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已經成爲全球議題

近來，有關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成為全球學者研究和關注的對象。其中，“一帶一路”的評論人士分為幾派：一是看好該倡議的人，二是嘲笑它的人，三是要麼不喜歡，要麼質疑中國實施該計畫的能力。

“一帶一路”為何成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中心議題？

華爾街分析師特此轉撰文，就中國的“一帶一路”全球戰略進行了全面分析。以下為其主要觀點：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面對的問題和抱負，以及“一帶一路”是怎樣和為什麼會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中心議題？

產能過剩

我們知道東西過多對我們是有害的。中國一直被過剩的產能和銀行體系中過高的債務困擾。“一帶一路”可能成為中國出口過剩產能和降低負債的一種手段。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這樣做的同時，還能向迫切需要貸款的國家提供信貸(在國家層面)。希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一帶一路”為何成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中心議題？

減少國內信貸泡沫

中國國內存在信貸問題，其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這個問題。當然，不良貸款的惡性循環會降低GDP增長，但想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中國將國內的債務問題轉移到“一帶一路”合作夥伴的資產負債表上會怎樣？

又該如何轉移？

方法是中國政府給這些合作夥伴貸款，用以建設大型基礎設施專案(正如他們一直做的那樣)。當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專案建成後，中國企業將獲得大量的專案工程，這樣這些企業既能出口過剩產能，又能抑制國內信貸泡沫。

如果能成功實施，這將是非常聰明之舉!

中國有大約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以用來購買權力和影響力。

想想看，你更願意看到的是一堆美元(美聯儲的掌舵人已經明確表明，在緊要關頭，為保證國內的政治安全，他們會放棄持有美元)，還是在全球範圍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最有力的武器

根據中國已經開始做的事情，中國的回答很清楚。他們已經向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和窮國提供巨額貸款。這些貸款會帶來就業和基礎設施，這些都是這些國家迫切需要的。

當一個國家瀕臨破產和絕望時，其常常忽視這些貸款苛刻的條款，以及使用中國的原材料和勞動力的要求(在私人投資世界，我們稱之為“不良投資”)。

就像電影中提到的，中國不需要這些專案取得成功。實際上，有理由說他們希望這些專案不要成功。償還債務會減少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

舉個例子：斯里蘭卡的馬特拉-拉賈帕克薩國際機場在2013年開放，但目前仍處於閒置狀態。斯里蘭卡得到了什麼？一座空空如也的機場，還有對中國欠下無法償還的巨額債務。巴基斯坦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瓜達爾港和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是另外兩個例子。

中國控制著所有這些債務，通過控制這些債務， 他們就能並且也會使用這種力量，從而迫使對方“讓步”

“一帶一路”為何成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中心議題？

當中國的潛艇開始使用這些港口時，世界不應感到驚訝。北京方面 開始對這些夥伴國家的“資產”如何使用以及由誰使用擁有發言權，畢竟中國控制了這些債務。

當中國軍艦開始向這些港口提供“安全”服務，或者中國軍隊的“安全監視”飛機開始向機場、天然氣管道等提供“服務”時，我們也不應感到驚訝。

要知道，這些國家永遠無法償還這些債務符合中國的利益。這為中國提供了非同尋常的影響力，而且成本非常低廉。

我並不認為中國不希望這些基礎設施用於促進貿易。但比起用導彈轟炸獲取權力和影響力， “一帶一路”是便宜得多的方法。“一帶一路”遠遠不是主流媒體所報導的為中國商品建立貿易通道那麼簡單。我們很有必要瞭解到底會發生什麼。

中國是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俄羅斯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德國)，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南美最大的貿易夥伴。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複雜，企業走出去面臨法律糾紛如何解決？7月8日下午，中國行為法學會舉辦“一帶一路”法律服務學術研討會，學者及實務部門人士認為，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是沿線國家經濟文化交流基礎，在解決法律糾紛過程中，應構建與“一帶一路”建設相適應的仲裁解決糾紛機制。

“一帶一路”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成，沿線有超過60個國家。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表示，法律文化是一國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律文化可分為四大法系文化，包括中華法系文化，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政教合一國家的伊斯蘭法系文化，老撾、越南、柬埔寨等國沿襲殖民歷史的歐陸法系文化，以及馬來西亞、汶萊、印度等國的普通法系文化。

趙大程分析，雖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律文化總體呈現複雜性、多樣性，但也存在共性。以各國法律圖騰為例，中國是獨角獸，柬埔寨是七頭蛇、新加波是魚尾獅、老撾則是大象，不同的法律圖騰折射出各國獨有的法律文化傳統，但其寓意都代表了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這是沿線國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莫於川也表示，各大法系擁有相通的立法精神、法律價值，但是要把理念、文化層面的東西轉化成可操作的內容，這是立法、行政、司法都面臨的任務。莫於川建議注重完善立法協調、行政協作、司法協助等理念、原則和機制。

莫於川舉例說，一個行為在這個地區、這個國家是犯罪，到別的國家可能又不是犯罪。他認為，不僅要在宏觀上區分法系，還要注重處理好宗教法與世俗法、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他同時提醒，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國際上要注意遵守軟法機制。“一些國際協議，政府協定、地區共識、行業規範等，看似是軟條文，但卻是不容違背的硬原則，關係到多邊合作的共同推進。”

“一帶一路”工程龐雜，沿線國家國情複雜。中國行為法學會會長江必新提出，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政治風險、經濟壁壘，如何使他們安心投資和經營？此外，雖然不少國家已經加入了“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但在其國內，地方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或許仍根深蒂固，當不可避免的糾紛出現時，企業如何進行法律求助？有沒有足夠的法律服務資源可以利用？

針對上述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宋朝武分析，中國已有90多家央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開展對外投資、國際貿易、工程承包等。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由於各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差異性較大，必須會產生各類不同的民商事糾紛，企業可以選擇非訴訟方式來解決糾紛，包括調解和仲裁途徑。

中國仲裁行業大而不強的問題突出，國內仲裁機構受理的涉外仲裁案件比例過低，國際競爭力弱。宋朝武就此呼籲構建與“一帶一路”建設相適應的仲裁解決糾紛機制。具體而言，在立法上，儘快將《仲裁法》修改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啟動修法程式；在對仲裁裁決的司法監督方面，應當貫徹司法支持仲裁的理念，規範辦案程式；在管理上，消除不當的行政干預，強化仲裁機構的民間性、專業性、獨立性；此外，還應加強仲裁機構自身建設，建立適應實踐發展需求的仲裁機構組織架構，支持涉外仲裁機構創新體制機制，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還囊括漫長的海岸線，常被忽略的國際海事仲裁將愈加體現出重要性。宋朝武表示，國際海事糾紛的處理傳統上一直是“小訴訟、大仲裁”，當事人往往選擇國際海事仲裁的方式處理爭議，但中國對國際海事仲裁重視不夠。

據宋朝武介紹，中國海事仲裁始於1958年，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已積累了一些經驗，但中國海事仲裁總體上發展仍然比較緩慢，每年的受理案件數量較少，與作為國際海事仲裁中心的倫敦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這與中國航運大國的地位非常不相稱。宋朝武表示，國家應重視並支持海事仲裁發展。

根據中新網、新華網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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