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雅如你——楊绛先生，走好

一顆高貴、深湛而生動的靈魂，如她所願終於 “ 回家了 ”。

世紀老人，百年罕見奇女子，中國傑出的作家、翻譯家、小說家、劇作家楊絳先生，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淩晨與世長辭，享年 105 歲。

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夜的楊絳先生，完整而深刻地經歷了中國現當代以來起伏跌宕的國族演進史。仰賴高夀與豐贍的著述，她成為這段百年斷代史最具歷史畫面感和最有說服力的見證者之一。

到底是這段漫天風雨的歷史鍛造了這樣卓絕的女性，還是有這樣的女性才讓這段歷史顯得奇峰異出？無論如何，她是中國的女兒，身上烙印著中國歷史的年輪，血液中流淌著華夏民族的榮耀與屈辱，所有的愛與痛，都融化在這片山河之中。

在現當代文化史上，相比林徽因的端肅，張愛玲的冷傲，陸小曼的風致，蕭紅的悲苦，謝婉瑩的恬淡，丁玲的複雜，楊絳的名氣與特質，其實始終不曾過於耀目，只是到了夕陽之年，作為一位 “ 現象級 ” 人物，才逐漸進入大眾認知視野，以致年壽越高、名氣愈熾。

撥開歷史浮華，人們驀然發現，原來，她才是真正的一代才女。

楊絳祖籍江蘇無錫，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開明的知識份子家中，未滿百日，便隨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時代，楊絳在上海讀書。從小就學習好，但最淘氣頑皮，曾因為上課說話被罰站示眾，卻因不服兩人說話只罰一人而大哭到下課。在蘇州東吳大學求學時，楊絳是班上的“筆桿子”，中英文俱佳。 

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學養深厚，早年留日，後成為江浙聞名的大律師，做過浙江省高等審判廳廳長。辛亥革命前夕，楊蔭杭于美國留學歸來，到北京一所法政學校教書。1911年7月17日，楊絳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楊絳排行老四，在姐妹中個頭最矮，愛貓的父親笑說：“貓以矮腳短身者為良。”楊絳八歲回無錫、上海讀小學，12歲，進入蘇州振華女中。

在父親的引導下，她開始迷戀書裡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來啃，讀書迅速成為她最大的愛好。一次父親問她：“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她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楊絳17歲，她一心要報考清華大學外文系。清華招收女生，但南方沒有名額，楊絳只得轉投蘇州東吳大學。費孝通與楊絳在中學和大學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楊絳，費孝通便對他們說：“你們‘追’她，得走我的門路。”

1932年初，東吳大學因學潮停課，開學無期。楊絳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學借讀，借讀手續由她的同學孫令銜請費孝通幫忙辦理。2月下旬，楊絳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們發現火車站上有個人探頭探腦，原來是費孝通，他已是第3次來接站，前兩次都撲空。入學考試結束後，楊絳便急著到清華大學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孫令銜也要去清華看望表兄。這位表兄不是別人，正是錢鍾書。 

楊絳初見錢鍾書，只見他身著青布大褂，腳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渾身儒雅氣質，“蔚然而深秀”。而楊絳更有一番神韻。她個頭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溫婉和藹，人又聰明大方。匆匆一見，甚至沒說一句話，彼此竟相互難忘。 

然而，孫令銜莫名其妙地告訴錢鍾書，說楊絳有男朋友，又跟楊絳說，他表兄已訂婚。錢鍾書寫信給楊絳，約她相會。見面後，錢鍾書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說：“我也沒有男朋友。”從此他們開始了書信往來。 

一天，費孝通來清華大學找楊絳“吵架”。費孝通認為他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費孝通此前曾問楊絳：“我們做個朋友可以嗎？”楊絳說：“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這回，楊絳的態度還是沒變：“若要照你現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費孝通很失望也很無奈，只得接受現實，跟楊絳做普通朋友。 

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 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1935年7月13日，錢鍾書與楊絳在蘇州廟堂巷楊府舉行了結婚儀式。多年後，楊絳在文中幽默地回憶道：

