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民間交流很重要

“國之相交在於民，民之相交在於心。‘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之路，也是人文交流與文明對話之路。通過民間交往、加深交流、增進互信，厚植民意基礎，可以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不竭動力。”絲綢之路和平獎基金會主席 邵常淳日前在布魯塞爾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邵常淳幹練的語鋒中透露出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層思考和觀察。他表示，這是個合作倡議，中國沒有特別的地緣戰略意圖，無意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然而國際上相關負面言論卻時常沉渣泛起。

邵常淳認為，其中既有中國實力上升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也有市場競爭、意識形態、文化差異等帶來的誤解和偏見，但忽視民間人文交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很多國家、數十億人口，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千差萬別。與沿線國家穩定的政治和經貿關係是基礎和前提，但良好的民間關係也必不可少。公益性、非營利性、志願性等天然屬性使民間組織更具有親和力，更易與不同利益、觀念的社會群體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從而為“一帶一路”創造良好的國際社會輿論。

邵常淳強調：“絲綢之路的精髓就是文化包容，就是破除意識形態，我們要理直氣壯地樹立文化自信。”他表示，一個國家在推廣自身價值時，都離不開文化作為鋪墊。例如，日本使用的是動漫、韓國是青年劇，美國宣揚的是人權等普世價值，而歐盟突出的則是自身制度優勢，因此中國也必須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即強調“和平”“平等”“友好”的和諧包容、文明寬容理念。

邵常淳表示，在對外交流具體過程中，切忌強推中國概念、中國文化或價值觀，而要認真傾聽沿線國家民眾的呼聲，通過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斷縮小認知鴻溝，真正將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精神落到實處。

邵常淳介紹說，多年來他一直致力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培植人脈網路，聘請一大批當地的社會賢達擔任顧問，拉近友好感情。由他擔任理事長的北京和平之旅文化交流中心１０多年來在國內外成功舉辦多場國際人文交流活動，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美術和藝術交流平臺。

由他擔任主席的絲綢之路和平獎基金會所設立的“絲綢之路和平獎”，旨在弘揚絲綢之路精神，鼓勵世界不同文明間的對話與合作，推動各國、各民族間的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共創和平，共同發展。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９日，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上海獲得首屆“絲綢之路和平獎”。

邵常淳表示，“一帶一路”框架下展開的新型公共外交可以更多地倚重海外華人、商界、非政府組織、大學、智庫等民間力量，以推動形成一種跨國家、跨領域、跨階層的社會網路。哪些領域政府的作用要強化，哪些領域讓民間力量站在前臺，這方面需要頂層設計，作出周密安排。在民間試水的基礎上，政府可以發揮大作用，這一切都要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統一指導。

邵常淳認為，當前情況下，服裝、中餐可以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可以充分利用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館、行業協會，組織更多的中餐海外文化交流活動，讓中國餐飲、中國文化深入普通家庭。

邵常淳最後強調，絲綢之路的歷史溯源兩千年之久，“一帶一路”倡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文交流需要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長期努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情況複雜，存在著地緣政治矛盾以及語言、文化、宗教、制度、族群等各種深層隔閡，這一切都需要著眼於長遠和未來，去精耕細作。

民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政府的推動必不可少，但是政府的推動是通過雙邊、多邊機制，最終的落實要靠企業。商會作為政府與企業溝通的橋樑和紐帶，是政府推動民企“走出去”的民間支撐，既要為政府服務，又要為企業服務，地位和作用非常特殊。所以，如何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高效地做好服務，是擺在許多商會面前的重大課題。

為此，我會成立不久，就對180多家走出去的民營企業進行了調查統計，其中40％以上的民營企業坦言，自己“走出去”之前對東道國的法律法規、投資環境、市場資訊等缺乏深入瞭解，存在盲目投資情況，這意味著防範“走出去”風險之路任重道遠。針對企業對東道國不熟悉、不方便、不適應的情況，為切實做好服務工作，我會積極開展推進“路路通”工程，通過各種形式安排會員企業同使領館、外國招商機構、聯合國駐華機構以及國外商協會等建立聯繫，讓會員企業走到哪里，聯絡管道就修到哪里。

