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墻背後的故事

近日，墨西哥華雷斯市，因美墨“邊境墻”分開的親友參加“讓夢想繼續”活動，完成3分鐘的團聚。（視覺中國/圖）

從北愛隔離宗教沖突的“和平墻”，到以色列孤立巴勒斯坦人的防護墻，無不試圖利用墻最原始的“阻隔”功能來獲得一種安全感。然而，墻越築越高，技術也愈發先進，卻並沒有換來人們的期望，反倒是在墻倒之後，或喪失了初始功能，才迎來真正的安寧。

特朗普入主白宮一年來，幾乎兌現了競選總統時的所有許諾，現只剩“邊境墻”還未有著落。這段日子，他加足馬力，一邊對墨西哥揚言“不築墻，無貿易”，一邊對國會發狠話：寧願政府停擺，也絕不在建墻問題上讓步。有人說，他這是“為建墻，而建墻”。

特朗普的執念，不斷將“墻”一詞推上熱搜。仔細想來，從北愛隔離宗教沖突的“和平墻”，到以色列孤立巴勒斯坦人的防護墻，無不試圖利用墻最原始的“阻隔”功能來獲得一種安全感。然而，墻越築越高，技術也愈發先進，卻並沒有換來人們的期望，反倒是在墻倒之後，或喪失了初始功能，才迎來真正的安寧。想必美墨之間的邊境墻，也會是同樣的命運。

美墨

百年恩怨築“心墻”

鄰里之間，經濟實力的懸殊總會有意無意地制造不公平，也勢必帶來人口的單向流動。唯有共同發展，消弭兩者間的巨大差異，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否則，即便築再高的邊境墻，用墨西哥人的話說，“我們也總有辦法翻過去”。

2017年10月，被千呼萬喚的“特朗普墻”終於在美墨邊境的聖叠戈露出廬山真面目。8面樣板墻五顏六色，造型各異，高的達9米，矮的也有5米多，或混凝土結構，或鋼板，看起來非常高大上，頗具未來感。有人評論說，這是邊境上的一場“概念藝術展”。

樣板墻目前正在接受測試，結果兩三個月後公布。據知情人透露，它們各具特色，有的固若金湯，有的防挖隧道，有的特別難以攀爬。據說在測試中，有人好不容易爬到頂部，卻無論如何下不來，最後不得不動用吊車。設計者稱，9米的高度確實有些誇張，但威懾效果極佳，讓人望而卻步。

根據設想，這座未來聳立於美墨之間綿延千裡的邊境墻還將安裝光纖感應電纜、雷達、通宵照明燈，在偷渡頻繁的路段還要修建雙重屏障，整體費用超過200億美元。誰來支付這筆巨資？特朗普認為當然是墨西哥，但遭嚴詞拒絕後，他又琢磨著通過新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增加關稅，變相讓墨西哥為建墻埋單。

特朗普的強硬姿態引起墨西哥強烈不滿，不少城市爆發“抵制美貨”運動，原定2018年1月30日與墨西哥總統的會面亦遭墨方取消。有評論家將邊境墻與當年的柏林墻相提並論，認為這堵“愚蠢的墻”極大地損害了兩國關係。

其實，“愚蠢的墻”並非始於特朗普。早在1990年代克林頓執政時期，聖叠戈與墨西哥邊境處就開始動工，之後歷屆政府都有修建，現已超過三百多英里。兩國關係緊張也遠非一日之寒，早在百年之前，美墨之間就已經築起一道“心墻”。

“非法移民”始終是美墨之間的心結，但最初的移民流向與今日正好相反。美國建國之初，與墨西哥並不接壤。19世紀初，美國覬覦墨西哥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開始大批西進和南下，在當時仍屬墨西哥領土內的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等地安營紮寨。由於時局混亂，墨政府無心處理移民問題，一味聽之任之，待終於騰出精力來管一管外來者時，這些移民早已在當地佔據人口優勢。1836年，得克薩斯的美國移民宣布獨立，成立“得克薩斯共和國”，從而引發與墨西哥的沖突。美國插足，幫助得克薩斯贏得了戰爭。1845年，得克薩斯並入美國，成為第28個州。

