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山谷 費爾幹納紀行

和想象中的不同，前往費爾幹納山谷的道路並不崎嶇，然而我的心情卻既興奮又有幾分擔憂。

從地圖上看，費爾幹納山谷被南面的帕米爾高原和北面的天山山脈包圍。著名的錫爾河橫穿而過，向西流去。山谷長約300公里，寬約170公里，既是中亞最肥沃的農耕帶，也是宗教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織的地區，因此被稱為中亞的“巴爾幹”。

複雜的歷史常以一種驚人的延續力影響著現實，這一點在費爾幹納山谷體現得格外明顯。1924年，蘇聯將沙皇時期的突厥斯坦省分成了五個民族共和國。斯大林擔心統一的泛突厥國家興起，因此決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這樣的劃分讓費爾幹納山谷出現了一些切開族群的奇怪分界線，也為後來的民族矛盾埋下了伏筆。如果仔細觀察地圖，會發現分隔各國的界線呈誇張的鋸齒狀，宛如心臟快速跳動的心電圖。在龐大的蘇聯體系下，分界線不過是地圖上的假設性界線，可是一旦這些共和國獨立，就會變成真實的國界。

如今，費爾幹納山谷被三個國家（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分佔。每個國家的領土上，都散落著其他國家的飛地。塔吉克內戰、“安集延事件”和吉爾吉斯的政治動蕩，更是一度令山谷的氣氛劍拔弩張。從青銅時代起，費爾幹納山谷就有古老的文明，但那文明的榮光似乎已從旅行者的雷達上消失太久了。

進入費爾幹納山谷的傳統道路是取道塔吉克境內的苦盞。公元前329年，亞歷山大大帝正是從那裡進入費爾幹納山谷，並建立起最靠近東方的希臘化城邦。然而，因為國境問題，我卻無法再走這條古老的通路。我必須直接翻過天山冰雪覆蓋的恰特卡爾山脈，走烏茲別克境內的道路。

離開塔什幹，我乘坐的面包車沖入一片灰蒙蒙的霧霾。透過車窗，我看到低懸在半空的太陽，像一塊即將燒乏的炭球。我們相繼經過兩座汙染的工業城市——阿爾瑪雷克和安格連。1942年，這裡的煤炭源源不斷地運往蘇德前線，餵養蘇聯的戰爭機器。如今，半廢棄的蘇式住宅樓之間，點綴著電纜塔和落滿灰塵的向日葵。一切似乎從上個世紀起就沒有發生過改變。

面包車開始盤山。不時減速，繞過路中央的落石。植被好像突然之間就消失不見，周圍只有傷疤一樣的灰黑巖體和水土流失造成的碎石。從烏魯木齊到阿拉木圖，我曾在很多地方目睹過天山，如今已到了這座山脈的最西端。隨著海拔的不斷升高，空氣也變得愈加透亮。

在卡姆奇克隘口，面包車停了下來，因為恰特卡爾山的雪頂已經近在眼前。觀景臺旁有一個灰撲撲的小賣部，販賣零食和蘋果。一個烏茲別克家庭在與雪山合影。戴著鴨舌帽的男人，坐在一輛蘇聯舊摩托上，腳下躺著一只曬太陽的黃狗。

不久，我看到趕著大群黑山羊轉場的牧民。他們騎著馬，甩著長鞭，羊群蕩起大串塵煙。風從山那邊吹來，一度帶來塔吉克的手機信號。南方不遠處，帕米爾高原的淡影已在稀薄的空氣中顯現。我知道，山的那一側就是塔吉克斯坦，一個說著山地伊朗語的不同世界。

經過荷槍實彈的檢查點，跨過奔騰的錫爾河，標誌著我們進入了費爾幹納山谷。突然之間，眼前開始呈現出一幅農耕文明的景象：一座挨一座的黃泥院落、葡萄架、石榴樹、桑樹，還有大片大片的棉花田。灰霾再次覆蓋地平線，在如同薄霧籠罩的棉花地裡，我看到眾多烏茲別克女人正在采摘棉花。

