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印度超中國？中印發展道路應相互借鑒

中評社北京3月23日電(評論員　劉宗義)近一兩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增速放緩，以及印度莫迪政府上臺之後宣佈其經濟增長速度較國大黨執政時期有較大幅度提升，國際上關於“印度經濟將超越中國”、“印度將成為世界經濟新引擎”等言論不絕於耳，甚至所謂的“中國模式不如印度模式”等陳詞濫調也有沉渣泛起之勢。 

印度官員與一些西方媒體及學者大肆炒作印度經濟發展超越中國，無非是希望鼓動國際資本離開中國、進入印度，促成印度經濟增長。但這種炒作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因為資本不僅要逐利，而且希望能夠儘量降低交易成本。印度市場無論是在規模，利潤空間，還是在營商環境方面可能還無法與中國市場相比。至於西方媒體與學者又搬出所謂模式之爭，是企圖從意識形態上否定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增加印度制度的親和力。所謂模式，是指事物的標準樣式。中國經濟與社會正處於轉型之中，只有對新道路的不斷探索，而沒有固定的樣式，因此根本無法比較優劣。 

如果單從GDP增長數字來看，過去兩年印度的增長速度確實已經趕超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2015年印度財政赤字下降至4%，CPI降至5.4%，外匯儲備也創歷史高位達到3500億美元，形勢可謂一片大好。但印度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成績”，已有國際公論，主要是由於國際油價下跌和其GDP統計方式改變造成的。油價每下降1美元，印度就能減少650億盧比的石油進口支出和90億美元的原油補貼。莫迪總理上臺確實也提振了印度經濟的士氣，但上任以來，莫迪的經濟改革並沒有獲得顯著進展，這也是國際共識。當然，國際油價下跌給印度經濟成長帶來的機遇期可能會延續幾年，如果印度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推進某些重大改革，則將為其長期的經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中印兩國經濟發展道路孰優孰劣，似乎已無須再加討論。雖然新中國在建國後前30年中曾有過重大失誤，並且在後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也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但瑕不掩瑜，現在中國經濟規模是印度的5倍，人均GDP是印度的4倍，人類發展指數基本都遠超印度。即使現在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中國，中印之間經濟總量之差仍在不斷擴大。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印度想超越中國的年經濟增量，其GDP增長率需要達到30%以上，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根據以往經驗，印度GDP增長率超過9%就會發生嚴重通貨膨脹。 

莫迪總理在古吉拉特執政時，古吉拉特被人稱為“印度的廣東”，其原因不僅是由於古吉拉特經濟發展速度快，還因為莫迪所奉行的經濟發展道路與中國改革開放、吸引外資、促進出口的道路相同。莫迪當選總理之後，其吸引外資、發展基礎設施和印度製造、鼓勵出口的政策與中國過去幾十年所實行的政策也有類似之處。現在莫迪政府為了實行這種經濟發展方式要改革土地、勞動力、稅收等方面過時的法律和制度，以便於引進外資。但由於印度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的原因，其改革方案在議會中遭遇巨大阻力。 

印度的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阻礙了經濟改革。在印度民主制度下，政治家難以超越選票和特殊的利益集團，議會中各黨派經常為反對而反對，嚴重影響著政策執行力。但印度的政治體制又確實在過去近70年中維持了一個穩定的國家結構，雖然低烈度社會分裂活動時有發生，但領導人沒有出現重大決策失誤，國家統一和整體穩定沒有受到挑戰，私有部門生機勃勃，經濟與社會在相對較慢但卻穩步的向前發展，印度社會呈現出一種“無序中存在有序”的狀態。與南亞地區同樣脫胎於英國殖民統治的其他國家相比，印度的道路相對而言更加成功。中國的發展道路雖然效率很高，但過去60年間在決策過程中有許多考慮不周之處，造成了一些難以挽回的損失。當前中國社會雖然整體有序，但有些地方和領域卻存在“失序”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印兩國的發展道路完全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借鑒。 

以辯證的觀點看，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優勢，也有其弊端。作為歷史底蘊深厚的文明古國，中印兩國都希望能夠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實現騰飛和超越，在人均生活水準上追趕上西方發達國家，重新成為世界強國。這需要不斷進行改革，不斷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實現新的進步，因為西方發達國家也在不斷謀求變革。當前大國之爭，其制勝關鍵在於哪家能夠厲行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找到最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周易》在中國傳統典籍中號稱“群經之首”，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個 “變”字。不變的是真理，但真理也總是相對的。茫茫宇宙之中唯有“變”才是永恆的主題。變則通，通則久。要成功，絕不能固守僵化的模式，只能尋求不斷創新的道路。

來源：中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