緊接著，美國興起“天定命運”學說，認為“西進”乃上天註定，於是野蠻的領土擴張變成了向落後地區傳播民主福音的“拯救運動”。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爆發了美墨戰爭，結果墨西哥再次失敗，一紙《美墨和約》讓美國獲得了236萬平方公里的墨西哥領土，相當於當時墨西哥領土的一半還多，而美國付出的“報酬”僅為聊勝於無的1500萬美元。

短短幾十年間，美國“明火執仗”地掠奪墨西哥領土，今天美國版圖中約十分之一領土來自墨西哥。可以說，兩國關係從一開始就充斥著霸淩和欺壓。連美國總統格蘭特都感嘆：“我想不到還有什麽戰爭比美國入侵墨西哥更卑劣了。”

此後，兩國雖再無領土之爭，但另一場“霸淩”悄然開啟。美國通過大量資本輸出，將墨西哥變為自己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地。到迪亞斯時代，墨西哥75%的礦業和50%以上的採油業為美國資本控制，工廠的關鍵職位均由美國人把持，民族資本發展幾乎停滯，經濟嚴重依賴強鄰。

到20世紀中葉，一場新的移民浪潮讓兩國經濟進一步血脈相連。從1941年到1964年間，因為二戰緣故，美國工人稀缺，故而實施“手臂計劃”，允許大批墨西哥人來美國工作。高峰時期，每年大約有40萬墨西哥人湧入美國，總共發放了約500萬份簽證。這一計劃深刻影響到墨西哥千家萬戶，把年輕人送到美國做工，幾乎成為每一個家庭的成人禮，並且“慣性”地延續至今。很多人因此合法或非法地永遠留在了美國，就此埋下了今日“非法移民”之禍根。

許多墨西哥人感到憤憤不平，認為曾經很長一段時間裡存在這樣一個共識：墨西哥有渴望工作的工人，美國有願意雇用的雇主，本應該有一個制度，允許墨西哥工人手持合法證件去另一個國度謀生。可是某一天，這個兩廂情願的制度突然中止了，“合法”變成了“非法”。那麽請問，究竟是誰制造了“非法移民”？

要撫平美墨之間的“移民之痛”，遠非修建一座邊境墻這麽簡單，其背後有著太多歷史恩怨和民生交織。說到底，“非法移民”只是表象，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才是矛盾之根源，無論是早年爭奪土地和資源，還是今天追逐市場和謀職。鄰里之間，經濟實力的懸殊總會有意無意地制造不公平，也勢必帶來人口的單向流動。唯有共同發展，消弭兩者間的巨大差異，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否則，即便築再高的邊境墻，用墨西哥人的話說，“我們也總有辦法翻過去”。

以色列

“全球絕無僅有的高技術墻”

長約60公里，地上10米，配備攝像頭和自動射擊裝置；地下40米，相當於13層樓的高度，配有新式傳感器，一旦有人破壞墻體或在附近挖掘，就會發出警報，是世界上首個有此類功能的地下邊境屏障。

這邊廂，美墨邊境墻還在熱火朝天的討論中，那邊廂，以色列的工地上已經機器轟鳴，一座10米高墻正在加沙周圍拔地而起。

自從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以來，巴以之間交火陡增，已導致巴勒斯坦16人死亡，五千多人受傷，以色列也有不少傷亡。雖然特朗普的表態並非以方造墻的緣起，但局勢的驟然緊張催促著以色列以每周6天、每天24小時的節奏快馬加鞭地推進工程。

以色列造墻是為了切斷來自加沙的地下威脅。多年來，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在加沙地帶打造了一個龐大的隧道網，不但可以躲避空襲，還常常用來襲擊以色列士兵，綁架平民。以色列視之為安全大患，於是斥資10億歐元建造防護墻，將加沙圍成一座“孤島”。

