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能夠幫助抓住“一帶一路”的窗口機遇期

前些日子的“林張之爭”(即同時任教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與張維迎兩位教授圍繞產業政策是否有效這一問題的爭論)喚起了學界重新關注公共議題的興趣，也讓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再度)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然而，這類重大議題的爭論在政治學領域中卻很少見到。事實上，“林張之爭”以及新結構經濟學所共同關心的話題都是國家的發展道路。一個國家如何發展，有多重維度。在經濟(學)領域中，可以表現為對經濟發展模式或政策的選擇;在政治(學)領域中，則表現為對國家治理方式的選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也需要一種“新結構政治學”的理論。

2017年1月7日，筆者有幸受邀參與了一場在華東政法大學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會上，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高奇琦教授提出了一份他的“新結構政治學”方案。此份方案初步提出了新結構政治學的概念框架，並明確將其與國家治理聯系起來。受其啟發，筆者對此議題也做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簡言之，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從“稟賦”和“比較優勢”的識別(資本多還是勞動力多)出發，闡述一國(地區)最合適的發展模式(資本密集型還是勞動力密集型)。類似地，在筆者看來，所謂新結構政治學應當研究的是，一國特定的“政治稟賦結構”對一國國家治理體系結構與國家治理目標結構等方面的決定作用。雖然從總體而言，如果新結構政治學這一理論體系能夠成立，它與新結構經濟學定屬兩種學科范疇。不過，從現實關懷上來看，新結構經濟學與新結構政治學的區別就沒有那么明顯。

首先，兩者都是對主流知識體系的反思。新結構經濟學是對新古典自由主義(即neoliberalism，提倡以自由市場經濟促進一國經濟發展)以及舊結構經濟學(國家推動工業化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反思，著重發展能普遍適用於包括新興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類似地，新結構政治學也應是建立在對西方“民主”、“治理”等概念以及結構-功能主義(如果可以將這一整套理論定義為“舊結構政治學”的話)理論反思的基礎上。

其次，新結構經濟學與新結構政治學都關注理論、政策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問題。新結構經濟學的問題意識來源於諸多後發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失敗的事實，進而堅決反對實施違背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比如國家強行扶植某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企業會導致該企業最終失去“自生能力”而拖累經濟效率;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新結構經濟學反對盲目推行經濟自由化或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類似地，新結構政治學同樣通過強調一國“結構”或情境的重要性，構建國家治理模式選擇的理由。與新結構經濟學類似的是，新結構政治學應當能夠識別西方國家、失敗國家、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等所面臨的不同問題，進而決定該國的國家治理模式該如何選擇，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引入“分權制衡”或“競爭性選舉”等程序性的東西。

最後，新結構經濟學與新結構政治學都應強調“有為”與“順勢而為”。新結構經濟學之所以被人詬病為“計劃經濟”借屍還魂，就是因為強調政府的“有為”。然而，不論是林毅夫還是其他新結構經濟學者在不同場合都強調，“有為”政府不是“亂為”政府。相反，這裏的“有為”指的是在既有經濟“結構”基礎上的“順勢而為”，也就是說，是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或企業“幫一把”，而不是對那些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或企業盲目補貼，即盲目地“從零開始”扶植一個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或企業。同樣，“順勢而為”也是新結構政治學所應強調的概念之一。不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官僚機構，應當依據“結構”所預示的趨勢和規律實施國家治理。

行文至此，似乎還未對新結構政治學中的“結構”或“政治稟賦結構”做一定義。然而，這一工作看似容易，卻著實不易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新結構政治學關於“結構”的概念框架必將不同於新結構經濟學，也不同於社會科學中其他結構主義論者(比如馬克思等人)對“結構”的定義。

高奇琦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結構”應當是一個“多維度互動的複合體”，它包括了系統、動力、過程與行動者四大維度。這一“複合體”不僅納入了對於中國發展經驗的總結，而且有著智識上的追求。它一方面將馬克思主義對結構的理解整合進來，另一方面還考慮到了中國傳統思想中與“結構”類似的思想(如包含了天、地、人的“三才”論)。

