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帶壹路建設中務實的城市外交

北京當前正在建設國際交往中心，在開展城市外交方面擁有良好基礎和優勢資源。“壹帶壹路”互聯互通建設客觀上要求北京加快成為國際交往的重要載體和支柱，同時也為北京開展對外國際合作提供有利契機和平臺。服務國家戰略，加大城市外交，充分利用數字化交往、友城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多種形式，北京國際交往中心建設能夠為“壹帶壹路”倡議打通“最後壹公裏”發揮積極作用。

開展數字化交往。數字化交往是國際行為體利用數字技術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行為方式。受疫情影響，傳統外事活動今年大量轉入線上，視頻峰會、在線外交等數字化交往形式獲得更多青睞。北京數字技術和數字基礎設施實力雄厚，可以在國際交往中加大數字化交往力度，展示北京共建“壹帶壹路”積極形象。建議開設北京共建“壹帶壹路”社交媒體專門賬號，強化信息互動和活躍度，加大即時數字化“微溝通”。設立北京“壹帶壹路”數字化交往大使，疫情期間以線上交流形式對接“壹帶壹路”共建國家，通過政策協調協助項目平穩運行。利用大數據支撐決策體系，通過人工智能、數據挖掘、場景生成或沖突模擬等評估共建“壹帶壹路”項目風險，提高預警預判能力,未雨綢繆。加強外事及公務人員數字技能培訓，提升服務外事決策的水平和執行能力。

加強友城合作。友城合作是城市外交的主要形式。可繼續將更多友城資源向共建“壹帶壹路”國家傾斜，完善友城之間高層互訪和聯絡機制，深化與友城在共建“壹帶壹路”方面的互利合作。以助推共建“壹帶壹路”為切入點建設“壹帶壹路”友城數據庫，從中央-地方財政、事權關系等方面摸清友城資源、潛力和對華立場，在此基礎上制定並完善北京“壹帶壹路”友城規劃。在“北京國際友好城市市長會議”等現有機制中納入共建“壹帶壹路”議題，培育更多共識，推動務實合作。探索與友城共建“壹帶壹路”學院，開展校際交流和聯合科研，共同培養“壹帶壹路”建設人才，積累人脈。重視友城青少年和民間團體，通過開展“北京日”“北京周”“北京之夜”等活動塑造北京和中國良好形象，奠定“壹帶壹路”項目運作的民間根基和未來生力軍基礎。

推進人文交流。人文交流可以為企業跨國投資鋪設民心相通之路。探索設立“壹帶壹路”首都文化論壇、“壹帶壹路”節點城市文化發展論壇等，將北京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首都或主要城市人文交流機制化，以文化政策對接支持企業走出去。利用北京絲路文化遺產較多的特點開展絲路人文交流，開展“絲路文化行”，創建網上博物館、藝術長廊等新型傳播載體，將北京打造成為“壹帶壹路”人文交流的連接樞紐。以北京高校共建的孔子學院為平臺，在海外掛牌創建北京文化中心，以孔子學院為駐紮點常態化推進北京文化和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引導外向型文化企業開拓共建“壹帶壹路”國際文化市場，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在“壹帶壹路”項目中加大文化形象構建，為企業長遠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依托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展“絲路體育外交”，在豐富的文體交流活動中講好北京奧運故事，展現中華文化魅力。

強化國別區域研究。“壹帶壹路”倡議近年引發國別區域研究熱，但目前多集中在教學科研領域，尚未直接轉化為高質量共建“壹帶壹路”的有力智力支撐。著眼長遠，結合北京市參與共建“壹帶壹路”情況，可加大國別區域研究力度，重點加強對“壹帶壹路”項目駐在國的中央-地方關系、地方治理體系以及地方對外交往等情況的調研。註重發揮高校和高端智庫作用，促進跨專業、跨學科、跨領域協同研究，加大復合型人才培養。從研究導向上註重現狀研究和基礎研究並重、應用研究和學理研究並舉、大國與中小國家研究並行，以綜合性視角梳理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壹帶壹路”建設項目上的態度和做法，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前瞻性和苗頭性的有價值的信息支持。

城市角色各異 重要性不可或缺

由於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地區影響力等方面的差別，城市在周邊外交中發揮的作用也呈現差異，按照其在周邊外交中的角色，可以將城市劃分為三類。

壹是中心城市的龍頭角色。區域內有較強經濟實力和較大城市規模，且在綜合功能上對周邊地區有較強輻射力的城市，就是中心城市。它們往往是政府機構密集的省會城市、公司總部和金融機構聚集的經濟中心，這些中心城市在區域治理中往往扮演著龍頭角色，對周邊地區起到帶動作用，是支撐區域發展的增長極。因此，有學者主張建立城市群，通過中心城市的壹點帶動周邊壹片區域的群體性增長。考察區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外交和城市群的對外交往，是城市外交研究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邊疆地區城市的行政等級普遍偏低，城市規模較小，城市之間的距離較遠，導致城市網絡松散，這在壹定程度上制約了壹帶壹路互聯互通目標的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設發展”，“規劃引導北部灣、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蘭州—西寧、寧夏沿黃、天山北坡城市群發展，形成更多支撐區域發展的增長極。促進以拉薩為中心、以喀什為中心的城市圈發展”。今後，培育在壹帶壹路中具有重要戰略位置的節點城市，形成以區域性中心城市為依托的城市群應是壹個發展方向。