據德國《世界報》報道，這是一座“全球絕無僅有的高技術墻”，長約60公里，地上10米，配備攝像頭和自動射擊裝置；地下40米，相當於13層樓的高度，配有新式傳感器，一旦有人破壞墻體或在附近挖掘，就會發出警報，是世界上首個有此類功能的地下邊境屏障。

以色列的防護墻有多高，巴以之間的仇恨就有多深。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600萬猶太人慘遭屠殺，流亡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渴望擁有自己的國家，於是紛紛回歸巴勒斯坦地區，即歷史上以色列王國誕生之地，並認為那是他們傳統意義上的家園。但已在那裡定居多年的阿拉伯人和鄰國都覺得不公平，雙方多次發生流血沖突。

1947年11月，聯合國通過分治決議，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分別建立猶太國和阿拉伯國，耶路撒冷問題國際化。次年5月14日，以色列國宣告成立，而阿拉伯方面反對分治。

自以色列宣布建國後，阿以之間先後爆發了5次大規模戰爭，以色列佔領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大片巴勒斯坦領土，數百萬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園，淪為難民。雙方也曾嘗試通過談判解決紛爭，但終因在多個問題上分歧太大，至今未達成永久性和平協議。

加沙是巴以沖突的一個縮影。2005年以色列從加沙撤軍，但該地區不久被贏得選舉的哈馬斯控制。它拒絕承認以色列，並主張暴力抵抗。於是，以色列以“防恐”的名義封鎖加沙，令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150萬巴勒斯坦人如同關在一座巨型監獄裡，70%以上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一半以上耕田荒廢，失業率奇高，一片雕敝景象。

眼下正在興建的加沙防護墻堪稱是巴以沖突的“具象”，其背後講述的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生存權。飽嘗流亡之苦的猶太人渴望有自己的家園，這是一種“生存權”；巴勒斯坦人不願流離失所，這也是一種“生存權”。於是需要一種“共處”的智慧來成全雙方，它基於對歷史陳述和現實利益的平衡，以及人類對苦難的共鳴。

2017年5月22日，特朗普造訪了以色列另一座高墻——“哭墻”。此舉非同尋常。一來，這個時點十分敏感：兩天後，是耶路撒冷按猶太歷回歸以色列主權管轄50周年；二來，由於耶路撒冷歸屬未定，歷屆美國總統為了避嫌，從未在任期間造訪過“哭墻”，而特朗普打破了這一禁忌。盡管白宮稱此行為私人參觀，但還是掀起不小波瀾，引發種種猜測。

“哭墻”是猶太教聖地。公元前10世紀，所羅門王在此建造了第一聖殿，後被巴比倫人付之一炬。後來，猶太人在舊址上建造了第二聖殿，但在公元前40年又被征服者羅馬帝國拆毀，猶太人也由此展開兩千年的血淚流散史。第二聖殿只留下一面西墻，被猶太人視為“離上帝最近的地方”。千百年來，只要有機會重歸故裡，猶太人都會在西墻前深情禱告，哭訴流亡之苦，“哭墻”由此得名。

“哭墻”同時也是一座“界墻”，一邊是猶太區，一邊是穆斯林區。一方面，身處兩教最前沿，它目睹過最慘烈的宗教沖突；另一方面，它也曾肩負“共處”使命，見證過和平和寬容。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建立帝國，由於執行寬松的宗教政策，所以沒有拆除西墻，而是在修建圓頂清真寺和阿克薩清真寺時，將它作為圍墻加以利用，這才使千年西墻得以保存至今。

特朗普在造訪“哭墻”時，在墻的縫隙裡塞了一張“寫給上帝”的小紙條。據特朗普福音派顧問委員會成員約翰尼·摩爾發推文轉述特朗普的話說：“我參觀了西墻，在紀念碑前驚嘆與神的同在……我將手按在墻上祈禱，祈求來自神的智慧。”

願神真的降智慧於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耶路撒冷在希伯來語中意為“和平之城”，它又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三教聖地。冥冥之中，它承載著“和平共處”的使命。也許這就是上帝的啟示：在苦難中領悟“共處之道”。