不過，在筆者看來，結構從形態上看首先應是一種對資源“分布”狀況的描述。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林毅夫等人所關注的是一國國內“資本”與“勞動力”的分布狀況;在新結構政治學中，最重要的應當是“權力”、“權威”或“權利”等的分布。對不同國家來說，這些政治資源的分布形態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了某種“結構”或“稟賦結構”。比如，西方國家大多是“權利密集”的，而在東方國家中“權力密集”可能更為普遍。

其次，同其他所有談論“結構”的理論類似，新結構政治學所言之“結構”，也隱含著對一種穩定性的假定(assumption)。盡管上文提到的“權力-權利”是一種中觀(middle-range)意義上的結構，但比較曆史分析的研究指出，這種結構同樣受到以往所強調的曆史、時間、地緣、區位這種“宏觀結構”的型塑(或曰是一種“積澱”)。因此，“結構”不論以何種形態呈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穩定的，難以被人為因素改變或發生“突變”。這也是為何幾乎所有“結構論”者都或多或少地構建出一種行動者“無力”的形象：盡管可能如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行動者有時也能創造結構，但他們在面對既有結構的時候仍舊處於被約束的狀態，其主動性也僅限於“順勢而為”。

最後，正如上文多次提到的，新結構政治學最為重要的一個政策意涵(policy

implications)是“結構”決定了國家治理的模式選擇——套用高教授的話來說，就是“結構”決定了國家治理的“需求層次”。與新結構經濟學者相類似，新結構政治學者同樣應當有一種強烈的實踐關懷，並持有一種可稱為實踐性知識的沖動。但和新結構經濟學不同的是，新結構政治學認為國家治理的目標應當有層次性，而在林毅夫等人看來，“資本密集型發展戰略”和“勞動力密集型發展戰略”之間並不存在高下之分。

高奇琦教授指出，國家治理的目標是階梯式的，從最底層的“基礎”(比如基礎設施、國家安全等)出發，往上是“價值”(比如公平、正義)以及最高層次的“可持續”(比如環保、創新等);而什么樣的“結構”則決定了一國國家治理在什么樣層次上進行。當然，在這裏，具體的國家治理目標是什么、層次或階梯如何安排等問題值得進一步商榷，但其中所包含的“層次推進”理念是值得關注的，也應當成為新結構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意味著，國家治理應當是有步驟的，既不能“超前”，也不宜“落後”，而所謂“超前”或“落後”，都由一國擁有的“政治稟賦結構”這一標尺來衡量。

首先，新結構政治學需要處理變革以及行動者自主性之間的關系問題。毫無疑問，正如上文所言，“結構”一詞不論是在社會科學研究還是在日常使用中都是“穩定”的代名詞，早期的結構主義者很少考慮“變遷”的問題。然而，時至今日，任何涉及“結構”的理論都無法忽視如何處理結構限制與變革之間的關系問題。暫且不論結構本身會發生改變，在特定的結構之下，變革也應當是可能的。如果“一個結構、一個結果”的對應關系是固化的，那么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就否定了改革的意義。

此外，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也應當考慮進來。新結構經濟學與新結構政治學都強調“順勢而為”。然而，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政治行動者(政治家、政治領袖)要比經濟行動者(技術官僚、企業家)政治能量更大，因而也更為自主。事實上，如何處理好“結構-行動者”關系和如何處理好“結構限制-變革”關系是一體兩面的。

最後，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著如何在理論的簡潔性與解釋力之間做權衡(trade

off)的爭論與努力。新結構政治學可以提供一種非常完整的理解發展中地區國家治理的視角。但是，新結構政治學仍然是一種理論，既然是理論，就應當保持一定簡潔性。

其中，對“結構”的定義是爭論的焦點。高教授認為“結構”這一概念應當是對中國經驗的歸納，因此提出了一份包含著十多項因素的“結構”清單，但忽略了必要的提取和抽象，因而使得“結構”這一概念從簡潔的一端倒向了複雜的一端，成為了一個“無所不包”(catch-all)的概念。相反，筆者認為，應當將“結構”概念簡單化，否則難以澄清“結構”最為關鍵的特質，對後續的理論推演也有著不小的阻礙。

