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法治體系構建 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

應構建一套多層次、立體化、國際機制與國內機制相結合的經貿爭端解決機制，從而爲“一帶一路”建設打造穩定性、可預見性的法治環境，爲新世紀的全球經濟治理樹立典範。

當前，“一帶一路”建設已成爲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其制度建設和發展模式爲世界矚目，被視爲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WTO法學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長劉敬東指出，曆史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一帶一路”推進過程離不開法治的保障。

他指出，“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構建，應遵循平等互利、規則導向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著眼於國際法和國內法兩大領域：一方面，融合現代國際法、吸納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的最新成果，結合“一帶一路”建設特點，創新現有國際經貿法律體系；另一方面，借鑒各國先進法律經驗，不斷改進並完善我國對外經貿法律制度以及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

劉敬東認爲，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對“一帶一路”法治化體系不可或缺，應本著平等協商、談判解決爭端、堅持運用現代國際法規則及公認的國際商事規則、推動“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則，構建一套多層次、立體化、國際機制與國內機制相結合的經貿爭端解決機制，從而爲“一帶一路”建設打造穩定性、可預見性的法治環境，爲新世紀的全球經濟治理樹立典範。

他談到，從內部因素而言，“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地區還存在著複雜的宗教、民族矛盾，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滋生蔓延。

從外部因素而言，近年來，菲律賓、越南等國家挑起領土爭端，並企圖以此綁架東盟，幹擾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美國提出了“新絲綢之路”，並以經濟援助爲誘餌，推動“顔色革命”；日本也提出了“絲綢之路外交戰略”，企圖獲取中亞資源。

然而，彭輝指出，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法律體制、合作機制、糾紛化解保障上還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短板。

“首先，各方法律兼容性不夠。沿線各國社會制度與政治體制不盡相同，立法與司法相互獨立，想要兼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彭輝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法律沖突問題主要表現爲兩個方面：一是因宗教信仰問題而産生的法律沖突，二是因對待法治的態度和標准的差異所導致的法律沖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律體系非常繁雜，大體分屬伊斯蘭法系、英美法系以及大陸法系等，嚴苛的技術性標准，許可證准入制度，海關檢查程序繁瑣、估價不公，限定外國投資比例，基礎設施落後，交通物流運輸信號差，缺乏統一協調等都對“一帶一路”自由貿易體系建設造成了巨大阻礙，尤其在司法制度及法律適用層面，不同法系、不同制度間的沖突在所難免。

“其次，多邊合作機制尚未定型、各方在不同合作機制中交叉過多，給沿線國家洽談法律合作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彭輝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多數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亞洲合作對話、亞信會議、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多邊合作機制。

“不同合作機制在主體上的交叉性會給‘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帶來政治負擔或外交壓力，有可能會將其他領域的紛爭裹挾進來，進而産生更爲深刻的矛盾或沖突。”彭輝說。

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合作機制、運作機制過於松散，或被冠以“對話會議”，或被稱爲“對話合作”“合作論壇”。這都表明了其組織上的松散性，並非是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合作機制，這會增加相關方合作的邊際成本，降低邊際收益。

據彭輝介紹，“一帶一路”建設中發生的爭議很大一部分屬於跨國商事糾紛，各方普遍重視案件管轄權，最大程度維護本國利益，從而造成商事案件管轄權沖突較爲嚴重；各方在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裁決方面的司法合作面臨複雜、不均衡的局面，情況不容樂觀。

以中國爲例，“一帶一路”至少涉及65個國家，但目前中國僅僅與其中24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民商事司法協助協定，佔比不到一半。中國尚未締結或參加任何有關外國法院判決和執行的國際條約，在國際條約和司法協助協定缺失的情況下，如何推進裁決的承認和執行成爲亟待解決的難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朱偉東指出，中國應從雙邊、區域、多邊角度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貿投資、民商事刑事司法協助、國際商事仲裁、打擊跨國犯罪和腐敗行爲等領域的司法合作，爲“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構築牢固的法治保障網，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他認爲，中國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司法合作過程中，應重視從雙邊、區域和多邊角度，加強下列領域的司法合作：重視仲裁在解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民商事、投資爭議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認爲，中國應當積極主導起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際商事仲裁公約以及建立“一帶一路”聯合仲裁中心，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民商事、投資爭議的解決創建專門的平台，重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民商事司法協助。

朱偉東介紹說，應推動更多沿線國家同中國簽訂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在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中就涉外案件的管轄權、域外送達、域外取證、外國法的查明、法律適用、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作出明確規定。同時，通過雙邊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對法律資料和信息的交換作出相應的安排，爲民商事、投資爭議的順利解決創造適宜的條件。