“(《圍城》裡)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鍾書自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一年裡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一個個都像剛被員警拿獲的扒手。”

隨後，錢鍾書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學獎學金，楊絳毫不猶豫中斷清華學業，陪丈夫遠赴英法遊學。滿腹經綸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卻出奇地笨手笨腳，學習之余，楊絳幾乎攬下生活裡的一切雜事，做飯制衣，翻牆爬窗，無所不能。

楊絳在牛津“坐月子”時，錢鍾書在家不時闖“禍”。檯燈弄壞了，“不要緊”;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緊”;顴骨生疔了，“不要緊”事後確都一一妙手解難，楊絳的“不要緊”伴隨了錢鍾書的一生。“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賢的妻”，這是錢鐘書曾寫給楊絳的“贈語”。

錢的母親感慨這位兒媳，“筆桿搖得，鍋鏟握得，在家什麼粗活都幹，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遊，出水能跳，鍾書癡人癡福。”

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錢鍾書和費孝通作為代表團成員，不僅一路同行，旅館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間，兩人關係處得不錯。錢鍾書想想好笑，淘氣地借《圍城》裡趙辛楣曾對方鴻漸說的話，跟費孝通開玩笑：“我們是‘同情人’（指愛上同一個人）。”

錢鍾書去世後，費孝通拜訪楊絳，楊絳一語雙關：“樓梯不好走，你以後也不要再‘知難而上’了。”

難得的是，楊絳在文學史上的身份，不止是錢鐘書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用時下流行的話說，楊絳和錢鐘書，有著世間罕有的“勢均力敵”的愛情。

“你們這一代知識份子，在一九四九年時完全可以離開內地的，為什麼留下了呢”的問題，答道：“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當時離開有三個選擇，一是去臺灣，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國外。我們當然不肯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去臺灣；香港是個商業碼頭，我們是文化人，不願去。”“很多外國人不理解我們，認為愛國是政客的口號。政客的口號和我們老百姓的愛國心是兩回事。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中國的語言是我們喝奶時喝下去的，我們是怎麼也不肯放棄的。”這確是老一代知識份子的心裡話。

上海于當年五月獲得解放。這時，楊絳、錢鐘書已接到清華大學的聘函。據說，北平和平解放後，他們兩人的老友吳晗和錢俊瑞受中共中央委託，對北大、清華實行接管工作。隨後，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聘請楊絳夫婦擔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出自吳晗的主意。

1953年，楊絳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幹校六記》，另有《堂吉訶德》等譯著，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又成書《走到人生邊上》。

相依為命的十年

1966年“文革”爆發，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從此開始了受污辱、受踐踏、挨批、挨鬥的日子。造反派給她剃了“陰陽頭”，派她在宿舍院內掃院子，在外文所內打掃廁所，住“牛棚”。餘下的時間作檢討、寫認罪書等等。3天后，錢鍾書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錢鍾書被下放到信陽地區羅山縣。次年7月，楊絳也被下放到那裡，被分配在菜園幹活。菜園距離錢鍾書的宿舍不過10多分鐘的路。當時，錢鍾書負責看守工具，楊絳的班長常派她去借工具，於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興沖沖走去走回，借了又還”。後來，錢鍾書改任專職通訊員，每次收取報紙信件都要經過這片菜園，夫婦倆經常可以在菜園相會。“這樣，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說、戲劇裡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 

當時錢鐘書在郵電所，幫助那裡的工作同志辨認難字，尋出偏僻的地名，解決不少問題，所以很受器重，經常得到茶水款待。當地人稱煮開的水為“茶”，款待他的卻真是茶葉沏的茶。那位元同志透露了一個消息給他。據說北京打電報給學部幹校，叫幹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殘”回京，“老弱病殘”的名單上有他。

楊絳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圓相依為命，我一人在幹校就放心釋慮；而且每年一度還可以回京探親。當時雙職工在息縣幹校的，儘管夫妻不在一處，也享不到這個權利。”