2017年1月29-31日，林毅夫教授應波蘭政府邀請到華沙進行了訪問。1月29日，林毅夫教授在波蘭總統府和總統經濟委員會全體成員舉行座談;1月30日上午，林毅夫教授出席由波蘭政府組織的國際經濟論壇並發表題為“中國是否仍為世界經濟發展引擎”的主旨演講，並在會上與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及發展部部長莫拉維茨基就世界、中國與波蘭經濟進行了一個小時的雙人公開對話。1月30日下午林毅夫教授到華沙大學做“新結構經濟學與追趕經濟體的產業政策”講座，雖在寒假期間，200多人的教室，座無虛席。1月31日上午林毅夫教授再次與莫拉維茨基副總理單獨見面交流，就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波蘭經濟發展中的運用進行深入探討。

2016年2月16日，波蘭副總理莫拉維茨基代表政府推出被稱為“莫氏計劃”的“波蘭長期發展規劃”，自那以後波蘭媒體多次以“莫拉維茨基和林毅夫”為標題發表評論文章。

“莫氏計劃”是法律和公正黨領導的新一屆政府為落實競選時的承諾而制定的波蘭未來經濟發展目標及其實現路徑的總體方案，反映了新一屆政府將積極有為地推動經濟發展，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采取適當政策，提升波蘭產業競爭優勢的“經濟哲學”。在發表於2016年2月16日一篇題為“莫式計劃—政府在經濟中能做什么：林毅夫與莫拉維茨基”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2015年12月在《共和國》報上，曾任波蘭經濟協會會長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克拉科夫經濟大學教授Andrzej

Wojtyna於其所寫的評論文章中，提問莫拉維茨基副總理，在西方主流經濟發展理論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中，他到底更支持哪種理論?幾周後，莫拉維茨基在接受《波蘭時代》的采訪時，明確表示支持林教授的理論。莫拉維茨基稱，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將成為波蘭財政部和發展部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2016年3月17日以“林毅夫的提示”為標題的文章中，記者報道莫拉維茨基副總理在公開演講中多次提到他的觀點和新結構經濟學接近，這篇文章並對新結構經濟學“經濟增長與因勢利導”的產業政策制定六步法做了詳細的介紹。2016年12月8日的一篇文章則以“波蘭是否會追隨中國模式：莫拉維茨基副總理參照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觀點是好的，但如果導致照搬中國則不妥”為標題進行報道。

波蘭政府實施的“莫氏計劃”在宏觀層面上支持“有為政府”的主動性和選擇性推動經濟增長，通過對產業政策的制定促進經濟發展，與此同時，放松政府扶持領域的准入條件，利用市場機制鼓勵創新。波蘭發展計劃還提到，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時，應首先關注要素稟賦結構與本國相似且人均GDP比本國高出一倍的其他經濟體，並甄別出其在過去20年間生產的各種商業產品和服務。此外，應設立專門的政府機構，分析哪些因素導致從事上述產業的國內企業難以提升產品質量，又有哪些障礙導致其他企業難以進入上述產業。鑒於波蘭與“技術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巨大，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升級時應該從具有比較優勢的一小部分產業入手，然後再循序漸進地擴大開來。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一個作為經濟基礎的產業、技術不斷升級，和作為上層建築的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結構變遷過程，並以此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有效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也需要“有為的政府”來克服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市場失靈、彌補市場發育不足的缺陷，主張“市場的有效以政府的有為為前提，政府的有為以市場的有效為依歸”。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傳統主流國際發展理論的弊端在於以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將政策的著力點聚焦於發展中國家“缺什么”(如先進的產業)和“什么做得不好”(如市場制度、民主體制等)，忽視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因果關系，要求發展中國家以發達國家為范本，推行脫離實際的政策改革。這種做法的局限性在於，它忽視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有什么”(即要素稟賦)和“能做好什么”(即比較優勢)等方面的結構性差異，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甄別各自的增長動力和集中優勢資源消除瓶頸制約因素等方面的重要性。