僅2012年，我會就組織了對加拿大、厄瓜多爾、古巴的考察訪問，並通過後續工作，與120多個國家使領館和商會組織建立了聯絡通道，開啟國際化舞臺新進程。我會還通過創立雙語官方網站、《手機報》、《手機快訊》、《每日財經參考》、《國際商訊播報》、《商會資訊》等會員專享讀物，編制了《國別投資風險指南》，內容覆蓋北美、歐洲、東盟等地，給走出去民營企業提供資訊和操作指南，幫助會員企業做足文化功課、把握潛在商機、避免政策風險。

與此同時，商會還直接促成了能新集團與聯航簽約合作、泰國垃圾發電等一批專案落地，並通過三一集團維權、鵬淩專案服務、文豐技術諮詢、萬隆上市協調、烏干達總統特使接待等一系列行動，讓會員對商會服務能力更加認可與信賴。

在國際形勢動盪多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和秩序出現失靈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為解決當前世界局勢提供的一條解決之道、破局之道。我會積極回應國家號召，做好相關工作，專門研究制訂了“兩大構架”“一大機制”“五大合作”為重點，服務民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總體思路。從服務企業“走出去”，到引導和服務企業家投身“一帶一路”，一步步將理念轉化為行動，將願景轉變為現實，使我會成為回應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民間組織。

隨即，我會發起並主辦了“中國境外中資企業年會”，首次與全球企業家見面時，就將企業家“走出去”的經驗做法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內容進行了融合探索，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逐步推進過程中正當其時、適得其勢。

首屆年會，來自全國工商聯、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國際交流中心、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主管部門和機構的有關領導以及來自70多個國家的中資企業、中資企業協會的代表近500人應邀出席。會議認為，國際形勢的發展為民營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特別是目前的全球經濟形勢依然呈現疲軟態勢，歐美經濟尚未恢復到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之前的水準，此種情況下，中國的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並購的機會便會相對增多，而交易成本的降低、投資環境的改善，都為民營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和廣闊空間。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自身轉型升級也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內在動力，“走出去”有望成為緩解企業自身轉型升級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正是在這樣的基調和共識之下，“中國境外中資企業年會”一亮相，就成為了商會影響民企“走出去”的重要品牌活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經濟合作最為集中和活躍的區域，成為歷屆大會關注的焦點；助推民營企業“走出去”融入“一帶一路”，也成為商會一項重要的工作主題。在首屆大會基礎上，第二屆、第三屆“中國境外中資企業年會”的參會範圍擴大到80多個國家和地區，致辭領導不僅包括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全國工商聯、國家開發銀行等有關部委的領導，還吸引了不久前成立的絲路基金的主要負責人——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助理、現任絲路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長金琦，大會現場，她還向在座的有共同志向的投資者發出了“加入絲路基金或者在子基金的層面上形成合作”的邀請。年會還創新性的採用平行分論壇的形式拓展談論範圍，多個主題涉及“一帶一路”，如“開發性金融服務‘一帶一路’戰略”“境外基礎設施建設與‘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的國際產能合作”等。

此外，商會還利用投洽會平臺與商務部投促局共同舉辦首屆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發展論壇暨中國民營企業風采展，圍繞“一帶一路”與科技創新舉辦“中國礦業國際投資峰會”“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商會合作峰會”“海峽兩岸青年企業家圓桌會議”“民營企業走出去與媒體作用高峰論壇”“國際經濟合作大講堂”等品牌活動，會員企業和社會各界反響都十分熱烈。

如果說“走出去”戰略誕生之初，中國企業在海外設立銷售網絡，是懵懂、分散且自發的1.0時代，大量國企轉向海外石油、礦產等實物資產和基建專案，是“走出去”的2.0時代，民營製造業企業開展的一系列海外並購、站上行業最高舞臺，是“走出去”的3.0時代，那麼，如今一百多個國家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共築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正是中國企業要進化的4.0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商會組織的交往，成為民間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企業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通過深入的產業合作、人員交流，承接政府不便做、不能做的工作，商會正在為“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用”“多層次人文合作的新機制”添磚加瓦。

根據網易、新浪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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