

一是自主推進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不久前剛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展現了我國建立自由、開放、透明的投資環境的決心，此項修訂法案采納了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並規定了准入管理、安全審查、信息報告、投資促進、投資保護等系列制度。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各國都在關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議程，只有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中國所倡導的全球治理才會獲得更多的支持。中國應進一步自主降低投資壁壘和簡化投資准入程序;促進商業人員流動，放寬部分自然人流動限制;加強對外國投資者的保護，逐步放寬外彙兌換和利潤彙回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透明、公正與競爭性的商業環境。

二是加快與相關國家簽署或變更雙邊投資協定(BIT)、自由貿易協定以適應新的形勢。對尚未簽署自貿協定或者BIT的國家，應盡快啟動談判程序;對於已經簽訂BIT的國家，加快協議條款變更和補充。加快推進與美國、歐盟的BIT談判。美歐是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制定者，未來在全球治理方面的進展不可能不考慮美歐的話語權，因此中國應在談判中與它們就國際投資規則取得共識，這有利於推進全球投資治理體系的形成。三是在恰當的時機倡議發起諸邊投資協議談判。在WTO框架內進行諸邊投資談判是實現投資規則多邊化的有效路徑，運用我國的影響力，組織利益相關的國家進行談判。協定應允許其他WTO成員通過申請加入，為投資協定的擴圍建立機制，以達成多邊投資協定為目標。

在構建全球投資治理體系中融入中國的價值取向。首先，以投資規則推動形成以我為中心的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正處於不斷深化和調整的時期，加之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價值鏈布局也呈現出更快的變化。當前，尚未形成以我國為主的全球產業布局和分工體系，中國應認真研究投資規則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探索有利於形成以我為中心的國際分工體系的規則方案。

第二，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投資治理中的利益。全球投資治理的成功取決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否達成共識。中國在2016年G20峰會上已經展現出作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中間人”角色：此次出席峰會的發展中國家的數量是曆次峰會最多的一屆，擴大了發展中國家在最重要的國際性論壇上的代表性。中國應延續這一思路，搭好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溝通的橋梁，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規則制定中有更加平等的話語權。

第三，以可持續發展與包容性增長的理念構建國際投資規則體系。實現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國際投資規則，需要從以下四個層次進行考慮：充分考慮東道國總體發展戰略;平衡政府和投資者的權利和義務;強調企業社會責任;鼓勵多方國際投資協作。

比如，中國可以倡導在投資協定中體現“幫助條款”，鼓勵母國企業對欠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等關乎民生的社會公共產品。這樣的政策立場既與我國當前“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中國的“義利觀”相契合，同時也能體現對國際投資規則的創新和完善。最後，倡導構建開放透明公平的全球投資治理格局。全球投資治理應以開放為導向，釋放國際投資合作的潛力。各國應加強溝通和協調，不搞排他性和封閉性的治理機制，提倡所有國家平等參與，平衡投資母國、跨國公司和東道國的各方利益，實現機制共建、規則共商、利益共享。

全球價值鏈的深化正在驅動國際投資規則的整合和完善，經濟全球化只要不倒退，全球投資治理就會不斷推進。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對全球投資治理有強烈的需求，正通過各種方式爭取與自身利益相符的規則權利，而全球投資治理體系尚未形成，且在較快的變化發展之中。中國通過G20推動制定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填補了國際投資領域的空白，未來需要進一步在全球投資治理領域貢獻新的思想和引導力，提出中國方案，融入中國價值。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指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心從傳統的需求方轉到了供給方，經濟增長出現了階段性企穩回升態勢。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在沿線國家順利推進，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愈發關鍵。

“中國正處在一個百年難逢的戰略機遇與從未有過的巨大挑戰並存的時期，但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如何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可能更是我們當前直面的重大課題。”孫祁祥表示。

針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所長助理劉衛東提出以“包容全球化”為核心概念進行理解，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議是探索推進全球化健康發展的嘗試，既符合中國走出去的需要，也是讓全球化惠及更多國家和地區的需要。

“在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將引領未來全球化進程，‘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為世界資本流動提供的平台，通過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劉衛東表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得益於經濟全球化，需要為維護經濟全球化的成果、發展經濟全球化的機制做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屠光紹則表示，在全球跨境投資的新形勢下，對外投資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戰略，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DI)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升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的跨國投資應注重提高投資能力，努力實現跨境投資方面的良性循環，以及產業升級與跨境資金配置之間的良好循環。

縱觀2016年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事件，“發展”是中國一直秉持的重要主題之一：9月4日至5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中國運用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引導峰會形成一系列具有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的成果，首次把發展議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11月19日至20日，2016年APEC峰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集中闡釋亞太發展的“中國方案”，豐富全球治理，尤其是經濟治理的內涵;12月5日，習近平主席向紀念《發展權利宣言》通過30周年國際研討會致賀信強調，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著力推進包容性發展，努力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創造條件和機會。

可持續發展意味著供給側改革必須有效推進，唯有如此才能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需要注重的地方?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提出，需求管理目的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保證經濟增長，穩定經濟增長的環境，中國的需求管理政策應體現松緊適度，刺激有質量的有效需求。另外中國現在供給和需求的矛盾更多是集中在供給側，在兼顧需求管理的同時，重點還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供給側改革要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則指出，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踐行創新驅動戰略的核心內容，其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在微觀上，必須創造一套體系，能夠服務企業發展的全過程;在宏觀上，必須深刻認識、冷靜對待金融推動經濟轉型發展的特殊方式，特別是其誇張的特征，理性對待金融支持轉型發展必然經過的熱潮、泡沫、泡沫破滅、恢複，再掀熱潮的過程。他同時強調，我們正站在科技與金融相結合的新起點上，將科技進步與金融創新結合是當務之急，必須以創新的精神，啟動下一輪科技創新與金融創新的結合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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