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創建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之間的協同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發展中國家應該聚焦於發展根據其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以形成競爭優勢。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因勢利導的角色，推動企業進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其消除軟硬基礎設施瓶頸，使其擴大規模，迅速成為競爭優勢產業。新結構經濟學提出“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IFF)作為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產業政策制定工具，甄別出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而診斷出阻礙這些產業興起和升級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制約性因素，並對政府如何因勢利導以促成產業升級與轉型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莫拉維茨基波蘭長期發展規劃體現了林毅夫教授新結構經濟學“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共同發力推動經濟發展的思想精髓，同時還運用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甄別了波蘭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診斷阻礙這些產業興起和升級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制約性因素，並對政府如何因勢利導以促成產業升級與轉型提出具體政策建議。

除了波蘭發展規劃采用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目前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非洲、亞洲等地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和改革實踐中也被廣泛借鑒與應用，新結構經濟學將在致力於發展自主創新理論體系的同時，倡導“知成一體”的學風，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改變落後面貌，提升我國的軟實力，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願景。

經濟發展表現的是每個人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要提高每個人的收入水平，他的物質基礎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有賴於在現有的產業上面技術不斷創新，每個勞動者可以生產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好。另外也要有不斷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我們可以把勞動力從舊的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配置到新的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上面。就這樣勞動生產力水平才能夠不斷提高。

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也要不斷地完善電力交通基礎設施，同時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要不斷完善法律和各種制度，這樣才能降低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交易漏洞。

總的來講，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環境不斷變化的結構變遷過程。所謂新結構經濟學，是想用新古典的方式來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這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什么，以及這樣的結構變遷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按照一般現代經濟學的運營方式，我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變遷，應該稱為結構經濟學，就像用新古典方法來研究農業叫農業經濟學，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經濟學。為什么把它稱為新結構經濟學呢?因為發展經濟學，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時候，有一個學派叫做結構學派，為了區分於我的研究跟結構主義的不同，所以叫做新結構經濟學。這樣也有前例，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思開使用新古典方法來研究制度跟制度變遷的時候，本來應該取名為制度經濟學，但是因為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個自主學派，為了區分於自主學派，所以叫做新制度經濟學。我想新結構經濟學的新是為了區分於原來的結構主義。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認為，一個國家在每個時點上面的技術、產業、基礎設施、支柱結構是決定這個國家在那個時點上要素稟賦的結構。所謂要素稟賦大家知道，按照經濟學家來說有三種要素，一個是勞動力、一個是自然資源、一個是資本。這些要素稟賦在一個給定時間上面，是不變的，不同的發展程度的國家這些要素稟賦會有相對不同的豐富程度。比如一般發展中國家，資本一定是短缺的，相對比較多的是勞動力或是自然資源。發達國家的資本是相對豐富的，相對短缺的一般是勞動力或是自然資源。

這個要素稟賦它的相對豐富程度，就會決定這些要素的相對價值。總的來講，在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相對便宜，就會在資本或是技術上面用比較密集的技術的資本來生產或是進入到資本比較密集性的產業上面，要素生產成本最低會最有競爭力，也就是他會在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跟技術上面占優勢。

反過來說，一般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相對昂貴，勞動力相對豐富，相對便宜，發展中國家就會在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另外在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同樣的，他就會在資源密集型的產業上面有比較優勢。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他的產業跟技術都符合他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話，那他會有最大競爭力，這樣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應該稱為是這個國家最優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當然我們研究經濟發展是要不斷提高每個人的收入水平，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的話，就要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話就要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從資本相對短缺的技術和產業，逐漸往資本相對豐富的技術或產業去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

