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帶壹路”發展下中國和新加坡區域經濟合作新格局

今年是中国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近日，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会上，各方参会嘉宾共同回顾合作历程，展望未来发展愿景，同时发布《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关于深化新川合作的联合宣言》。

联合宣言重申，将进一步坚定深化交流合作的信心，重点加强在对接机制建设、共享“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机遇、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企业国际化、共同抗疫六个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新川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记者了解到，新加坡—四川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川贸投委”）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省级政府与新加坡建立的7个双边合作机制之一，是四川与外国国家政府建立的唯一高级别经贸促进机制。新川贸投委负责推动四川与新加坡在经贸和投资领域的全面合作，是新形势下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抢抓中新合作新机遇，拓展新川合作新领域的重要平台。新川贸投委成立24年以来，双方互相协作的工作机制持续、有效运转，推动着四川与新加坡经贸合作不断向前，促进双边进出口额从1996年的5697万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6.78亿美元，双边投资额从1996年的939万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6.89亿美元。

来自四川省经济合作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1—8月，两地进出口总额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1.4%。截至2020年8月，新加坡在川累计设立企业665家，实际到位资金75.5亿美元，其中今年1—8月新加坡在川投资企业有21家，同比增长16.67%，实际到位外资1.88亿美元。目前，新加坡是四川省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新加坡的丰益国际、淡马锡、伟创力，四川的新希望、海特高新、通威等都是两地双向投资合作的代表企业。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历史，面向未来；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加坡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作为全球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更是拥有国际贸易优势，以及税项少、税率底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17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以下简称中科曼谷中心）的通力合作下，（新加坡）全球“一带一路”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以下简称新加坡中心）注册成立。

2019年1月，位于新加坡新达城的办公场地全面装修完成，“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布点、设站的征程将从拥有先进商业系统政策和便利通商环境的新加坡出发。

产业孵化平台

新加坡中心对接“一带一路”区域企业集群，在东盟及带路当地建设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产业孵化及转化平台，为“一带一路”域内国家打造技术互通、技术共享及产品共同研发的绿色走廊。

配合中国国内的产业政策和战略，对东盟，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战略技术情况进行有系统的动态跟踪，进而展开深度合作。

新加坡中心在2019年完成了向中国引入新加坡半导体设备清洗修复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2020年，新加坡中心将向中国引入半导体废水处理技术，该项目纳入上海市科委2020年攻关项目。

学术交流平台

新加坡中心与新加坡南大（NTU）、新加坡国大（NUS）、淡马锡理工学院、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有着良好的合作，各方愿意共同合作举办各类技术学术论坛，吸引中国企业参与交流，了解世界技术的发展，探讨各类合作模式。

新加坡中心将与新加坡国大、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共同在新加坡举办首届“滨海论坛系列——《超材料2020：从微波到光波》”。

同时，新加坡中心正与新加坡南大就共同为中国民企举办ENBA课教事宜进行深入洽谈。除此之外，新加坡中心还将为中国民企与新加坡各大学和各研究院深度合作、共同投建项目实验室、分享项目成果等提供机会。

公司服务平台

2020年，新加坡中心投资成立配套商务性服务公司新加坡全球“一带一路”企业服务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为“一带一路”经济体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平台，事务所的成立也标志着新加坡中心技术转移转化工作计划的落地。

规范化的运作体系和政策的优化运用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极大影响，为帮助中国企业尽快熟悉新加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为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合法经营提供规避风险的法律保障，事务所将提供包括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注册开户、财务审计、解决办公场所等经营服务；包括办理授权代理业务、货代、知识产权登记、保险、会务等代办服务；包括中国企业家及家属在新加坡居住、子女上学、购房租房等生活服务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咨询服务。

事务所的顾问均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等地，拥有中科曼谷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专业人士，专业的政策解说团队和法律咨询团队更将全程为您服务！

为最大限度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细致服务，新加坡中心特在中国上海设立了（新加坡）全球“一带一路”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上海代表处。

产业体系提升平台

新加坡中心将围绕知识链、资本链、产业链，加强“三链链接”，加速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重点面向东盟国家重大需求和民生经济增长点，同时致力与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政府、金融、中介、法律服务等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多元化多边创新集群和组织的战略联盟，帮助地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发展集聚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新加坡中心在促进“一带一路”技术转移转化方面以及在营造良好的创新、投资、生产环境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新加坡中心董事长兼总裁慕刚先生在以“创新科技·融合发展·勇攀高峰”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颁奖中荣获了第十三届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个人）。

慕刚先生紧跟中央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要求，自“一带一路”提倡三年多来，始终积极响应建设，先试先行，于2017年和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确立合作框架，并在2019年筹备共建了新加坡中心，拉开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布点、设站的序幕。

新加坡中心旨在深度接洽“一带一路”国家，助力“一带一路”国家间建设，拓展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化及民生需求合作，致力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立体农业等领域的技术转化和国际产业的合作。同时，高度关注高科技双向人才的培养以及高端技术的交流互通，积极地让中国的相关高精尖民用技术和产品转移与东南亚及东盟国家多层次有机地联合在一起。

新加坡中心以新加坡为策源地，为中国企业、科研机构的国际化协力奋进，打造输出中国产品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合作窗口。新加坡中心提供的真正接地气的服务与支持，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打造的互信、融合、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得到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一致肯定。

