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眼中的：愛國與民生

78歲那年，徐複觀先生才開始寫日記。1980年10月29日，他記道：

五更時做一夢，見故奉化蔣公，另一統治者（夢中亦不識其人）並坐，我向他解釋集權（實即指獨裁，夢中似避忌用集權兩字）與民主的利弊。大意謂為解決問題，集權在短期內較民主為有效，但不能持久。民主的效力似不如集權，但可以持久而不敗。

蔣公問何以會如此，我答謂集權將國家權力集中於政府上層少數人之手，時間一久，則必成為今日中共的官僚主義。因權力對人而言，必發見腐蝕作用。民主則社會權力與政府權力，可以發生制衡作用，所以民主政治中的官僚主義，容易受到限制。集權政權僅植基於國家中特殊土壤之上，時間一久，此特殊土壤亦且受到一般土壤的敵視。民主則植基於一般土壤之上，故根基較集權為深厚……初醒時猶能記憶解釋得極有條理，蔣公亦神色怡悅，但未及政權轉移之重大問題。

徐複觀說：“蔣公已去世數年矣，今日而尚做此夢可謂奇矣，故記之。”如果曉得他與蔣介石的淵源，可知他夢見此公，並不稀奇。他青年從軍，曾以少將軍銜、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駐延安半年，與中共高層過從甚密，和毛澤東“長談過五次以上”，1943年秋他從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報告：“中共有能力奪取全面政權，假定國民黨這樣下去的話”；此後改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秘書，系蔣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參與機要；1945年5月，被調任總裁隨從秘書，參加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隨侍蔣介石左右。由此種種，足見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之親近。晚年與故主相逢夢境，共憶樽前舊風味，當在情理之中，無須驚詫。

徐複觀的夢中人，不止蔣介石，還有毛澤東。據韓三洲先生談徐複觀的文章：“他自稱，70歲以前，夢中常常與毛澤東折衝樽俎，縱橫捭闔，談論天下事。1980年9月，徐複觀因患胃癌施行大手術，幾度昏迷，于將死方生之際，猶夢見與毛澤東相遇于荒野，而且兩人依舊咻咻激辯不已。”

老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晚年徐複觀夢見蔣介石，分解民主與獨裁的利弊，恰恰印證了他一生的心結所系，至死未能解開。他是儒家，卻好講自由民主，力圖會通這貌似格格不入的二者，因此被稱為“儒家自由主義”、“自由儒家”。儒家決定了他的身位，自由民主決定了他的方向。基於對這二者的調和，他追求自由民主的路徑，便不同於一般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對於權力，往往持不合作甚至批判的態度（如徐複觀的論敵殷海光），儒家自由主義則會選擇與權力合作的方式來發揚自由。這到底是一種策略呢，還是帝師王佐的政治情結在作祟？不知何故，讀到徐複觀夢中給蔣介石講民主的日記，我不由想起了他的老師熊十力在1951年間撰七萬言長函《論六經》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並願代陳毛公賜覽”。

縱觀徐複觀一生，恐怕並無機會當面勸蔣介石推行民主。他追隨蔣介石的歲月，學識不足，且限於職分，自然無力為之。後來退出軍政界，改行學術，拜入熊十力門下，中年發憤，焚膏繼晷，夙興夜寐，終成一代大儒，而且他的學問並不隔膜於現實政治，1949年6月16日，他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一直持續到1966年9月才“油幹燈盡”，此際的徐複觀，思想體系漸趨成熟，卻淪落在野，以廟堂之高，再難涉足。然而給蔣介石講民主，勸蔣介石行民主，正是他的念想。念茲在茲，刻骨銘心，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所謂迴響，便是晚年一夢。

