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穩固中國的亞太地位

世界看亞太，亞太看中國。2017年的亞太區域格局中，中國作用進一步凸顯。 穩定器 推動者 宣導者 ……這些對中國角色的形容詞，無一不在顯示鮮明的 中國貢獻 。”新華社在年度盤點時這樣寫道。 文章還寫道，亞太，既是這個星球上發展最活躍的板塊，也是安全挑戰最嚴峻的地區之一。如何實現亞太長治久安？中國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

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淩勝利接受採訪時指出，在2035年之前，周邊地區依然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依託，周邊外交在中國總體外交佈局中處於首要地位基本不會改變。

黨的十九大後，中國領導人相繼出訪越南、老撾、菲律賓等周邊國家，傳遞出中國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明確信號；中方著眼大局採取靈活處理方式，與韓國就階段性處理“薩德”問題達成共識，中韓關係實現轉圜；與東盟國家在提前達成“南海行為準則”框架基礎上，正式宣佈啟動“準則”實質性案文的具體磋商；在半島局勢方面，中國全力促和，在“雙軌並行”思路的基礎上，提出了朝鮮暫停核導活動、美韓暫停大規模聯合軍演的“雙暫停”倡議。同時，中國多方斡旋，堅決阻止半島生戰生亂。

中國-東盟友好關係

    成地區穩定之錨

東盟地處商貿交通要道，鄰國眾多，近年來對話夥伴不斷增加，相互間往來愈加密切，合作日益深化。東盟經濟整體平穩增長，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10月發佈的一份簡報的說法，亞洲地區的中日韓和東盟的經濟增速均高於預期，彌補了澳大利亞和印度低於預期的增速對亞洲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分析指出，東盟經濟整體向好，主要源自外部投資增加。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為東盟國家的經濟增色不少。 中國連續8年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連續6年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東盟處於“一帶一路”陸海交匯地帶，是“一帶一路”建設優先方向和重要夥伴。近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在東盟取得較大進展和顯著成果。

據新華社報導，1991年，中國和東盟正式開啟對話進程。26年來，雙方互利合作向全方位、多層次拓展。作為域外國家，中國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第一個明確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個同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東盟關係已成為東盟同對話夥伴關係中最具活力、最富內涵的一組關係。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資深外交官馬凱碩日前回憶說，中國發起了同東盟的自貿協定，隨後日本、韓國相繼同東盟簽署自貿協定。

報導稱，在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各種安全問題凸顯的形勢下，中國-東盟睦鄰友好關係成為地區穩定之錨。少數域外國家試圖利用南海等問題攪動這一地區的局勢，牽制中國和東盟的發展。中國堅持本地區事務應由直接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方式解決，同有關方面共同努力，將問題的解決拉回到和平協商的正軌上來。

2017年11月13日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20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雙方共同宣佈啟動“南海行為準則”下一步案文磋商。此舉體現了當前南海局勢穩定的積極趨勢和雙方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共識。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與東盟不斷躍升的關係為其他夥伴國與東盟之間的交流合作樹立了典範。各夥伴國應各展所長，攜手共做東盟的“好鄰居”，為地區發展提供正能量。

據中國駐東盟大使徐步介紹，就生產角度而言，東盟國家近7億人口，與發達國家老齡化趨勢相比，具有年輕化的人力資源優勢，東南亞國家的土地和礦產資源比較豐富，但是由於基礎設施落後，巨大的經濟潛力並未得以充分發揮。正是在“一帶一路”專案帶來的紅利刺激下，東盟地區的經濟活動越發活躍起來。

一帶一路讓中哈邊境城市成為“新城”

英國廣播公司早前刊文稱，中國的“一帶一路”行動正在中亞步步推進。中國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宗旨是擴展亞洲、非洲、歐洲以及更廣泛地區的貿易聯繫。在中國的“一帶一路”中，哈薩克斯坦有時會被形象地稱為“搭扣”：關鍵部位。

而因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新疆邊境口岸城市霍爾果斯和對岸哈薩克斯坦的霍爾果斯迅速發展為有巨大經濟潛力的“雙城”。

報導稱，中國2014年6月正式將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霍爾果斯（Khorgos）建成一個城市，與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的霍爾果斯（Khorgas）連接在一起，兩個原來荒蕪的地區因為巨大的投資成為迅速發展的新城市，被稱為“新深圳”和“新迪拜”。

在中國一側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曾經一片荒蕪的地區如今到處是施工現場，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如同30多年前的深圳。而在哈薩克斯坦一側，霍爾果斯東門無水港的鐵路港口也從一片不毛之地，崛起為一個新城。

報導稱，作為“新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站，霍爾果斯無水港連接中國的數十個城市和歐洲的十幾個城市。中國大批貨物源源不斷地從東部和內地運到這裏後，被整合後再繼續運輸到亞歐大陸各地。

這只是一個例子。《福布斯》則報導稱，從哈薩克斯坦的文化之都阿拉木圖到哈中邊境的霍爾果斯開發區，這條300公里的路筆者2015年5月第一次用了7個小時才走完，全程都是在坑坑窪窪的兩車道老路上緩慢行駛。道路兩側由於數十年的使用和缺乏修理而被腐蝕。如今這條路已被一條寬闊、全面現代化的四車道公路所取代。新修公路全面完工後，將延長到8445公里，從中國的黃海沿海經哈薩克斯坦至波羅的海沿岸的聖彼得堡。這條公路的正式名稱是西歐-中國西部國際公路，它被哈薩克斯坦領導人譽為“世紀工程”。