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探讨

1. 自由贸易协定模式。

2006年，我国与新加坡就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展开谈判，两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10月23日，两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自此以后两国作为合作伙伴深入开发市场。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中新自贸协定的全方位升级也在被打破，2017年10月，在新加坡进行了第四轮的升级协商，双方在有关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以及其他规则议题等方面进行协商，并达成统一。

自从建立了中新自由贸易区，两国取消了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双方的市场结构从垄断慢慢的变成了完全竞争，其压力迅速增加，让双方企业加快创新研发的步伐，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进而达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更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两国的双边投资也因为自贸协定的签订而得到显著的发展，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工程承保业务逐年上升，在2018年的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了27.9亿美元；两国劳务合作也日益紧密，2018年末在新加坡的中国劳务人员达到9.7万人，占在外劳务总人数的3.86%。

2. 跨国城市共建模式。

1994年，在我国国务院核准后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地处苏州市吴中区，是我国与新加坡第一个政府合作项目，该合作区占地八十平方公里，管辖三个县，具有常住人口超过七十二万。通过十年的快速发展期，截至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整个苏州市1993年的水平，各媒体将其描述为“十年再造一个新苏州”。该项目大获成功的关键在于双赢二字，新方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本及创新优势，利用当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资本中注入了新的力量，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中国获得了世界前沿的科技知识共享，把握人才培养和吸引外资的机会，成功将园区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创新综合试验区。苏州工业园的发展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国内外都具有示范、领导和辐射的作用，随后和宿迁市合作创办了苏州宿迁工业园区，与老挝合作了万象综合开发项目，而且与印度、以色列等各国各地区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交流。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席卷各国，2008年，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生态城项目开发计划应运而生。天津生态城作为世界上首个由国家间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区，不仅将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依靠其强大的发展潜力吸引力众多境外优质企业进行投资。中新天津生态城与吉宝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了中新合资公司，其注册资金为四十亿人民币，两方各占比五成。而且，中方投资公司与新加坡各优质企业一起成立了涉及生态城能源、建设、市政以及环保等四个领域的专业公司。中新生态城区具有地理优势，滨海新区中央大道，西、南方向和蓟运河相连，北部与津汉快速路相连，交通便捷，能源供应保护条件更好，可容纳40万居民，提供就业21万人，计划投资500亿，综合收益3000亿，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

3. 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

中国-新加坡的经济走廊的两个起始点在南宁和昆明两个城市，经过东南亚各国，连接到新加坡公路与铁路网，以物流、人流以及信息流和资金流当做发展基础，结合贸易投资、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双方做到优势互补，各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发展成立了跨国陆路经济带，即南新经济走廊（南宁-新加坡）和昆新经济走廊（昆明-新加坡）。

截止到2012年，从南宁到新加坡的公路几乎全部投入使用，广西开通了南宁到友谊关的高速路，而且防城至东兴的高速路也投入施工，另外取得准许开通至越南的国际道路运输路线共计24条，其中有十条已经使用。目前南宁到新加坡经过越南的荣市、老挝的他曲以及泰国的那空拍农的公路全程在3600公里左右，相当部分是一级和高速公路，沿线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南新沿海线铁路规划建设完毕之后全长共计5100公里，此铁路建成之后，北部和我国铁路网连接，南部和新加坡相接，将会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大陆桥。

根据《云南对接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及沿线重点园区合作研究》的剖析，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途经各国园区高达上百个，而且云南园区也已进入建设中。得益于跨境园区合作的蓬勃开展，经济走廊的沿线各国与地区的经贸水平都获得较大的提升。2015年，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包括沿线的东南亚五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云南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44%，云南企业在上述五国中的实际投资在同期所有对外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高达70%。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一带一路”包括北线、南线以及中线，途经我国珲春、延吉、长春、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泉州等数个城市。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各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加强，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更紧密，空间互动潜力更大。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和以乌鲁木齐、兰州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弱，其次为以北京、郑州、连云港为代表的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一带一路”的北线及中线沿线，很难与新加坡直接产生空间上的交互共鸣。而泉州、福州、广州、海口以及北海五个城市在“一带一路”南线中处于核心地理位置，是连接东南亚与南亚之路的经济枢纽，它们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远超过其他城市，其中，以广州的联系最为紧密。广州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其人均GDP在2012年便突破了10万元大关，近几年受“一带一路”战略计划影响，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在2018年时高达157668元。广州在珠江三角洲的北源地带，南部与粤港澳大湾相连，和新加坡的直线距离只有近2540公里，仰仗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将为新加坡提供很大的经济合作舞台。

第一，中新双边贸易与投资地位不对称，商品结构与投资范畴依然有完善的余地。在贸易合作方面，我国贸易发展水平与新加坡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新加坡与我国的贸易合作在新方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次是初级产品，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较低。在投资合作上，新加坡吸引外资能力远超我国，新加坡是我国外资来源的重要伙伴国家。两国双边投资领域多集中于房地产、电力、海运等传统行业，在金融、人才培养、信息管理等领域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二，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具有多样性与时代性的特点。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提出，两国合作模式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转型升级。自中新建交以来，两国先后实现了自由贸易协定模式、跨国城市共建模式和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的合作。由最初以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为目的的苏州工业园，到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天津生态园，再到大数据时代以互联互通为主题的重庆战略性项目，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以广州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经济联系紧密，给予中新两国的深入合作带来新契机。泉州、福州、广州以及海口和北海五个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南线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领先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构建与新加坡的城市引力模型中表现出了优异的空间互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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