北愛

十字路口的“和平墻”

英國“脫歐”讓趨於平靜的北愛再次陷入不安。“硬邊界”的出現，將嚴重影響兩邊經貿和人員往來，可能重新挑起昔日噩夢。這成了眼下英國脫歐談判中最難逾越的一道坎。

當美國和以色列仍熱衷於修墻之時，那些橫亙於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街頭的“和平墻”，已漸漸淡化為歷史的一個背影。但英國選擇“脫歐”，再次將北愛置於和平的十字路口。

和平墻並非一堵墻，而是城市各居民區裡的好幾段隔離設施，有的是磚築，有的是隔離板加鐵絲網，三四米高，最長的綿延幾公里。北愛人賦予隔離墻以“和平”之名，是因為這裡混居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總是爭鬥不止，豎起高墻能擋住彼此互擲的石塊、酒瓶和汽油彈。

愛爾蘭是英國的第一塊殖民地，那裡的居民信奉天主教，而英國人大多信奉新教，宗教矛盾令愛爾蘭人飽受英國統治者壓迫，獨立之聲貫穿大英帝國整個殖民史。1921年，英愛簽訂協議，愛爾蘭南部26郡從聯合王國獨立，北方6郡仍屬英國。從此，愛爾蘭島南北分裂的局面被確定下來，也打開了北愛問題的“潘多拉之盒”。

北愛60%人口是英國移民後裔，40%是愛爾蘭後裔，在北愛歸屬問題上，前者主張留在英國，後者堅持回到愛爾蘭。自196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北愛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水火不容，暴力沖突成為生活之日常，先後有3500多人死亡，4萬余人受傷，造成的財產損失超過1萬億英鎊。直到1998年，英國、愛爾蘭及北愛自治政府簽訂《貝爾法斯特協議》，北愛才獲得久違的和平。

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人們努力學習如何平和地面對曾經的敵人，以公民的身份生活在一起。如今，和平觀念已深入人心，年輕人習慣跨教派交友，那些隔離墻雖然還在，但已基本褪去最初的功能，成為一種歷史警示，不時有鴿子在上面漫步。

然而，英國“脫歐”卻讓趨於平靜的北愛再次陷入不安。英國預計在2019年3月正式脫歐，屆時愛爾蘭將成為歐盟成員國中唯一與英國有陸地邊界的國家。而“硬邊界”的出現，將嚴重影響兩邊經貿和人員往來，可能重新挑起昔日噩夢。這成了眼下英國脫歐談判中最難逾越的一道坎。

現時北愛和愛爾蘭之間的邊界幾乎形同虛設，在500公里的邊境線上，每天有3萬人次自由出入，無需任何證件，這被視為和平進程取得成功的重要象征。北愛商業組織負責人康奈·帕特森說：“邊界的瓦解讓商品和人員得以流動，而一旦流動沒有了障礙，人們對於國籍的執念也會慢慢松懈下來。”

出於對“硬邊界”的忌憚，在2016年的“脫歐”公投中，55.8%的北愛民眾支持留歐。而英國最終踏上脫歐之路，讓不少北愛人萌生脫英念頭，希望借著與愛爾蘭合並，順理成章留在歐盟。2017年3月的北愛議會選舉中，北愛分離勢力新芬黨選票大漲，與第一大黨民主統一黨僅差一票，民意向背從中可窺得一斑。

但也有人說，即便北愛真的效仿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估計結果仍是維持現狀，因為北愛作為英國的一部分，每年接受來自英國財政部的高額補貼，而歐盟給予北愛的只有英國的5%。同時，愛爾蘭恐怕也未必希望統一，因為他們將為北愛的財政赤字繳更多稅。

脫歐，還是離英？北愛人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也許，他們還看不太清楚未來，但一定明白什麽樣的道路不能選擇。正如帕特森所言：“在過去20年裡，我們都認為和平協議是送給這個國家最偉大的禮物。我們拒絕考慮任何回到過去糟糕日子的可能性。”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