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重“一帶一路”沿綫的信用評價指數

在日前發佈的《2017年亞太資產管理發展趨勢與展望》（以下簡稱《報告》）中有預測稱，隨著亞太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正在對外資打開大門，亞太資產管理行業將進一步對外開放。其中，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跨境業務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而在中國蓬勃發展的金融科技將再造資產管理行業。

沿線國家融資需求大

當前，中國金融正處於新一輪對外開放步入新歷史的階段。伴隨著中國社會財富的增長和高淨值用戶群數量的增加，“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無論是金融機構、個人還是企業，都開始進入到資產的國際化配置階段，跨境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的需求異軍突起。

據《報告》顯示，2017年到2020年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累計基礎設施投資總額將達到5.2萬億到7.3萬億美元,年均投資額為1.3萬億到1.8萬億美元。其中,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累計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為2.6萬億到3.6萬億美元,年平均投資額為6486億到9080億美元。

儘管“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融資已形成了以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領帶機構為融資平臺的基礎設施投融資框架。但由於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大，無論出於機構設立的宗旨及服務對象的考慮，還是基於資本金對其出資能力的限制和產品多元化創設能力，現有的投融框架難以滿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巨額資金需求以及差異化的服務需求。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相關配套政策落地，“一帶一路”沿線並購活動重新活躍起來。2010年到2016年，全球對“一帶一路”國家已完成的跨境並購累計金額達到1.31萬億美元，累計數量達到13122筆。

“我們做了一個統計，比如說今年以來中國對對外投資做了適當的規範和引導，所以一個鋼鐵廠買足球俱樂部或者類似電影的投資明顯下滑，買房地產這些領域的下滑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但是在‘一帶一路’沿線的並購是穩步上升，我們從數據上沒有看到受影響的趨勢。所以在背後，也看到了政策引導的方向。”中國銀行(3.860, -0.03, -0.77%)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國家“十三五”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巴曙松在亞太資產管理高峰論壇上指出，這些“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體有明顯的金融支持力度的不足，確實也存在著儲蓄缺口和資本缺口，需要行業內、區域內更廣泛的合作。而且這裏面的融資體系，總體上並不太發達。

跨境佈局的路徑選擇

巴曙松認為，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亞太資管機構開展跨境業務可以從路徑選擇方面著手。無論是為“一帶一路”沿線的各類專案提供金融服務，還是資管機構本身參與競爭，都需要資管機構在沿線設立分支機構。從營商的便利性、當地的經濟風險和政府債務風險三個維度綜合考慮，以東南亞和中東國家（地區）為佈局起點。

就業務模式角度分析，發展外匯類、利率類期貨交易市場，對沖價格波動風險和搭建跨境金融服務平臺，發展國際並購業務，協助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

在國內資產管理規模和跨境資管需求均快速增長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在中國已經孵化三四年，近幾年隨著大數據、人工智慧成為大熱的話題，金融與科技的融合成為金融服務業的趨勢，利用大數據和科技的手段使得金融服務更加便利化、智能化，提高金融服務生產效率、降低金融服務成本的作用日益顯現，推動金融業務從0到1的創新。

實際上，“一帶一路”每年的資金缺口大概在8000億美元，它需要股權和債券，這個時候資產管理業務可以針對不同的專案、針對不同的國別設計相應的方案。

挖財研究院院長白津夫表示，“一帶一路”加強資產管理，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風口。“一帶一路”從兩個層面上，核心之一是互聯互通，“五通”重中之重是資金融通，要打造多層次的資金平臺，要構建多元的投融資網路，加大資金的支撐。此外，“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擴大了投資的需求，放大了資金的效應，所以這兩個層面上對資產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新的要求。

在2017年接近尾聲的時刻，外交部長王毅亮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四年來的成績單。截至目前，中方已同80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作，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

12月9日，王毅在2017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上表示，以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契機，共建“一帶一路”正在全面展開。接下來，中方願同各方一道，實施好首屆高峰論壇的270項成果，實現“一帶一路”建設動力轉換、提質升級，充分發揮這一國際公共產品的輻射和帶動功能。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進入全面展開新階段，中國企業將在海外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與此同時，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風險也不容忽視。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今年3月發佈的報告顯示，“一帶一路”國家評級為5-9級的國家占比為84%(注：1級最低，9級最高)，區域絕對風險水準處於相對高位。報告認為，很多沿線國家國內政治經濟的穩定性和成熟度較差，容易引發國家風險。

在“一帶一路”投資建設中，中企該如何應對乃至化解各種風險？就此，12月7日，在由21世紀經濟報導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創新論壇上，各位專家做了深入討論。

“無論是基建、產能還是技術合作，‘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是，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龐大的資本跨境流動，而這將蘊藏一定的風險。”12月7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執行秘書長厲克奧博在由21世紀經濟報導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創新論壇上說。

對於不發達國家的投資風險，厲克奧博提到了經濟學中的盧卡斯悖論。按照新古典理論，印度的資本邊際產出大約是美國的58倍。面對如此大的回報差距，按說資本應該流向窮國，但事實卻並非如此。盧卡斯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窮國人力資本較差、政治風險較高、資本市場不完全。