當然在發展過程當中，隨著資本、技術的密集性的提高，它的產業規模擴大，它的軟硬基礎設施也比較要完善，這是可以從新結構經濟學切入點讀出來的結論。

既然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是我們經濟發展的目標，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須從勞動力比較密集或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進入到資本技術比較密集的產業，怎么樣推動這樣一個經濟的發展呢，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個時點的時候，都充分利用它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跟技術。因為如果能這樣做的話，他的經濟會有最大競爭力，能夠創造最多的剩餘，有了剩餘就能進行資本積累。如果他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充分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跟產業的話，那么他的資本回報率會最高，所以不僅有最大的剩餘可以積累，而且積累的積極性最高。這樣的話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速度就會最高，產業技術升級的速度會最快，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最快。

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這是一個經濟學家考慮的，對於企業家關心的是在市場當中他的盈利水平。怎么樣讓一個企業家會自發地按照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跟技術，那么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這個國家這個經濟裏面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值，能夠充分的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我們知道到目的為止只有一種制度安排能夠實現這個目標，也就是必須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如果比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的價值將會相對高，勞動力價格相對低，這樣就會引導企業家去選擇勞動力比較密集的技術，進入到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

反過來，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變得相對豐富，勞動力變得相對短缺，這種情況之下資金的價格變得相對低，同時勞動力價格變得相對高，企業家就會采用資本相對豐富的技術來生產，就像現在國內很多地方，隨著工資的上漲，都用自動化，用機器人來代替勞動者一樣。並且進入到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首先必須有一個競爭的市場價值制度安排。

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必須有不斷的技術創新，也必須有不斷的產業升級。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時候，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要承擔比後來者更多的風險，並且第一個吃螃蟹的先行者是不是成功，還決定於各種硬的基礎設施跟軟的制度安排，不是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而萬沙。對於先行者必須給他一個激勵的補償，並且也必須來尋找各種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只有有為的政府才能幹實事，經濟要發展高的話，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看，一方面必須有一個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同時也必須有一個能夠給申請者提供激勵補償，並且幫助申請者來完善各種軟硬基礎設施，具有這兩個制度安排同時發揮作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經濟才會發展得更好。

新結構經濟學作為新的理論，當然是來自於我們對現實經濟生活當中的現場觀察。我們可以來回顧，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當時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社會，資本非常短缺，但是我們推行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這樣的發展戰略讓我們在一窮二白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完善的工業體系，60年代的時候可以試爆原子彈，70年代的時候衛星可以上天，由於在那樣的經濟之下違反了比較優勢，我們經濟發展是比較低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比較慢。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開始從原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計劃經濟，轉向到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優先發展的外向型經濟。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一方面對原來優先發展的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必要保護，使我們經濟維持穩定。同時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准入，不僅放開准入，政府還積極地設立工業園區，來解決基礎設施的問題，在工業園區裏面實施一站式服務來降低交易費用，並且積極招商引資，讓我們的產品能夠快速進入國際市場。我們維持了穩定跟發展。

這個快速發展過程當中，資本積累非常快，原來的重工業發展的產業，由於資本的積累逐漸從違反比較優勢，逐漸變成比較優勢，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才把原來的保護圈取消掉，也就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新結構經濟學這個理論的思考，來自於對我們改革開放前後的績效的比較，了解它背後的道理來提出來的一個背後的邏輯，因果關系的解釋。

提出新理論，它的目標不僅是能夠比較好的解釋我們過去的成功跟失敗，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適性。從二戰世界大戰以後，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那么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2008年，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我們的台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這部分，很可能到2020年-2025年之間成為第三個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低收入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直到2008年，也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就跟發達國家差距不大，另外5個是日本跟亞洲四小龍。