哈薩克斯坦城市的發展只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惠及各國的一個縮影。展開地圖，總面積超過400萬平方公里的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位於亞歐大陸的要衝，曾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中亞五國有豐富的油氣、礦產和旅遊資源，但由於地處內陸，交通不便，地區經濟發展水準與東亞和歐洲存在差距。

中亞五國與中國山水相連，從古絲綢之路到土庫曼的汗血寶馬，從哈薩克斯坦的輸華油氣管道到吉爾吉斯斯坦的鄧小平街，從歷史到現實，這些與中國相關的元素見證著雙方跨越2000餘年的緊密聯繫，成為構建“絲路經濟帶”的人文和社會基礎。

中日存共同利益

兩國關係處“改善過程”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日本問題專家梁雲祥接受《法制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回顧這四十多年至今的中日關係，應該說兩國關係中既有友好合作也有競爭衝突。

梁雲祥稱，一般來說，可以把這一時間段的中日關係分為兩個時期，大約從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二十年時間裏，中日關係得到了迅速全面的發展，即兩國官方和民間層次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大幅度的發展，如首腦互訪、經濟互補及貿易額急速擴大、友好姐妹城市數量增加、雙方往來人員急劇增加等等。然而從冷戰結束後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日關係中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

不過，梁雲祥表示，中日關係中並非僅僅存在矛盾，雙方也存在共同的利益，比如兩國經濟關係緊密，雙方每年的貿易額已達到3000多億美元，在世界各國的雙邊貿易中也名列前茅，雙方的民間文化交流也非常密切。據統計目前每年大約有600多萬人次往返於兩國之間。此外在一些雙邊關係之外的地區和全球問題上，中日也存在著共同利益，比如應對地球氣候變化、全球環境保護、共同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和自然災害等，即使在諸如朝核問題等一些地區安全問題上，中日兩國也有大致相同的利益訴求。

中韓兩國是

“搬不走”的鄰居

據新華社報導，韓國總統文在寅於2017年12月13日至16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文在寅2017年5月就任總統後首次訪華。分析人士認為，文在寅此時訪華表明因“薩德”問題歷經一年多低潮期的中韓關係實現轉圜，此訪將有助於進一步清除中韓關係中的障礙，對推動雙邊關係和地區合作深入發展、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楊希雨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韓國新政府上臺後，在前任政府遺留下來的“薩德”問題上採取了不一樣的政策，特別是就中方關切的問題明確表明立場，“這樣就初步解決了橫亙在兩國關係之間的大問題，移除了中韓高層交往的政治障礙”。

2017年10月31日，中韓就克服當前影響雙邊關係發展的困難問題發表了共同新聞稿，同意推動各領域交流合作早日回到正常發展軌道。

9月，在與來華訪問的韓國外長康京和會談時，外交部長王毅表示，中韓兩國是搬不走的鄰居，中韓關係發展順應歷史和時代大勢，也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雙方應在相互信任與尊重的基礎上，確保中韓關係始終沿著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帶來巨大融資需求

以全方位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實現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優先領域。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為主，包括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和中東歐等國家及地區，這些地區總人口合計約46.07億，經濟總量約22.5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2%和30% ，是目前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隨著這些國家和地區工業化及城市化進程加快，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愈發旺盛。然而，受經濟發展水準制約，目前區域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聯而不通、通而不暢”的問題，必須進行建設和改造，否則將極大地制約區域貿易的發展。

2017年－2020年間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龐大。根據課題組分析測算，2017年到2020年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累計基礎設施投資總額將達到5.2萬億到7.3萬億美元，年均投資額為1.3萬億到1.8萬億美元。其中，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累計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為2.6萬億到3.6萬億美元，年平均投資額為6486億到9080億美元。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融資已形成了以多種國際性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以及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多種融資平臺並存的基礎設施投融資框架。但由於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大，無論出於機構設立的宗旨及服務對象的考慮，還是基於資本金對其出資能力的限制和產品多元化創設能力，現有的投融資框架難以滿足“一帶一路”沿路國家（地區）建設的巨額資金需求以及差異化的服務需求。商業性金融機構的參與可以有效地彌補“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提供豐富的產品服務。

“一帶一路”沿線活躍的並購活動急需跨境金融服務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相關配套政策落地，“一帶一路”沿線並購活動重新活躍起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優勢產業差異性大、互補性強，為跨國並購提供了基礎。2010年到2016年，全球對“一帶一路國家已完成的跨境並購累計金額達到1.31萬億美元，累計數量達到13122筆。具體而言，全球對“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的跨境並購在金融危機前快速擴張，危機後規模有所波動，部分年份甚至出現了下降，2013年後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並購重新活躍起來。

亞太地區企業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地區）開展跨境業務，將會面臨資金需要合理有效地配置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幣種、不同類型的資源和專案上的問題。為了實現資本合理配置、利潤最大化和提升企業影響力等目標，在資本運作上可能會涉及境內外上市、境內外發債、境內外結構化融資、境內外資本市場投資和資產管理等運作方式，這需要資產管理機構發揮專業素養，幫助客戶設計適合的運作方案，將這些千差萬別的金融需求轉化為多種多樣的資產管理產品，並且從全球範圍內尋找交易對手方，以達成交易，而這個過程既是資產管理行業服務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也是資產管理行業獲得新的發展動力的過程。

根據網易、新浪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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