19世紀，沙俄帝國開始把這裡變成棉花基地。棉花取代了當地農民栽種的傳統食用作物，成為主要經濟作物。一份統計顯示：1860年，中亞供應的棉花僅佔俄羅斯棉花用量的7%。到了1915年，這個數字變成了70%。

蘇聯時期延續了這樣的做法。1939年，在18萬“誌願者”的努力下，長達270公里的費爾幹納大運河貫通了。為了灌溉更多的棉花田，中亞的兩條大河——阿姆河和錫爾河被人為改道，最終導致鹹海面積的大規模縮減。

由於長期種植單一作物，加之使用化肥，費爾幹納山谷的土地開始變得貧瘠，然而這樣的經濟模式早已積重難返。獨立後，烏茲別克仍然保持著世界產棉大國的地位。2017年以前，所有中小學生都必須參加義務采棉勞動。每到采棉季節，運力不足的火車上會擠滿流動的采棉女工。幾天後，一位印尼旅行者告訴我，他已經購票的火車被突然取消，因為要改成“采棉專列”。

我與一個正在采棉花的烏茲別克女工聊了起來。她戴著鮮艷的頭巾，挎著盛棉花的佈兜。在齊肩高的棉田裡，她的步態好像正在涉水穿過一片蘆葦蕩。她告訴我，女工們一天要采摘50至60公斤棉花，能掙到大約20塊人民幣。她今年26歲，有一個5歲大的兒子。她指著手上的戒指，大概是問我有沒有結婚。當我面露困惑之色時，她開心地笑起來。

在中國的史書上，費爾幹納山谷卻以另一種物產聞名——汗血寶馬。張騫出使西域時，曾到訪費爾幹納山谷中的大宛國，為漢武帝帶回了汗血寶馬的最初描述：日行千裡、汗出如血、食紫色苜蓿，是天馬的後代。

從那時起，西域的其他奇珍異寶就顯得黯然失色。武帝無論如何都要得到這些天馬。十幾個世紀後，馬可波羅經過這一地區。他聽說汗血寶馬的譜系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帶來的塞薩利戰馬身上。

最初，武帝派出使臣，想以純金打造的金馬換取真馬。大宛王對此不感興趣，拒絕交換。漢使以大軍將至相威脅，但大宛王認為漢朝遠在東方，中間相隔萬里黃沙，而北邊又有匈奴，所以不會派大軍遠襲大宛。漢使發怒，揚言要擊碎金馬，然後離去。沒想到行至邊境時，被大宛王派人殺死，奪取了財物。

武帝大怒，發誓要報仇雪恨。他組織了一支遠征軍，交給寵妃的兄弟李廣利將軍統領。公元104年，這支大軍消失在玉門關外。史料記載，那一年蝗災泛濫，顆粒無收，數萬士兵死在路上。西域各國又堅守城池，不肯供給食物。幾個月後，當李廣利出現在費爾幹納山谷時，士兵只剩下十之一二。

第一次西征大宛，就這樣兵敗而歸。李廣利將軍擔心性命不保，猶豫不決。武帝揚言，如果李廣利敢踏入玉門關一步就格殺勿論。暴躁的武帝組織了一場規模更大的征討。他調集全國之力，放出所有囚犯，增派品行惡劣的少年，準備了充足的糧草。一年多的時間裡，6萬士兵從敦煌出發，浩浩蕩蕩。

這一次，漢軍成功包圍了大宛都城，改變河道，切斷水源。大宛的百姓殺死了老國王，答應李廣利將軍，只要退兵就可以任意挑選寶馬帶走。李廣利選取了幾十匹良馬和三千多匹中等的公馬母馬，得勝而歸。那些回到中國的士兵全都封官進爵，而大宛自此成為漢朝的屬國。