過了幾天，他從郵電所領了郵件回來，破例過河來看楊絳，特來報告她傳聞的話：回北京的“老弱病殘”，批准的名單下來了，其中有他。

楊絳已在打算怎樣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動身的日期。過了幾天，他來看她時臉上還是靜靜的。她問：

“還沒有公佈嗎？”

公佈了。沒有他。他告訴楊絳回京的有誰、有誰。楊絳的心直往下沉。沒有誤傳，不會妄生希冀，就沒有失望，也沒有苦惱。

楊絳陪丈夫走到河邊，回到窩棚，目送他的背影漸遠漸小，心上反復思忖。難道自己的丈夫比別人“少壯”嗎？她背誦著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感觸萬端。她想到了他檔案袋裡的黑材料，肯定是這份材料在作祟！

楊絳想起這事仍然心上不服。過一天錢鐘書到菜園來，楊絳就說：“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說無聊，事情已成定局，還管它什麼作祟。楊絳承認自己無聊：妄想已屬可笑，還念念在心，灑脫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殘。老弱病殘已經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輩子留在幹校吧。楊絳痛苦地聯想著。

一天，錢鐘書路過菜園，楊絳指著窩棚說：

“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

錢鐘書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楊絳認同：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捨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他箱子裡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

楊絳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錢鐘書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在楊絳眼裡，錢鐘書向來抉擇很爽快，好像未經思考的；但事後從不遊移反復。而自己則不免思前想後，可是兩人的抉擇總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特別關照下，楊絳和錢鐘書作為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殘”人員，離開幹校，回到了闊別兩年的北京。據說周恩來調錢鐘書回京是以參加毛澤東詩詞的英譯工作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幹校受折磨而死。

即便動盪年月，楊絳也沒有放棄學術研究，通曉英、法兩國語言的楊絳，近60歲時，從零開始學習西班牙語，並翻譯了《堂•吉訶德》，至今都被公認為佳作，已累計發行近百萬冊，是該書譯本當中發行數最多的。 

“文革”結束後，楊絳和錢鍾書獲得了自由，終於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中。浪費了整整10年的光陰，他們決定整天閉門自守，什麼地方也不去，沉溺於自己的學問事業。

楊絳父親楊蔭杭的教育理念來自於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順其自然，注重培養楊絳廣泛的閱讀興趣。楊絳從小喜歡文學，只要楊絳表示喜歡什麼作品，楊蔭杭就會把那本書放在她的桌子上。

在東吳大學讀書期間，楊絳進了政治系，但仍舊癡迷于文學的她，把課餘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圖書館中，她在那裡閱讀了大量的外國小說。有一次，父親問她：“阿季（楊絳本名楊季康），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會怎麼樣？”楊絳說：“不好過。”父親又問：“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楊絳回答：“一星期都白過了。”楊絳對讀書的熱愛，可見一斑。

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甚至在出國留學時，楊絳一直保持著這樣的閱讀熱情。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共同的興趣愛好讓楊絳和錢鍾書走到了一起，之後兩人又一起留學英國。在楊絳的作品《我們仨》中，她這樣回憶自己和錢鍾書的閱讀時光：“牛津的假期相當多。鍾書把假期的全部時間投入到讀書中。大學圖書館的經典以十八世紀為界，館內所藏經典作品，限於十八世紀和十八世紀以前。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經典和通俗書籍，只可到市圖書館借閱。那裡藏書豐富，借閱限兩星期內歸還。我們往往不到兩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圖書館。我們還有家裡帶出來的中國經典以及詩、詞、詩話等書，也有朋友間借閱或寄贈的書，書店也容許站在書架前任意閱讀，反正不愁無書。”

對於讀書，楊絳也有過很多的思考。她曾經把讀書比作“隱身”的串門——“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見，也不怕攪擾主人。翻開書面就闖進大門，翻過幾頁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經常去，時刻去，如果不得要領，還可以不辭而別，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對質。”在楊絳看來，這是“書以外的世界裡難得的自由”。

