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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個狀元的傳奇人生: 在兩個朝代“金榜題名”

史上第一個狀元的傳奇人生: 在兩個朝代“金榜題名” 

狀元自有真功夫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些中國老百姓耳熟能詳的詩句,千百年來,始終圍繞成中國人心頭一個結。“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人世間最大的快樂莫過於此。這個結、這種快樂的頂點就是“天下狀元”四個字。

雖然這四個字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伴隨著科舉制度的終結而遭到後人的非議,但是,在中國人心底,狀元的光環依然閃耀著,“高考狀元”“種糧狀元”“養豬狀元”......這些稱號的頻頻出現,便是這一情結的映射。

時過境遷,人們依然在各種場合津津有味地談論著歷史上新科進士、轅門報喜、唱名釋褐、衣錦授官、打馬遊街、曲江賜宴、雁塔題名、皇帝賜婚等等大魁天下之後的風光。而在這個風景裏,狀元則走在最前面,成為舉國上下最受尊崇的也最為亮麗的新聞人物,成為小說、戲曲裏反復傳唱的主角。

著名詩人楊萬裏有《四月十七日侍立集英殿觀進士唱名》一詩寫道:“殿上臚傳第一聲,殿前拭目萬人驚。名登龍虎黃金榜,人在煙霄白玉京。”《儒林公議》中還載:“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至於戲曲裏面諸如“玉殿傳金榜,君恩賜狀頭,洞房深夜坐,心事卻如秋。神靈兒鑒憐奴四禮八拜,果然是馬前呼道狀元來”這樣的戲文場景更是廣為人知。

那麽,歷史上的狀元為什麽如此受人追捧呢?我們來看一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

狀元是古代科舉制度的產物。說起科舉制度,人們可能馬上聯想起《儒林外史》那裏面士林的種種醜態,科舉的種種弊端,或者聯想起範進中舉之後的作為,或者八股文的酸腐,總之,這個被20世紀全盤否定的科舉制度,在現代人看來簡直是古代中國罪惡的淵藪。

在現代人心目中,科舉制度往往與教育制度聯系起來,其實這是一個最大的誤解。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並不是一種教育制度,與現代高考的性質完全掛不上鉤。它是古代一種用人選拔機制,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公務員考試。

史上第一個狀元的傳奇人生: 在兩個朝代“金榜題名”

資料圖

科舉制度創始於隋,確立於唐,完備於宋,又歷元明清三代,前後延續了1300多年,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著名學者毛佩琦先生在《中國狀元大典》中指出:當歐洲從中世紀的黑暗和野蠻向啟蒙時代邁進時,他們發現了中國這個“綠色的天堂”,這裏“沒有宗教,沒有教會,由人自己管理自己”,“由理性管理人”。不少人建議西方君主“應向中國學習”,“請中國的文人來,並派西方的文人去那裏”。“經過科舉制度選拔的官員是一批真正的出類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哲學宗教的佔有者。”歐洲人正是從中國科舉制度那裏找到了近代文官考試制度的模式。

