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創造全球共同發展新機遇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多個場合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國人民要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對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國方案”。6年來，中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要實踐平台，正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註入動力。

2013年秋，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時，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倡議由此誕生。6年來，這一倡議從理念轉化為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共同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成為全球廣受歡迎的公共產品，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中國風”。

作為一項最初著眼於經濟合作的倡議，“一帶一路”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呈現低增長態勢、新增長動能不明朗、貧富鴻溝不斷擴大的背景下提出的。這一倡議堅持以發展為導向，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推動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尋求與有關國家進入共謀發展的軌道。

6年來，這一倡議不僅為世界經濟增長找到了新動能，也為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世界銀行研究報告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將使相關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擺脫中度貧困，將使參與國貿易增長2.8%至9.7%、全球貿易增長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這使得“倡議源於中國，但機會和成果屬於世界”的理念得到充分實踐。

需要指出的是，共建“一帶一路”還成為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徑。現存的全球治理體系是二戰後由發達國家主導形成的，曾經為維護國際秩序和推動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

2015年中國首次明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這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原則是一致的。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時，中國反復強調“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辦”，並通過雙邊、三方、多邊等各種合作形式，充分發揮各方優勢和潛能。這無疑豐富了新形勢下多邊主義實踐，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以歷史的維度觀察，“一帶一路”是中華民族“立己達人、兼濟天下”情懷的具體體現。6年來，“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得益彰，有力地加強了各國政治互信、經濟互融、人文互通。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多次被寫入聯合國決議，表明這一理念與聯合國共同安全的和平理念高度契合，給充滿不確定的世界指明了方向，符合各國共同利益。

然而，面對“一帶一路”倡議廣受歡迎與好評，西方一些人卻炮制出“債務陷阱論”、“地緣政治工具論”等奇談怪論，企圖破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反映出其固有的冷戰思維和陰暗心理。事實上，正是因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東部非洲有了第一條高速公路，馬爾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橋，白俄羅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轎車制造業，哈薩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蒙內鐵路建成通車累計為當地創造了將近5萬個工作崗位，拉動肯尼亞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為此，肯尼亞、盧旺達等國領導人都公開駁斥了所謂“債務陷阱論”。有巴基斯坦學者明確指出，來自中國的投資幫助該國經濟站穩了腳跟，恰恰擺脫了西方設下的“債務陷阱”。

6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一帶一路”決不是什麽“債務陷阱”，而是惠民的“餡餅”；決不是什麽“地緣政治工具”，而是共同發展的機遇。這是它作為中國提供的全球最大公共產品不斷獲得國際認可和歡迎的根本原因。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的嚴峻挑戰。“一帶一路”倡議正由繪就“大寫意”轉向繪制“工筆畫”，沿著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前進。中國提出，以基礎設施等重大項目建設和產能合作為重點，解決好重大項目、金融支撐、投資環境、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關鍵問題。這是新形勢下中國推進“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的重要舉措，無疑有利於這一倡議落地生根、持久發展，為人類破解“四大赤字”貢獻更大力量。這正如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資深研究員馬丁·雅克所分析的，“一帶一路”倡議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它結合了一個宏大的願景和實現這一願景的每一步，它是自信而強大的，它必然成功。

世界需要一個新的共同發展平臺

發展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實現什麽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發展成果如何公平均衡分享，這些問題既關乎各國內部，也是新型國際關係建設面對的重要問題。在世界發展領域，曾出現多種具有一定影響的發展模式，這些發展模式影響範圍有大有小，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深刻的經驗教訓。殖民地模式將自己的發展建立在損害和犧牲他國合法權益的基礎上，造成了嚴重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後果，給世界帶來深重的災難和痛苦的教訓。戰後，隨著殖民地半殖民地體系的瓦解，一大批新興獨立國家站了起來，國際關係民主化得到很大的進步，但是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世界存在明顯的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地區的分野，發達國家經濟集團掌握著國際金融、貿易、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