這一夢，並非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徐複觀所獨有，而可以視為一個政治隱喻。只不過，一些人的夢幻，在另一些人身上，則照進現實。據許倬雲回憶，1960年代，他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工作，因公務之便，常與蔣經國打交道。他們談話的主題包括“美國的社會，工會的力量，民主制度好處在哪裡，壞處在哪裡；民主的意義，自由的意義”。那麼許倬雲如何向蔣經國講民主呢：“我解釋：一個水壩，拼命往上築高，壩堤一決，水一衝擊，誰也受不了。壩降低，水流緩下來，鬆弛堤後面的壓力，這個是好事情。”這麼講，顯然比徐複觀的說教巧妙、動聽多了。

說罷許倬雲，再說他的同時代人王鼎鈞。王鼎鈞不比許倬雲，有幸與蔣經國面談，他講民主，僅與蔣經國間接相關。據王鼎鈞回憶錄，他在臺灣，因被疑為“匪諜”，而遭監視、跟蹤，“與特務共舞”達二十餘年，後來為了出國，通過安全檢查，他決心孤注一擲，敞開心扉，與特務暢談。此間，談及蔣經國的傳位問題，他大大稱頌了蔣經國的才幹度量，認為有些地方更勝其父，同時指出了蔣經國的局限，以於還素的對聯為據：“一身是膽終非虎，萬裡無雲欲化龍。”上聯指其主觀條件不足，下聯指其客觀條件不利。最後，王鼎鈞說，現在有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擺在蔣經國面前，若他抓住了，便可越過蔣介石這座大山，站在歷史舞臺的中央，那就是解嚴，建立民主制度：

民主似乎是一個可怕的名詞，國民黨將因此失去政權。執政黨要盡力延長執政的時間，那是理所當然，但是我說，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維持政權，一旦行到水窮處，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雲起時，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權。我說專制並不能使你永遠握有政權，想想歷代王朝“失國”，都與民主無關，結局如何悲慘！得國不易，失國更難，我特別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民主制度最大的用處，就是解決如何“失國”。

……我說依照中山先生的設計，國民黨最後要還政於民，這是三民主義的中國特色，如果抽去這個核心價值，國民黨的軍政訓政就和蘇共中共很難區分。有人說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是假的，在警備司令看來它可以是假的，在中山先生它應該是真的，蔣公一直在這條路上走，他死在半路上，誰能斷言他是假？我說歷史發展到這一步，全看經國先生怎麼做，如果他建立民主體制，讓人民投票選擇政府，大家都是真的，國父的理想終於實現，蔣公的人格渾然完整，經國先生的歷史地位也巍然確立。

這番話是否被特務彙報上去，傳到蔣經國耳裡，實難查證。不過，聯繫蔣經國的言行，譬如在1986年10月，蔣經國公開表示要開放黨禁、報禁，“國策顧問”沈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他卻淡淡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以及他希望自己是最後一位專制者，要以專制來結束專制，可知王鼎鈞的建言，正契合了蔣經國的暮年心境。

關於蔣介石父子與民主，王鼎鈞還有一個精妙的說法，他說蔣介石“把專政當本錢，把民主當利息，本錢充足的時候，不妨拿出利息來讓你們揮霍一下”，蔣經國則相反，把民主當本錢，專政當利息，“這一念之轉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盡以後保住了老本”。

這三個給權力者講民主的故事，一個比一個傳奇，一個比一個意味深長。論對民主的認知，三者並無顯著差異，對比講民主的技巧，則高下立判。這一點，你不得不佩服大作家王鼎鈞。他沒有訴諸大義，而選擇曉以利害，不談民主的內涵，而談民主的作用，即民主能給執政者帶來什麼，同時他也洞悉到了，執政者正亟需什麼。因而他的講法，最易打動人心。相形之下，許倬雲這麼講，不會讓聽者討厭；徐複觀這麼講，還要聽者“神色怡悅”，也許只是做夢。

這三個故事能夠展開，有一共同前提，即執政者願意聽你講民主，不論基於什麼目的，出於什麼心態，推心置腹還是虛情假意。這正是徐複觀等三人的幸運，他們遭遇的是蔣介石父子，而非朱元璋之流：前者的心中，多少還有一些聆聽民主的雅量，正如他們的意識形態當中，原本包含了憲政的元素；倘是後者，只怕一片癡心的徐複觀們，話還未說三句，人頭便已落地。