二是口岸城市的樞紐角色。在邊境地區的人員、資本、物資、信息流動中，各種港口、車站、機場等口岸是交往的閘口，在實現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對接上扮演著樞紐角色，伴隨沿邊開放的進程，很多口岸都發展成為大小不壹的城市，比如黑河、佳木斯、滿洲裏、二連浩特、霍爾果斯、喀什。這些口岸城市由於居於國門第壹線，且行使關稅自主權、進出境交通工具的檢查權、出入境貨物和人員的檢查檢驗權等管理權，對於發揮毗鄰國家資源要素的優勢互補、促進各國經濟共同增長和區域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考察口岸城市之間的互動以及口岸城市對跨邊界事務的管理，也是沿邊城市外交的重要內容。《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培育壯大陸路邊境口岸城鎮，完善邊境貿易、金融服務、交通樞紐等功能，建設國際貿易物流節點和加工基地”。該規劃還具體列出了38個重點建設的陸路邊境口岸城鎮，分別為面向東北亞的丹東、集安、臨江、長白、和龍、圖們、琿春、黑河、綏芬河、撫遠、同江、東寧、滿洲裏、二連浩特、甘其毛都、策克；面向中亞西亞的喀什、霍爾果斯、伊寧、博樂、阿拉山口、塔城；面向東南亞的東興、憑祥、寧明、龍州、大新、靖西、那坡、瑞麗、磨憨、畹町、河口；面向南亞的樟木、吉隆、亞東、普蘭、日屋。

三是軸線城市的支點角色。除了中心城市和口岸城市之外，受自然環境、地理區位和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的影響，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往往呈現為軸線發展的形態，在沿鐵路、公路、航線、輸油管道等基礎設施軸線，社會經濟資源也呈現為沿線發展的走廊。這類沿線崛起的壹座座軸線城市，扮演著跨區流動的支點角色，對於推動國際貿易、旅遊發展、國際物流、環境保護和人文交流等合作和實現區域壹體化具有重要的意義。比如，中巴經濟走廊上的喀什—白沙瓦—瓜達爾港之間的合作、中蒙俄次區域的後貝加爾斯克—滿洲裏—齊齊哈爾—哈爾濱經濟軸線上的合作等，在軸線發展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城市外交的內陸模式

美國城市學者芒福德認為：“真正的城市規劃必須是區域規劃。”綜觀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采用指定區域規劃的方式來鼓勵落後地區的發展。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是內陸城市開展城市外交的重要依托。《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及了西安、成都、重慶、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等八個內陸城市作為“壹帶壹路”的“新高地”或“重要支撐”。在“壹帶壹路”的整體發展布局中，內陸城市扮演著重要的“二傳手”角色。內陸地區城市群是鏈接“壹帶壹路”三大主力軍和兩大核心區的重要樞紐，負責將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的最新開放成果和兩大核心區的最新改革舉措消化吸收，轉化為帶動周邊內陸地區發展的強大動力。從西安和銀川的城市外交實踐來看，重視對接國家戰略，挖掘本地資源優勢，塑造城市自身特色，拓展國際交往空間是內陸城市外交的必由之路，也構成了城市外交內陸模式的基本內涵。

由於內陸地區情況的特殊性城市外交的內陸模式要註意以下三點：

壹是要牢牢立足發展目標，堅持因地制宜，防止盲目國際化。對內陸城市而言，發展還是第壹位，不能照搬其他城市的發展模式，進行盲目的國際化。城市建設目標要切合實際，對絕大多數內地城市來說，因地制宜地發掘城市特色，走綠色發展與文化傳承之路，讓市民們過上舒適的生活，要比盲目追求國際化大都市更有意義。

二是要準確區分城市定位，避免重復建設，防止定位趨同化。內陸城市的國際化對政策依賴較大，因此區域內的城市發展目標接近、定位趨同、重復建設、各自為政的現象還較為突出，容易造成城市間的競爭而非聯合，削弱城市的影響力和競爭力。發展城市群就是城市之間的深度聯合，是對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和分工是對城市資源的重新整合。穩步推進城市群的發展需加強頂層設計，正確分析城市間的差異和利益沖突，加強政府主體之間的協調合作。例如，蘭州市與西安市已簽署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兩市將發揮資源互補優勢，建立常態交流機制，在多個領域加強合作，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

三是要特別重視人才儲備，減少人才流失，推進人才國際化。目前，與全球化和信息時代要求不相適應的是我國內陸城市尖端人才的斷代性匱乏“應對激烈國際競爭的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奇缺的嚴峻現實，已成為城市實施國際化戰略的瓶頸問題”。因此，要創新人才培養、儲備和引進的配套機制，吸納和留住壹批具有國際視野、熟悉國際慣例、善於進行國際交流、能夠進行國際合作的高素質人才。這方面，寧夏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建設領導小組特意成立專家咨詢委員會，可以說“在尊重和善用人才方面開了個好頭”。

總之，隨著“壹帶壹路”戰略的實施，內陸城市在對外交往方面潛力巨大，前景廣闊。只要充分挖掘自身特色和優勢，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借助國家外交資源出海，將國家對外戰略與城市自身發展戰略有機結合起來，並通過制度創新來鞏固此種發展成果，中國內陸城市外交壹定能夠走出壹條不同於沿海沿邊城市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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