人們註意到，在戰後世界發展史上，能夠真正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幾乎屈指可數，這固然有各方面因素，但是國際經濟秩序的結構性和條件性限制無疑是一個重要外部原因。如果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一直發展得很好，而大多數國家一直處於貧困落後狀態，說明世界發展體系一定出了問題。這並不是說世界上發展得好的國家一定就是得之不義的，更不是將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不發展問題完全歸咎於發展得好的國家，而是說，從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來講，世界各國需要共同創造一個均衡、持續、有利於各國共同發展的國際或地區政治經濟體系。戰後至今的世界發展史上，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教訓，就是有的國家將自己的發展模式，強行輸出到一些新興獨立國家，損害了這些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有的發展中國家由於政治經驗不足，盲目復制和移植外來發展模式，在發展問題上出現曲折和挫折。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發展領域還出現一個新現象，就是發展問題不再只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一些發達國家同樣面臨再發展問題，這種現象的出現，更加凸顯出發展議題不再是孤立和割裂的，而是一個關係到各國各方的共同問題。

總之，世界上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成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難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指出的那樣，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力，發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貧富差距鴻溝有待彌合。世界需要一個新的共同發展平臺，為21世紀的國際關係增添新的動力。“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

“一帶一路”共同發展平臺的大智慧

作為世界上一個新的共同發展平臺，“一帶一路”在“立”不在“破”，其並不是要去否定或取代世界上已有的一些發展倡議和方案，而是通過提出新的可行計劃和方案，引領和促進國際關係的均衡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

“一帶一路”倡議努力同主要國家和地區已有的地區合作機制保持合作對話關係，同既有的發展型國際組織進行交流和溝通。這是“一帶一路”同歷史上陣營政治下以對抗為目標的集團化經濟合作和發展機制的不同之處。國際上一些以陣營政治和勢力範圍思維解讀“一帶一路”的觀點，恰恰沒有看到“一帶一路”與既有合作機制並行共生的特點。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迅速獲得廣泛國際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一帶一路”又不是對國際上既有發展倡議的簡單跟從和附和，其體現了中國這樣一個新型大國對世界前途的理解和思考。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來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這是由中國對國際關係的歷史和邏輯的深刻理解所決定的。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愛好和平、重視交流的民族，中國一直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一起把和平發展的理念落實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動之中；實際上，中國發展道路在世界上的獨特意義之一，就是像中國如此規模的大國，走出了一條通過內部改革創新而不是對外侵略殖民的新型發展道路，為那些想要加快發展同時保持自己獨立性的國家提供了參考。從邏輯上來說，世界上之所以存在發展赤字難題，同舊國際關係延續的零和對抗、勢力範圍、強權政治、排他獨占等思維和實踐有關，從而使得國際關係一直如丸之走盤，不能升級到一個有利於更多國家及其人民共同發展的體系之中。一個新的國際關係，不應該將個別國家的發展建立在其他國家不發展的基礎上，也不能將自身發展建立在犧牲他人權益的前提下。因此，“一帶一路”是要避免過去一些體系的弊端，努力創造一個均衡、持續、有利於各國共同發展的國際合作體系，推動一種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

愚者求異，智者求同，仁者求通。“一帶一路”作為一個更大區域範圍的國際合作倡議，並不像一體化理論指示的那樣，形成一個逐級發展的政治共同體。“一帶一路”理論基礎顯然不是人們熟悉的一體化理論，代表的是區域合作與發展的互聯互通理論，通過發展階段不同、政治制度各異國家的聯通，釋放新的發展活力。共建“一帶一路”是經濟合作倡議，不是搞地緣政治聯盟或軍事同盟；是開放包容進程，不是要關起門來搞小圈子或者“中國俱樂部”；是不以意識形態劃界，不搞零和遊戲，只要各國有意願，我們都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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