隨感錄三十八 ①

魯迅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rdau② 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③。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裡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 mob ④ 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

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

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 G.Le 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

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裡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裡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瞭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

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 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駡；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注釋：

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署名迅。

② Nordau 諾爾道（1849─1923），出生於匈牙利的德國醫生，政論家、作家。著有政論《退化》、小說《感情的喜劇》等。

③ “國民之敵”：指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劇本《國民之敵》的主人公斯鐸曼一類人。斯鐸曼是一個熱心於公共衛生工作的溫泉浴場醫官。有一次他發現浴場礦泉裡含有大量傳染病菌，建議把這個浴場加以改建。但市政當局和市民因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極力加以反對，最後把他革職，宣佈他為“國民公敵”。

④ mob 英語：烏合之眾。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麼？為什麼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麼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節選自魯迅《論辯的魂靈》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即使無端誣人為投降或轉變，國賊或漢奸，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

——節選自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續記》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節選自魯迅《半夏小集》

全劇的宗旨，自序已經表明，是在反對戰爭，不必譯者再說了。但我慮到幾位讀者，或以為日本是好戰的國度，那國民才該熟讀這書，中國又何須有此呢？我的私見，卻很不然：中國人自己誠然不善於戰爭，卻並沒有詛咒戰爭；自己誠然不願出戰，卻並未同情於不願出戰的他人；雖然想到自己，卻並沒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現在論及日本併吞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這一類話，只要聽這口氣，也足夠教人害怕了。

——節選自魯迅《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二》

先覺的人，歷來總被陰險的小人昏庸的群眾迫壓排擠傾陷放逐殺戮。中國又格外凶。

——節選自魯迅《寸鐵》

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懲罰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

——節選自魯迅《答有恆先生》

我想，人猿同源的學說，大約可以毫無疑義了。但我不懂，何以從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變人，卻到現在還留著子孫，變把戲給人看。還是那時竟沒有一匹想站起來學說人話呢？還是雖然有了幾匹，卻終被猴子社會攻擊他標新立異，都咬死了；所以終於不能進化呢？

——節選自魯迅《隨感錄四十一》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現了就更好。

－－節選自魯迅《外國也有》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怒憤已經夠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發洩，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百姓卻受兵匪之苦，就是最便的證據，再露骨的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燒掉甚麼呢﹖

——節選自：魯迅《雜憶》

隨感錄六十一 ① 

魯迅

歐戰才了的時候，中國很抱著許多希望，因此現在也發出許多悲觀絕望的聲音，說“世界上沒有人道”，“人道這句話是騙人的”。有幾位評論家，還引用了他們外國論者自己責備自己的文字，來證明所謂文明人者，比野蠻尤其野蠻。

這誠然是痛快淋漓的話，但要問：照我們的意見，怎樣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話，想來大約是“收回治外法權，收回租界，退還庚子賠款……”現在都很渺茫，實在不合人道。

但又要問：我們中國的人道怎麼樣？那答話，想來只能“……”。對於人道只能“……”的人的頭上，決不會掉下人道來。因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掙來，培植，保養的，不是別人佈施，捐助的。

其實近於真正的人道，說的人還不很多，並且說了還要犯罪。若論皮毛，卻總算略有進步了。這回雖然是一場惡戰，也居然沒有“食肉寢皮”，沒有“夷其社稷”，而且新興了十八個小國②。就是德國對待比國，都說殘暴絕倫，但看比國的公佈，也只是囚徒不給飲食，村長挨了打罵，平民送上戰線之類。這些事情，在我們中國自己對自己也常有，算得什麼希奇？

人類尚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但總在那裡發榮滋長。我們如果問問良心，覺得一樣滋長，便什麼都不必憂愁；將來總要走同一的路。看罷，他們是戰勝軍國主義的，他們的評論家還是自己責備自己，有許多不滿。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

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

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根據新浪、劍客會等綜合採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