關於能從書中得到的收穫，楊絳表示，讀書不是為了拿文憑或者發財，而是成為一個有溫度懂得情趣會思考的人，讀書到了最後，是為了讓人們更寬容地去理解這個世界有多複雜。在她看來，“書雖然不能幫你解決所有的問題，卻能給你一個更好的視角。”甚至，她覺得“喜歡讀書，就等於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換成巨大享受的時刻，讀書能讓人遇到更好的自己”。

我們仨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與錢、楊二先生相比，作為女兒的錢瑗實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楊絳的《我們仨》面世之後，愛女錢瑗才始為公眾所知——她外語才能精湛，學識淵博，目光敏銳堅定，在大學任教時便勇於創新，開創了“實用外語文體學”。在楊絳眼裡，“我的生平傑作就是一個錢瑗”。 

因肺癌轉脊椎癌，錢瑗1997年去世。還沒有從喪女的悲哀中解脫，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載的丈夫錢鍾書又離她而去。遵循錢鍾書遺囑，後事一切從簡。楊絳一直陪送錢鍾書的遺體到焚化爐前，久久不肯離去，難捨難分。 

兩年間失去了兩個至親之人，只留下87歲高齡的楊絳孑然一身。這個打擊幾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軀挺過來了。這讓楊絳對生、老、病、死有了透徹的領悟，希望自己能夠“死者如生，生者無愧”（錢鍾書語）。家裡的一切都保持女兒和丈夫在世時的舊樣。 

晚年，楊絳開始“打掃現場”，以驚人的毅力整理錢鍾書的手稿書信，錢鍾書的手稿多達7萬餘頁，涉獵題材之廣、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令人驚歎。手稿多年隨著主人顛沛流轉，從國外到國內，由上海至北京，下過幹校，住過辦公室，歷經磨難，傷痕累累。紙張大多發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重重疊疊，整理起來十分辛苦。2003年，《錢鍾書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時與讀者見面，楊絳功不可沒。幾年來，楊絳以全家3人的名義將高達數百萬元的稿費和版稅全部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 

《我們仨》

最初設想，這本書一家三口各寫一部分，錢瑗寫父母，楊絳寫父女倆，錢鐘書寫他眼中的母女倆。到1996年10月，錢瑗已經非常衰弱，預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請求媽媽，把《我們仨》的題目讓給她寫，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來。躺在病床上，錢瑗在護士的幫助下斷續寫了5 篇，最後都不能進食了，還在寫。楊絳見重病的女兒寫得實在艱難，勸她停一停。這一停，就再沒有能夠重新拿起筆。錢瑗最後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兒去世後，楊絳將殘稿接手，續寫完屬於“他們仨”的故事。

《我們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中，楊絳以其一貫的慧心、獨特的筆法，用夢境的形式講述了最後幾年中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的情感體驗。第二部分，以平實感人的文字記錄了自1935年伉儷二人赴英國留學，並在牛津喜得愛女，直至1998年錢先生逝世63年間這個家庭鮮為人知的坎坷歷程。他們的足跡跨過半個地球，穿越風雲多變的半個世紀：戰火、疾病、政治風暴，生離死別……不論暴風驟雨，他們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經成為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護所。天上人間，陰陽殊途，卻難斷摯情。楊絳獨伴青燈，用心靈向彼岸的親人無聲地傾訴著。作為老派知識份子，她的文字含蓄節制，那難以言表的親情和憂傷彌漫在字裡行間，令讀者無不動容。生命的意義，不會因為軀體的生滅而有所改變，那安定于無常世事之上的溫暖親情已經把他們仨永遠聯結在一起，家的意義也在此書中得到了盡情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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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安館劄記》

1953年，錢鐘書先生居住在中關園小平房（引用陶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當時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並負責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調整，清華改為工科大學，文科部分併入北京大學。錢鍾書擺脫教務，在文學研究所工作，極少發表作品，以靜靜讀書為主。以後屢次遷居，當時中關村小平房成為錢鐘書“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劄也就取名為“容安館劄記”了。