中東和非洲向東看，基建和產能合作潛力大

位於亞、非、歐三大洲結合部的中東地區，是“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重要區域之一。然而，該地區多年來一直處在動盪之中。上述中信保報告指出，西亞地區局勢的不確定性有增無減，未來發展趨勢仍顯撲朔迷離。其中，敘利亞為9級，埃及、伊拉克和伊朗為7級。

“現在，中東處在舊秩序坍塌、新框架建立不起來的局面。”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院長李紹先指出，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東內部平衡實現不了，沙特和伊朗還在角力之中；另一方面，中東長期受到外部力量干預，而現在，對於維護中東秩序，美國有力無心，而俄羅斯有心無力。

儘管中東處在亂局之中，但李紹先強調，只要能夠趨利避害，“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將大有可為，特別是在伊朗和土耳其兩國。而在風險相對較高的阿拉伯國家，他認為，要堅持“一國一策”的策略，認真分析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比如，儘管伊拉克還在打仗，但其南部地區很安全，去那裏投資是有利可圖的。”隨著敘利亞局勢的逐漸平穩，李紹先建議，有實力的中國企業可以考慮到敘利亞投資建設港口。

非洲也是中國向西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方向和落腳點。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賀文萍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給中非合作帶來了新的機遇。為了推動中非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中國前後成立了中非發展基金和中非產能合作基金。她強調，這是中國與其他區域合作中見不到的，足見中國對非洲的重視。

“國際形勢也給我們對非投資帶來了機遇。”賀文萍指出，在過去，歐美國家是非洲最依賴的國家，但現在，這些國家國力不濟，對非洲的興趣減退。“特朗普稅改要大幅削減對外援助，加強國防開支。很多歐洲國家還沒有走出經濟衰退，歐盟還在鬧分家。”她說，“這些國家往後撤，減輕了中國的競爭壓力。”

須謹慎研究國別風險

“國家風險在海外經營過程中是特別需要關注的一個方面。” 中債資信研究總部總經理陳代娣指出，通過對56個重大“一帶一路”專案分析，她發現，完全由企業經營決策導致失敗的比例不到20%，剩下接近80%的失敗案例都跟宏觀風險直接相關。其中，最主要的風險是政治風險。

在判斷國家風險時，陳代娣認為，要把東道國對華關係考慮進去。比如，當爆發國有化徵收危機時，東道國與中國的友好程度將顯著影響風險的大小。“這對不同背景的企業影響是很不一樣的。”

在研究國別風險時，她提到，首先要區別對待不同行業。比如，同樣是能源行業，水電類專案應重點關注征地問題、環保問題，而油氣資源則應重點關注政府立法、國有化徵收風險。她還提到，很多國家的區域發展十分不均衡，在研究營商環境時應具體到該國的子區域。

國家風險是外生性風險，是企業不能改變的。企業應如何應對？她認為，整體來看，可以把國家風險按頻度和烈度進行區分：如果是頻率低但烈度大的，如戰爭風險、國有徵收風險，企業應考慮止損、回避或進行風險轉移。如果是頻率高但烈度小的，如營商環境風險和當地輿論風險，企業可以考慮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改善與當地社區的關係。

對於國有化徵收危機，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治國指出，每個投資協議一般都會通過國有化條款來規範政府的責任。一旦發生國有化事件，東道國就應該向投資人做出合理賠償。如果就賠償產生爭議，投資人可以向國際機構申請仲裁。此外，他指出，投資人還可以通過購買投資險增加安全性，“這相當於是一個最後的兜底的條款”。

建議設計回報機制規避匯率風險

對於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專案的挑戰，波士頓諮詢董事經理解喆總結出四大挑戰：首先，沿線各國宏觀環境複雜，制度體制、宗教文化、經濟市場差別巨大；第二，各國市場、政策、法律法規等資訊不健全、不對稱、不透明；第三，某些國家風險程度高，匯率波動較大，易發生違規事件，且存在腐敗現象；第四，各國市場規則、勞動用工、產業標準、財務體系等標準化程度不足。

儘管“一帶一路”倡議在過去四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解喆認為，仍然有以下幾點不足：我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主體仍以政府和大型國企為主，市場化主體參與不足；眾多“一帶一路”機構獨立運作，沒有統一的資源與服務平臺，缺乏合力；缺少對沿線國家的評估體系，企業“走出去”選取目的地時缺乏導航。

針對上述不足，解喆建議，在中國建立一個多邊專案市場，讓“一帶一路”國家將自己的專案在這個市場“掛牌”交易，“有點像IPO的感覺”。通過這個平臺，中方可以用市場機制幫這些國家對接資金和企業。

為了鼓勵資金流動，解喆認為，可以成立跨境虛擬幣聯盟，使用數位化貨幣進行貿易結算、跨境支付和投資，可以考慮採用數位化的虛擬人民幣、與人民幣掛鉤的數字貨幣，或以一籃子貨幣為基準的數字“亞元”。

在降低匯率風險方面，安永企業諮詢有限公司合夥人劉燁提出，可以設計某些回報機制和價格機制。比如，巴基斯坦政府為了吸引中國企業投資電站，提出幫投資人承擔盧比和美元匯率波動的風險——每個季度根據匯率變動調整電價，以確保投資者獲得穩定的回報。

最後，解喆還提出，建立沿線國家或者重點城市和地區的信用評價指數，成為投資和貿易的權威風向標，如“一帶一路”目的地指數，幫助企業瞭解這些國家的風險。

根據新浪、中新網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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