浩罕可汗的庭院

大宛國的舊地距今天的浩罕不遠，然而浩罕早已看不到任何當年的遺跡。這座古老的城市看上去很年輕，帶著些許蘇聯式的荒涼。

我在新城最好的一家旅館住下。房間裡鋪著老舊的地毯，擺著品味惡劣的家具。到處充滿一種昏暗的氣氛，讓人聯想到浩罕同樣昏暗的歷史。早餐是斯巴達式的自助：冷得像前妻一樣的煮雞蛋，同樣冷的饢，結冰的西瓜片。我喝了一杯溫茶就走出旅館，開始探索這座城市。

18世紀時，浩罕是與佈哈拉、希瓦並立的三個汗國之一。鼎盛時期的疆域從費爾幹納山谷一直到塔什幹以北的哈薩克草原。19世紀則見證了俄國對中亞的蠶食。浩罕不斷喪失領土，最終在1876年被俄國吞並。

在浩罕風雨飄搖的日子裡，末代君王古德亞爾仍然不忘修建自己的宮殿。吊詭的是，如果不是這位荒唐的可汗，今日的浩罕可能會喪失僅有的一點吸引力，徹底淪為一座枯燥乏味的城市。

可汗宮離我住的旅館不遠，完工於1873年。它曾經擁有6座庭院、113個房間，其中一半的房間是古德亞爾的後宮。可汗是虔誠的伊斯蘭信徒，但有43個妃子。為了應付伊斯蘭教只能娶四個老婆的規定，他的身邊總是帶著一位伊瑪目，以便隨時為他舉行結婚和離婚的儀式。宮殿建成後僅3年，俄國人就來了。考夫曼將軍的炮火令大部分建築化為瓦礫，只有19個房間保存下來。

我徜徉在可汗的庭院裡，卻感受不到太多震撼。相比這些殘留下來又得到精心修復的建築，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散落在歷史角落中的逸聞。關於浩罕汗國的殘暴描述，時常出現在19世紀的中亞旅行筆記裡。

1873年，美國外交官尤金·舒勒（Eugene Schulyer）來到浩罕。他目睹了一場典型的浩罕式狂歡：一位死刑犯正在遊街示眾，身後跟著劊子手。作為狂歡的前奏，沿途群眾紛紛向罪犯投擲石塊。直到劊子手認為氣氛已足夠熱烈，他才突然從背後掏出利刃，將罪犯割喉。犯人像爛泥一樣倒在地上，任由日光暴曬數小時，鮮血浸透沙地。

如今，可汗宮的房間已經改為博物館，介紹浩罕國的歷史。我走了一圈，發現並沒有提到那位著名的浩罕人物。對中國人來說，浩罕最為人知的不是那些荒淫殘暴的可汗，而是一個幼年時面容姣好的孌童，後來被新疆人稱為“中亞屠夫”。

阿古柏生於浩罕國，年幼時父母雙亡，被流浪藝人收留，習得一身舞藝。10歲時，他成為一名男扮女裝的舞童“巴特恰”，被浩罕的軍官看中，後來又幾次轉手。或許是因為童年時代的陰影，成年後的阿古柏變得精明而殘暴。他利用鎮壓哈薩克人起義的機會立下戰功，後來逐漸成為握有兵權的人物。

1757年，乾隆皇帝殲滅準噶爾汗國，平叛大小和卓之亂，將新疆地區納入中國版圖。浩罕成為與中國接壤的鄰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浩罕向清朝俯首稱臣。然而這種服從只是權宜之計，不過是為了在與新疆的商貿活動中獲利。浩罕收留了從新疆逃出的和卓貴族，一直暗中支持他們反抗清朝。

1864年，新疆發生內亂。已是浩罕國將軍的阿古柏趁亂進入喀什。為了樹立威信，他打著和卓曾孫佈素魯克的名義，建立傀儡政權，隨後又召集浩罕舊部，擴充實力，不斷攻城略地。短短幾年時間裡，阿古柏幾乎吞並了除伊犁之外的整個新疆。他自立“洪福汗國”，以重稅政策和嚴苛的伊斯蘭教法統治新疆。此時，浩罕國已經覆滅，而沙俄和英國都不希望對方的勢力主導新疆，於是願意讓阿古柏作為兩大帝國的緩沖地帶。