從這個統計數據來看，可以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還是現在低收入或是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是這樣的?中國有一句話，思路決定出路。發展中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表現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發展思路並不准確。新結構經濟學，希望作為一個新的發展經濟學，不僅能夠解釋我們過去成功跟失敗，也可以作為我們未來發展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參考借鑒。這是我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簡單介紹。

再來談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2013年9月份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的時候率先提出的，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在印度尼西亞訪問的時候提出建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現在簡稱的“一帶一路”是這兩個倡議的一個組合。“一帶一路”的倡議是以基礎設施作為抓手，希望把五通，也就是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在這五通的基礎之上來建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跟責任共同體。

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抓手，來倡導區域經濟的整合，實際上美國也看到它的好處。美國奧巴馬總統在2011年的時候，曾經提出要建立亞太經濟走廊，亞洲連接印度洋跟太平洋的經濟走廊，也提出建立新絲綢之路，要把阿富汗跟中亞五國連接在一起，讓中亞五國有一個太平洋出海口。但是相對於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成立，大家知道開始的時候美國是反對的，但現在有57個國家，除了美國之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參加了，我們亞洲基礎設施贏了。而美國提出的這些亞太經濟走廊跟新絲綢之路基本是無聲無息。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看，為什么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能夠得到這么多的響應，而美國提出的基本上是接近跟我們有很多相似的倡議，但在國際上是無聲無息的。最主要的是“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目前為止他們的人均GDP普遍在我們人均GDP的一半以下，有的只有我們的1/5，我們現在是8100美元，大部分國家是在4000美元之下，有的甚至只有2000美元，1000美元不到。對這些國家來講，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每個國家跟我們一樣，都有實現民族複興的夢想，都希望能夠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收入，進入到現代化國家的夢想。如果要實現將來經濟的騰飛，有兩個前提，一個前提是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的產業技術必須不斷升級，第二個在這個升級過程當中，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才能夠降低交易費用。

從產業升級角度來看，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少數幾個能夠實現經濟騰飛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抓住國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國際轉移的成果機遇期，讓他們國家能夠從農業結構進入到現代化的機遇期，首先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日本，當時美國的工資水平高，美國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失去比較優勢，日本抓住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美國向海外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率先發展了勞動力密集型的像紡織業簡單的加工業，所以日本發展非常好。發展非常好以後工資水平上升，在60年代、70年代，亞洲四小龍包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利用當時工資水平低，抓住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了從農業經濟向現代化經濟的轉型，帶動亞洲四小龍。到80年代的時候，亞洲四小龍工資上漲了，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是比較優勢。那時我們正好改革開放，抓住了那個窗口機遇期，快速的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讓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

中國現在到目前為止，我們就出現了跟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一樣，我們的工資上漲非常快。我們在過去改革開放以後非常有競爭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因為工資上漲，直接失去了比較優勢。我們同樣進入到像日本60年代亞洲四龍80年代那樣這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必須不斷的向海外轉移，然後從國內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轉移到海外去創造第二春變成國民生產總值的機遇期。這樣一個機遇期，對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講，是他們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一個難得的機遇。而且不僅是一個難得機遇，是一個非常大的機遇。為什么?因為要轉移的規模不一樣，日本在60年代的時候，它整個制造業雇傭人數是970萬人，80年代的時候韓國整個制造業雇傭人數是230萬人，我們台灣雇傭人數是150萬人，香港是100萬人，新加坡是50萬人。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我們整個制造業雇傭的人數是一億兩千五百萬人，當時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就有8500萬人。

有這么一個巨大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向海外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基本上足夠讓“一帶一路”沿線工資水平比我們低的這些發展中國家，同時進入到從農業經濟轉變為現代化經濟的一個窗口機遇期。如果他們能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他們也可以實現像我們改革開放以後，或者亞洲四小龍60年代以後，日本戰後一樣連續20年、30年，每年8%、10%的快速發展，使他們從一個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甚至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可能性。當然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我們除了提供這個窗口機遇期之外，我們知道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同時必須有基礎設施的完善，才能夠降低交易費用，讓國內的比較優勢變成國際的競爭優勢。