朱偉東還表示，通過建立、健全刑事司法協助體系，爲“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保駕護航，推動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中國簽訂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等，以便有效打擊跨國犯罪，開展刑事司法和執法合作，爲“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創建安全的法律環境。同時，應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地區性組織的溝通與協調，擴大司法合作領域，建立地區性司法合作機制。

倡導構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經貿合作法律框架，並不是要推翻現有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另起爐竈，而是在認識到現有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的不足後，進行創新完善，在不與現有國際經貿規則體系沖突的情況下，制定符合沿線國家實際需要的區域性經貿規則體系。

朱偉東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都已認識到，“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仍然低迷，以規則爲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有待加強”。因此，構建符合沿線國家實際需要的經貿規則是沿線國家的共同願望，符合沿線國家的利益。

他認爲，應該在雙邊、區域和多邊司法合作的基礎上，待條件成熟時，由中國主導、沿線國家參與制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民商事司法協助公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投資協定、創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投資爭議解決平台等，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創造更爲便利的多邊法律環境。

2018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意見》要求，要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依法妥善化解“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産生的商事爭端，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爲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實行高水平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

《意見》指出，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保持開放包容心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精通國際法並熟練掌握本國法的專家積極參與，尊重當事人選擇國內外法律專家解決糾紛的權利，使“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凸顯國際化特征、體現共商共建共享精神。

——堅持公正高效便利原則。研究借鑒現行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有益做法，設立符合“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國情特點並被廣泛接受的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新機制和機構，公正高效便利解決“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産生的跨境商事糾紛。

——堅持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尊重“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事人協議選擇糾紛解決方式、協議選擇其熟悉的本國法或第三國法律的權利，積極適用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

——堅持糾紛解決方式多元化原則。充分考慮“一帶一路”建設參與主體的多樣性、糾紛類型的複雜性以及各國立法、司法、法治文化的差異性，積極培育並完善訴訟、仲裁、調解有機銜接的爭端解決服務保障機制，切實滿足中外當事人多元化糾紛解決需求。通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意見》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國際商事法庭，牽頭組建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支持“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糾紛通過調解、仲裁等方式解決，推動建立訴訟與調解、仲裁有效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形成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爭端解決中心，爲“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事人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意見》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廣東省深圳市設立“第一國際商事法庭”，在陝西省西安市設立“第二國際商事法庭”，受理當事人之間的跨境商事糾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負責協調並指導兩個國際商事法庭工作。

建立由精通國際法及其本國法的專家組成的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制定相應工作規則。對當事人之間的跨境商事糾紛，委員會根據當事人自願原則先行調解，並制作調解書。我國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需要適用外國法時，委員會可就如何適用外國法提供專家意見。

支持具備條件、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的國內仲裁機構開展涉“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仲裁。鼓勵國內仲裁機構與“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仲裁機構合作建立聯合仲裁機制。吸引更多海內外優秀仲裁員，爲“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事人提供優質仲裁法律服務。“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仲裁機構解決涉“一帶一路”建設跨境商事糾紛，我國法院依法提供財産保全、證據保全等方面的司法支持，並在便利、快捷司法審查的基礎上積極執行仲裁裁決。

支持具備條件、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的國內調解機構開展涉“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支持有條件的律師事務所參與國際商事調解，充分發揮律師在國際商事調解中的作用，暢通調解服務渠道。“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機構爲解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事人之間的跨境商事糾紛出具的調解書，可以由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經過司法確認獲得強制執行力。

《意見》要求，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相關工作，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統一負責和協調，具體工作方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制定並組織實施，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外交部、司法部、商務部、中國貿促會參與相關工作。充分利用智慧法院建設成果，盡快建立“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法律數據庫及外國法查明中心，加強對涉“一帶一路”建設案件的信息化管理和大數據分析，爲法官提供智能服務，確保法律適用正確、裁判尺度統一。支持相關單位聯合“一帶一路”參與國商協會、法律服務機構等共同建立非政府組織性質的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機制。注重培養和儲備國際化法律人才，建立“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法律人才庫，鼓勵精通國際法、國際商貿規則以及熟練運用外語的國內外法律專家參與到爭端解決中來。引導國內法學專家加強對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有關問題的研究，努力形成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並切實做好成果轉化工作。探索推進民事訴訟法、仲裁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及其他規範性文件的配套修改工作，爲“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建立與完善提供充分法律依據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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