在隋以前,古代中國選拔官員的制度主要是三代至春秋戰國的世卿世祿制,這種制度下,官員的任用主要憑血緣親疏世代繼承。漢代的征辟和察舉,在這一制度上邁進了一步,或由地方長官在自己轄區內定期或不定期地考察人才並向朝廷推薦,經朝廷考核後授以官職;或由皇帝直接對那些“名人”下詔征集,如西漢時多賢良方正,東漢則多舉孝廉。這一制度雖不以血緣親疏為據,但多有憑關係、徇私舞弊的現象,以致出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反常現象。三國時魏文帝曹丕則實行“九品中正制”,將人物劃定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個品級,作為選拔官員的依據。這一制度雖然對前面的察舉有了完善,但依然無法避免豪門世族把持品評人物的大權,到了後來,他們選拔官員完全只看門第出身,以致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像左思所唱的那樣“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而科舉制度則完全打破了上述選拔用人制度的弊端。血緣自然不再,關係也不再重要,由朝廷直接開設考試科目,天下士人可以自由報名,以考試成績作為惟一標準,第一次確立了公開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選拔原則,使下層讀書人也有了晉身的途徑。因而,眼看著全國考生魚貫而入時的唐太宗李世民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在科舉制度下,人人皆可以為狀元。無需達官貴人的推薦,也不問妳家世淵源,除了歷朝所規定的某些作奸犯科、品德不端的人不許應考,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如僧人道士、工商吏人、倡優子弟、服喪之人不許應考之外,其他人等都可憑自己的真才實學報考。經過鄉試、會試和殿試這樣層層篩選之後,蟾宮折桂,取得第一名的人,怎麽能不引起萬人追捧呢?在他的背後,是無數士人皓首窮經而終生不得及第,兩相對照,更增添了狀元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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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意思是說應明經科試及第,三十歲已經太老,應進士科試及第,五十歲還算年輕。一般說來,其他科考十取二三,而進士科則是百取一二,難易之懸殊可見一斑,以至於到後世,其他各科考試的讀書人越來越少,最後都集中在進士科。古代學子能在中年進士及第,已是十分幸運,真正少年登科的能有幾人?雖然俗話說“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而真正十年便能一舉成名的學子,則決非等閑之輩,必是學冠群倫、引領一代風流的名士,歷史上實在微乎其微。那些能在強手如雲的科考中奪魁之人,都不僅在當時是一時俊彥、深為朝廷所倚重,而且聲震天下,名貫古今,有如歷史的天空中一抹耀眼奪目的彩虹,他們並非是人們所想象的那種既無學問又無才能的“樣子貨”。

據統計,從唐至清,累計狀元592人,正史(含《清史稿》)中立傳者153人,佔總數的約三分之一;而宋代狀元能在《宋史》中立傳的即有56人,約佔一半。後人還認為,由於進士科考試只重詩賦、八股等官樣文章,真才實學者太少,其實也是極其片面的。歷代狀元中不僅出現了大量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也出現了不少的政治家。即使是如白居易、元稹、韓愈、劉禹錫、杜牧、王安石、蘇軾、柳宗元、楊萬裏、黃庭堅和納蘭性德等在歷史上以文學詩賦著稱的年輕狀元進士,他們也大都不止是在文學上聲名獨著,且在治國行政上政績卓著,在文化史上也卓有建樹,青史留名。

當然,有人要說,青史留名的畢竟不是全部狀元。那麽,還有眾多的狀元為什麽會在歷史上演沒無聞?這能不能說他們都是些無能之輩?這裏面有著很復雜的原因,比如,一個人的人生遭際。這些中狀元之後很快就在歷史上消失的俊傑,並非是他們碌碌無為,更多的是因為人生際遇多變,導致他們不僅在史上沒有多大聲名,甚至有的連名字都沒有留下。還有一種原因便是,有些中了狀元的讀書人,囿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無法施展他們的抱負。只有極個別的狀元,由於品質惡劣而成為史上的千古罪人。如宋代末年淳右四年(1244)狀元及第的留夢炎,曾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但很快就棄官而逃,後元軍攻陷衢州,留夢炎投降,並極力想勸降文天祥。為此,文天祥曾作詩痛斥:“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這樣賣國求榮的狀元宰相畢竟不多。

不少學者認為史上第一個狀元是孫伏伽。孫伏伽何許人也?他真的是天下第一狀元嗎?