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管在技術，在產業，在資金上是一個很大互補，因為我們的建材行業，像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的產量，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並且隨著我們經濟增長速度，從10%左右降到現在7%左右，必然有不少富餘的產業，這些富餘的產業對我們來講是富餘的但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短缺的，所以提供這些建築所需要的材料。同時我們的建築隊由於過去這30多年的快速發展，培養了一批在世界上非常有競爭力工程施工力量，像我們建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我們的成本跟國外的一些建築隊伍提供的成本來講，有的甚至只有他的1/3，我們是他們的一半。我們可以提供這些材料，並且以比較低的建設成本，來幫助這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他們的基礎設施。

建設基礎設施要錢，大家知道，我們有三萬億美元的外務儲備，是全世界外務儲備最多的國家，並且我們每年有4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儲蓄。我們有足夠多的資金來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這些基礎設施。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的提出，適逢其時，一方面我們可以給沿線國家提供這個產業轉移的機會，第二方面我們可以幫助沿線國家來建設基礎設施，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經濟的騰飛，是每個國家共同的目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後，能夠得到這么多國家支持的原因。

最後我來談談金融創新，跟“一帶一路”建設，跟世界經濟發展的關系。基礎設施的建設周期很長，比如建一個工程可能一年兩年，很長，但要建一個基礎設施有的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第二個，基礎設施建設的回收期長，一般基礎設施的建設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但一般工廠建設的回收期5年、10年已經用光了。第三個周期是資金一次投入非常大，要幾十億上百億，像我們在瓜達爾的建設，570多億美元，3000多億人民幣，建設資金一次性投入到。因為這些特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一般民間資本不太容易進入，商業銀行也不願意提供，因為商業銀行一般提供短期的流動資金。

這種情況下要建基礎設施一般不是由國家財政投入，就是要有國家擔保的開發性金融，像開發銀行，從國內來收集資金。我們知道一般發展中國家是比較貧窮的，資本是比較短缺的，要建設基礎設施資金只靠國內來提供的話，遠遠不能滿足他發展的需要。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透過國外的資金，國外的資金有的可以用雙邊的方式來解決，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進出口銀行，也有開發銀行，隨著我們跟雙邊合作夥伴進出口貿易的需要，我們可以提供一些信貸來幫他建設基礎設施。

除了這種雙邊安排之外，也可以有多邊安排，多邊安排裏面最有名的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世界銀行，當然各個洲還有它的開發銀行項目，亞洲開發銀行、南北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以及我們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都是多邊的開發銀行，同樣的可以給這些基礎設施提供資金。但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收集了資金，它的規模非常巨大。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建議，在2010年-2020年，這十年之間，單單在亞洲地區就需要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平均每年8000億美元。根據歐洲開發銀行的研究，歐盟在2010-2020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收集的資金是2.1萬億-2.8萬億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要大概25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根據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非洲現在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就要達到930億美元。這個數字基本都是天文數字，這種情況之下，單單靠國內的資金，靠雙邊或多邊的資金還是不夠的。

為了建設這些基礎設施，非常需要有一些金融創新，現在全世界大概還有三萬億美元的主權基金以及幾十萬億美元的退休基金，這些主權基金或是退休基金，過去一般是買一些比較長期的比較固定的政府的債券，或是打包投資在股票市場上面，但這些資金一般是長期的投資。我們知道現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券的利息是接近零的，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現在也是虛高，風險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之下怎么樣進行金融創新，讓這些長期性的穩定性的主權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進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的方向。

基礎設施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要解決的瓶頸問題，可以用政府的基金加上雙邊跟多邊的基金，作為組織來設計項目，並且作為一些新的金融安排，讓這些民間的包括主權基金跟退休基金能夠加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去。如果能這樣的話，那么前面談到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就能夠得到解決，發展中國家如果能解決他的基礎設施，就有條件抓住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的快速發展。

根據鳳凰國際智庫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