1875年，左宗棠率領清軍入疆，開始收復失地。阿古柏的統治早已引起當地維吾爾人的厭惡。就在清軍南下之季，阿古柏突然死於新疆焉耆。不久，“洪福汗國”崩潰。阿古柏的兒子將其葬在喀什。

關於阿古柏的死因眾說紛紜，並無定論。《清史稿》認為，阿古柏兵敗自殺。新疆歷史學家穆薩·賽拉米在《伊米德史》中寫道，阿古柏是被莎車貴族以毒酒毒死的。韓國中亞史學者金浩東則認為，阿古柏死於中風。

離開可汗宮，我漫無目的地走在穆斯林居住的小巷裡。當地人的黃泥院落，全都有著高高的圍墻和緊閉的雕花鐵門，像守衛森嚴的堡壘。我路過一座經學院，穿過一片穆斯林墓園。墓碑上刻著死者的生卒年月，還有象征伊斯蘭的新月圖案。旁邊是一座有點破敗的清真寺，一輪真正的淡月已經掛在半空。

1917年，佈爾什維克再次攻陷浩罕，推翻了短暫的自治政府。三天的鎮壓導致14000人死亡。如今，走在穆斯林的小巷，看著這些緊閉的宅院，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麽：在費爾幹納山谷，在浩罕，這些緊閉的宅院的確是人們最後的堡壘。

後來，一個小男孩推著賣饢的推車，鉆進一戶宅院。透過片刻敞開的大門，我驚奇地發現，院子裡其實別有洞天：一小塊土地上種著蔬菜，上面架起葡萄架。院子裡種著柿子樹和石榴樹，環繞著一家人夏日納涼的木榻。一個戴著頭巾的女人，正抱著牙牙學語的孩童。她發現我在窺視卻沒有反感，反而笑著舉起繈褓中的孩子，好像在展示她驕傲的徽章。我也笑著朝她揮揮手，然後邁步離開。

費爾幹納山谷內的饢市場

回到破敗的旅館，我開始研究地圖。費爾幹納山谷是“絲綢之路”的必經通道，我並不意外地發現，這裡仍然保留著一個生產絲綢的小鎮。於是第二天一早，我坐車前往馬爾吉蘭——蘇聯時代的絲綢中心和黑市中心。

馬爾吉蘭的制絲歷史遠比蘇聯久遠。早在9世紀時，這個“絲綢之路”上的小鎮就已經有了制絲產業——雖然其質量不可與中國的絲綢同日而語。蘇聯時期，馬爾吉蘭的絲綢遠銷全國，而行將就木的計劃經濟也令這裡的黑市遠近聞名。

在馬爾吉蘭，我發現幾乎所有的女人都圍頭巾，男人則戴著傳統的四角小帽。

通往大巴紮的路旁，遍植桑樹。樹蔭下是一排賣石榴的小販。鮮艷的石榴籽緊緊地抱在一起，成熟得幾乎要爆裂開來。我想起，印度莫臥兒王朝的開國皇帝巴佈爾就生於費爾幹納山谷。晚年，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撒馬爾罕和佈哈拉那些有名的無賴潑皮，大部分來自馬爾吉蘭。”不過更令他念念不忘的是這裡的物產：“石榴和杏子是最好的。”

紀念品絲綢廠仍然沿用古老的工藝，從煮蠶繭、剝蠶絲到紮染，全部是一千年前的方法，完全無需用電。在這裡，紮染的紅色來自於石榴皮，黃色來自於洋蔥，而棕色來自於堅果。女工們一邊紡織，一邊聽著手機裡傳出的烏茲別克音樂。一個月的勞作，可以換來1000塊人民幣的收入。