史上第一個狀元的傳奇人生: 在兩個朝代“金榜題名” 

孫伏伽

《舊唐書》《新唐書》均有記載,孫伏伽,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生年不詳,卒於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進士。可以說,這個孫伏伽是史籍有載的進士第一。但這個進士第一並不表明他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狀元。這要從進士的地位說起。

其實,這個孫伏伽早年在隋朝時就曾考中進士,並於隋煬帝大業末年任大理寺史,是一位懷才不遇的下級官吏。隋亡後,入唐做官。曾於武德初年上書高祖,坦言三事:一是“開言路”;二是“廢百戲散樂”;三是“請為皇太子及諸王慎選僚友”。高祖閱後大喜,用其為治書侍禦史,並賜帛三百匹。不久,孫伏伽又建議李淵在滅王世充、竇建德後取消追究王竇余黨的命令,並為平定邊防、減稅賦等事頻頻上表獻策,又請設“諫官”一職,高祖均採納。

武德五年,孫伏伽因上疏而被免官。當時科舉制度尚未完備,故孫伏伽能以免官之身應進士科考試,取中第一,官授刑部郎中。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孫伏伽曾上疏諫止遊獵騎射,被採納,貞觀五年免官,不久又起用。貞觀十四年(640)拜大理寺卿,成為朝廷重臣。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因年老辭官退休,顯慶三年(658)病逝於家中。

史載孫伏伽為人忠直誠懇,敢於直言上諫,有魏征之風。其性格寬宏大量,處事從容,寵辱不驚。拜治書侍禦史時,自己先從朝中得旨,歸家後秘而不宣,待朝廷制文到來,合家狂喜而孫伏伽若無其事。

孫伏伽是史上少有的兩朝進士,但隋朝時科舉制度尚不完備,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國舉行了真正歷史意義上的第一場科舉考試,取進士四人。壬午科取得第一名的孫伏伽不叫“狀元”,只稱“進士第一”。到唐太宗時,科舉作為一種取士的制度固定下來,從此成為定制。到了武氏周朝,由於武則天日夜不忘隴西貴族反對立她為後的舊恨,為進一步削弱貴族勢力而放手招官,並親自殿試貢士,又使科舉制度得到了加強和鞏固。

“狀元”一詞,始於武則天天授元年。首科取士十六人,武則天親自在洛成殿策試。在此之前,科考實行糊名制,貢士考卷都糊名,以防考官作弊。武則天說應該信任考官,廢糊名制,實際上是要從寬取士。當時,主考官用奏狀向武則天報其等第名次,位於奏狀第一位的,始稱“狀元”。

史籍載,“狀元”之名最早見於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進士王定保晚年所作的《唐摭言》:“崔昭矩,大順(唐昭宗年號)中,裴公下狀元及第。”但唐代制科百余種,各科都舉行殿試,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主要的科目有貢舉(也就是常科)、制舉(也即特科)、武舉和童子舉。而在貢舉、制舉和武舉中,又分進士、明經、賢良方正等。因此進士科狀元還沒有取得獨尊地位。到宋太宗時,皇帝舉行殿試並成為定例的只有進士一科;太平興國八年,把殿試合格者分為五甲,元順帝時改為三甲,狀元專指第一甲第一名,成為定制,狀元至尊至貴的地位開始確立。到明清兩朝,不設其他科目,進士科成為惟一的制科,殿試分三甲發榜,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二、第三甲人數不定,第一甲卻僅取三名,按文章優劣依次稱狀元、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狀元居鼎甲之首,因此又稱“鼎元”,在科舉中的地位變得至高無上。

後世把“進士第一”稱為“狀元”,是因為其他各科第一都不稱“狀元”。至於為什麽要把進士第一稱為狀元,尚有幾種說法,其中最為流行的說法,一是投狀說。唐時舉人赴京應試都要事先投狀,因而稱進士科第一人為狀頭,也稱狀元。此一說出自清朝人趙翼《孩余叢考》中的《狀元榜眼探花》:“自武後初試貢士於殿前,別其等第,門下例有奏狀,其居首者因曰狀頭,亦曰狀元。”一是張榜說。自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後,進士歸禮部考試,進士及第,例須在禮部南院東墻張榜公佈,狀元即是金榜名列第一。兩種說法,我認為其實質並無什麽區別,而趙翼的說法更恰切一些。