錢鐘書逝世後，尚有大量的珍貴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讀書筆記之中，這些筆記反映了一位元著名學者一生的讀書思考過程。楊絳以高齡之軀將亡夫浩瀚的筆記一點點整理出來，公之於眾，其中《容安館劄記》以讀書時的感想和思考為主要內容，是研究錢氏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些觀點後來經錢先生發揮，寫成了專著，也有的內容當年先生有意擴展，終沒有來得及做完。從筆記內容看，錢先生讀書涉獵極廣，除經史子集外，民俗俚語鄉間野史，凡能搜集到的無所不讀，凡讀過的又無一不做筆記。

據楊絳先生說，錢鐘書先生做筆記的習慣是在牛津大學讀書時養成的。因為該大學圖書館的書從不外借，故錢先生只得用鉛筆邊讀邊記。還有一些筆記是用毛筆寫成的，顯然是他後來“反芻”(楊絳語)追記的。

《錢鐘書手稿集》

這部《中文筆記》展示錢鐘書自1930、1940年代至1990年代各時期中文筆記原貌。按時序，這部分中文手稿被錢鐘書夫人楊絳編為9本殘頁、25本大本、38本硬皮本和11本小本，凡83本，涉及3000種以上中文著作及少量外文著作。

筆記中不僅包括了《詩經》、《論語》、《史記》、《全唐詩》、《全宋詞》、《紅樓夢》等經典，更大量涉及歷代文人詩文別集、筆記小說、野史雜談、尺度日劄。多種形制、各類語體的讀數筆記曾伴隨錢鐘書走南闖北，歷經風雨。

據引述楊絳的話，這些筆記本本來包含有錢鐘書的日記和讀書筆記。在“文革”期間，夫婦倆把日記從本上一條條剪下。居無定所時，楊絳用枕套、麻袋裝上這些筆記本，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沒丟掉一本。

錢鐘書辭世前曾說，這些筆記都沒用了。但楊絳不同意，“他(錢)一生孜孜矻矻積聚的知識，對於研究他學問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總該是一份有用的遺產”。

閉門謝客：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在許多朋友眼裡，楊絳生活異常儉樸、為人低調。她的寓所，沒有進行過任何裝修，水泥地面，非常過時的櫃子、桌子，老舊的樣式，始終安之若素，室內沒有昂貴的擺設，只是濃濃的書卷氣。楊絳說：“我家沒有書房，只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廳，但每間屋子裡有書櫃，有書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 

楊絳期頤之年仍筆耕不輟，每天伏案工作。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請她“出山”，召開作品研討會。對此，楊絳坦陳：“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麼賣書的事情，就不是我該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開不開研討會——其實應該叫做檢討會，也不是我的事情。讀過我書的人都可以提意見的。”她謝絕出席。 

閉門謝客的楊絳過著一個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視力也下降了。她曾對記者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打擾特別多，尤其是電話太多，我真擔心自己的時間是不是就這樣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轉達給那些想來採訪或看望我的朋友們，楊絳謝謝他們的關心，但千萬不要過來看我。你想，即使大家來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麼樣？我們也不可能只憑這一天交談就成了朋友吧，還是請大家給我留些時間吧，那樣我寫些文章出來，大家看到後就權當寫給大家的一封信吧。 ”

晚年的楊絳，淡泊澄明，進入化境，如同初生嬰兒一般，唯留一顆赤子之心。其實，任何對她的嘉譽和讚美，甚至都可稱為一種 “ 冒犯 ”，因為她不需要，也不看重，她本來就是這樣，一直深秀蔚然，不為外界風俗所動，又哪裡需要我們不知深淺的讚美？！她應該走得很安祥，她無愧於親人和這個世界，最終，她像一滴水融化于大海中，消失不見。

楊絳先生，走好！

根據鳳凰、網易等綜合採編

【文章觀點進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