在絲綢廠的大門口，我遇見兩個竊竊私語的女孩。她們穿著牛仔褲，紮著馬尾辮，全都沒戴頭巾。她們註意到我，似乎很想和我說話，卻欲言又止。最後，那個穿著黑皮夾克的女孩終於走了過來，向我打招呼。

“我們是費爾幹納大學英語系大三的學生，”女孩紅著臉說。“老師給我們留了一個作業，要我們用英語采訪費爾幹納的遊客……可是費爾幹納沒有遊客……”她解釋著，臉因此變得更紅，“於是我們來到馬爾吉蘭，想碰碰運氣……妳能接受我們的采訪嗎？”

“妳想問什麽？”

她問了一些普通的問題。比如“為什麽會來費爾幹納？”“都去了哪些地方？”“對這裡有什麽印象？”“是否喜歡烏茲別克的食物？”

回答完這些問題，我們一時間都沈默下來，於是我問能否也問她幾個問題。我們走到路邊，坐下來，散漫地聊起來，分別前還加了烏茲別克的微信：Telegram。

在隨後的幾天裡，她經常給我發消息，然後我們就聊上一會兒。在虛擬世界裡，她變得大膽很多，時常一下發來數張照片：她做的飯、她的房間、她的佈娃娃……有時候，我忘記回復，她就會發來生氣的表情，或者問我：“妳還活著嗎？”漸漸地，我終於能夠拼湊出一些她的故事。

她叫妮格拉，出生在費爾幹納，21歲。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山谷，甚至不曾去過塔什幹和撒馬爾罕。在保守的費爾幹納，像她這樣年紀的女孩，一畢業就要在父母的安排下結婚——這是此地的傳統。還有一年，她就要畢業，父母已經開始為她物色人選。可是她不想結婚，對婚姻沒有任何概念。高中時，她喜歡過一個男孩。後來，那個男孩去了塔什幹讀大學。他們變得很少見面，聯系也漸漸中斷。她知道，塔什幹的女孩更漂亮，也更開放，她和那個男孩不可能在一起。

她不知道該怎麽辦。她不想和一個不認識的男人結婚。她想離開費爾幹納，想去留學，甚至想去死。她問我，她該怎麽辦。

很多時候，妮格拉總是一個人在說，而我只能報以沈默。對她來說，我這樣的外國旅行者或許就像宇宙中的一顆遙遠的星球，可以放心地吐露內心的秘密。她說，她只把這些事情告訴過一個最好的女朋友。對方建議她學習《古蘭經》，那可以帶來內心的平靜。

“《古蘭經》只會讓我接受現在的一切，”她說。然後沈默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或許這就是我應該過的生活。”

采棉女工

離開馬爾吉蘭，我前往30公里外的費爾幹納。這是整個山谷的工業中心，一座由俄國人建造的新城。

和很多俄國城市一樣，費爾幹納的中心是一座沙俄時代的堡壘，街道從這裡向四周輻射。我一邊四處閑逛，一邊留意著那些街名：費爾幹納大街、納沃伊大街、帖木爾大街……一個當地人告訴我，這些頗具民族特色的名字分別對應著過去的卡爾·馬克思大街、普希金大街、共產主義大街。不少老人至今還習慣使用原來的名字。

然而，這些蘇聯時代的名字最終還是成為了傷疤一樣的過往。與它們一同消失的，還有那些曾經住在這裡的俄羅斯人。年輕一代大多去了塔什幹，而老一代要麽已經去世，要麽垂垂老矣。是的，這座城市有著明顯的俄國基因，但是我在街上看到的幾乎都是烏茲別克人，中間夾雜著幾個韃靼。

梅斯赫特人呢？他們曾被斯大林從格魯吉亞靠近土耳其的地方發配到這裡。1989年，正是在費爾幹納，當地的梅斯赫特人和烏茲別克人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上百人喪生。梅斯赫特人同屬突厥人種，但信奉什葉派，而烏茲別克人是遜尼派的信徒。在取消宗教、推行民族融合的蘇聯，宗教和種族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一種相對平靜的關系維持了數十年。可是一旦這種體制瀕臨潰敗，宗教勢力和民族主義就會結合在一起，導致慘劇發生。