總之,既然在孫伏伽進士第一的時候尚無狀元之名,自然算不上史上第一位狀元。舊、新《唐書》都不言孫伏伽進士及第,其原因就在於武德元年沒有舉行貢舉,蕭源錦先生指出,最先認為孫是史上第一狀元的《玉芝堂談薈》本身記載就有誤。沒有貢舉哪來的狀元?真正的史上第一狀元,應該從武則天天授元年算起,可惜那年的進士第一(狀元)是誰,史籍沒有記載。但通俗地講,孫伏伽仍可算得上狀元之列。

那麽,孫伏伽為什麽能奪得當時的進士第一呢?他當年的試卷已無從搜得,但我們從史籍記載來分析,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讀書人的與眾不同之處。

首先,孫伏伽並沒有什麽高貴血統和出身。在隋大業末,中過進士的孫伏伽只做到大理寺史,爾後累補至萬年縣法曹,相當於今天的一個縣級法院法官。入唐後,武德元年便上書直諫。其一,從他所諫的內容看,應該可以說是開有唐一代的民主風氣的。他說:

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雲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為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欲,以咨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為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為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咨情不慎?凡有搜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

話雖然都是從當政者的角度出發的,但要求皇帝廣開言路,上承商周遺風,下啟後世批評監督之途。從某種意義上是針對皇帝的約束與自我約束,防止其為所欲為。

其二,他反對淫靡之風。他說:

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雲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為後代法也。故《書》雲:“無以小怨為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雲:“放鄭聲,遠佞人。”又雲:“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

百戲散樂,看起來是件小事。但孫伏伽以小見大,看到了這種風氣一旦蔓延的可怕。就好比今天人們反腐敗時常說的官員作風問題。政府官員遠聲色,拒淫風,即便是對當今也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

其三,孫伏伽看到了為政的一大關鍵,那就是諸葛亮所說的“親賢臣遠小人”。他說: 

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雲:“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為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

這裏,看上去是對太子身邊僚友選拔的建議,是件小事,但其實事關大局。也就是說他看到了皇帝及未來皇帝身邊的人對政治的影響力。這些左右人等的好壞,往往直接影響到皇帝的決策。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這些人的品行最容易感染皇帝。這也充分說明,孫伏伽對儒家經典是活學活用的。孔子強調友的作用,指出要慎擇其友,《論語》中所雲“性相近,習相遠”,一般人匆匆看過,並不曾細想,而孫伏伽則能與國家大事聯系起來,足見其識見要高人一等。

為此,唐高祖李淵看了他的上述三條建議後“大悅”,下詔曰:

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仆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咱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嘆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回避。非有不次之舉,喝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禦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

二年,高祖又對裴寂說:

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余人猶踵弊風,俯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可見,李淵對他的倚重與信任。

作為一個在隋代沈淪下僚的士子,孫伏伽深知天下事都系於皇帝一身,由是他將眼光集中在皇帝身上,多方建諫。這並不意味著他只知投上所好,相反,他也敢於為百姓說話。李淵建唐後不久就平定了當時的各路反王如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但天下初定,李淵害怕他們的黨羽,於是命令將他們的黨羽發配邊疆。其實,王世充等人的所謂黨羽大都是一些深受隋末暴政之苦的百姓,只不過他們跟隨的不是李淵,因而成為李氏王朝的心腹大患。為了免除這些人的苦獄之災,孫伏伽上表直諫: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聞諸舊典。故《書》雲: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雲,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雲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雲:跖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發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雲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竊謂無罪。又《書》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為信畏?故《書》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疏。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孫伏伽引經據典,無非要向皇帝說明兩個道理,第一,不可言而無信,出爾反爾。既已大赦天下,為何又要發配黨羽?第二,冤有頭債有主,不可濫責無辜。言者諄諄,聽者也無可辯駁。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年的“進士第一”的識見和風範。孫伏伽的青史留名,不僅是他自己人格的大寫,也是後世對他的充分肯定。

來源: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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