動蕩的過程通常既殘酷又劇烈，每一次都會讓整個中亞震動。梅斯赫特人很快被集體趕走，大部分人去了阿塞拜疆。無法輕易離開的是那些幾個世紀以來就混居在此的族群：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

斯大林創造性的分界法，希望把不同民族分而治之。然而費爾幹納山谷自古就是多民族的混居之地。在山谷的邊境地帶，即使人們十分努力，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也根本不可能擺脫對方。

費爾幹納距離吉爾吉斯邊境咫尺之遙，大量的烏茲別克人至今生活在分界線的另一側。在蘇聯時代，分界線並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他們可以輕易地跨過邊境，到烏茲別克一側的巴紮購物，做生意，探親訪友。然而，蘇聯解體後，分界線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界線。一夜之間，這些生活在吉爾吉斯境內的烏茲別克人發現自己無法繼續維持從前的生活——他們變成了另一個國家的少數族群。

一個烏茲別克人告訴我，他們和吉爾吉斯人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他斬釘截鐵的口吻，呼應了中亞史學家弗拉基米爾·納利夫金的觀點。在《本地人的今與昔》一書中，納利夫金總結了兩個民族之間不太融洽的歷史關系：烏茲別克人是定居民族，而吉爾吉斯人是遊牧民族。烏茲別克人瞧不起吉爾吉斯人，又懼怕他們的武力。烏茲別克人大多是農民、工匠、商人，而吉爾吉斯人喜歡在山間放牧，住在傳統的吉爾吉斯包裡。他們不時劫掠烏茲別克人的馬匹，只有當他們需要買東西時，才會下到烏茲別克人居住的綠洲城鎮。這時，烏茲別克人就會大肆嘲笑吉爾吉斯人的愚昧無知，然後狠狠地敲他們一筆。

獨立之後，費爾幹納地區的烏茲別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不時爆發大規模的沖突。最近一次沖突就發生在2010年，數百人因此喪生。如今，兩個國家都對邊境地帶嚴加防範，這讓交往變得更加困難。分界線從地圖上的一條虛構界線，變成了兩個族群地理上的分界線，甚至心靈上的分界線。

因為沒有吉爾吉斯簽證，我無法前往分界線的另一側，也沒有可能合法地進入吉爾吉斯境內的烏茲別克飛地（需要多次入境的烏茲別克簽證和多次入境的吉爾吉斯簽證）。但我知道，烏茲別克有4塊飛地落在吉爾吉斯境內，其中離費爾幹納最近的是莎希瑪丹（Shakhimardan）。它位於阿克蘇河和卡拉蘇河交匯處的一個山谷中，被吉爾吉斯的領土包圍著，距離烏茲別克邊境只有19公里。

那是個貨真價實的“國中之國”：居民說烏茲別克語，使用烏茲別克貨幣，遵從烏茲別克的法律，把帖木爾當作民族英雄。山谷之外的世界說吉爾吉斯語，使用匯率不同的吉爾吉斯貨幣，遵從吉爾吉斯法律，把瑪納斯當作民族英雄。在蘇聯時代，他們原本屬於同一個國家，過著同樣的生活。然而，兩個年輕的國家都需要建構甚至虛構自己的歷史和榮譽感，於是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過起了各自的生活。

一個烏茲別克人告訴我，在費爾幹納可以雇到黑車司機，帶我冒險前往莎希瑪丹。在這裡，只要有錢，似乎什麽事都辦得成。

“如果遇到盤查怎麽辦？”

“妳帶著美金吧？”他說，“賄賂那些軍人！”

但我已經見識了分界線的意義，決定離開費爾幹納山谷，前往撒馬爾罕。

【華發網根據人物周刊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