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該如何跳出美國審查陷阱？

雖有些許“波折”，但美國對WeChat（微信的海外版本）的“封殺”行動，仍在緊鑼密鼓籌劃中。

北京時間9月26日，美國司法部向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遞交文件，要求主審法官勞雷爾·比勒（Laurel Beeler）暫停執行她在9月20日作出的初步裁決。文件中稱，比勒的裁決“允許微信繼續不受限制的使用。而特朗普政府認定這款移動應用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構成了威脅”。

在上述文件中，美國司法部強調中國擁有的消息服務“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並要求法官於當地時間10月1日前作出裁定，允許美國政府在上訴期間恢復針對微信的禁令。

眾所周知，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IT企業提出指控，已是美國政府的常用“手段”。

8月6日發布TikTok及WeChat禁令時，美司法部強調上述兩款應用“已經對美國家安全造成損害”，故必須禁止。美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因“國家安全”原因，需重提此前6月份公布的“清潔網絡（Clean Network）”計劃，並在計劃中明確表示要“刪除下架不受信任的中國軟件”。

美方頻繁拿“國家安全”說事，其內在邏輯是否自洽？面臨“封殺”風險的WeChat們又該如何應對？

美方指控證據不足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發布禁令至今已近兩月，但美方仍未拿出WeChat及TikTok“危害國家安全”的證據。

8月6日特朗普公布的WeChat禁令認為，WeChat“自動從用戶那裏獲取大量信息。這種數據收集有可能使中國獲得美國人的個人和專有信息”。由於措辭嚴厲，兩份行政令迅速引發輿論關註。

9月17日，美國商務部在其官網正式頒布全面禁封WeChat的實施細則。細則稱，由於“越來越多的外國對手……在美國無限制的獲取或使用信息和通信技術，……這已威脅到國家安全及相應外交政策”，所以“需要采取額外的步驟來保護美國提供和使用的信通技術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但上述文件並未指出，微信究竟在何處、以何種方式危害了美國國家安全。這也迅速成為各界爭論的焦點。

美國當地時間9月16日，在與美國WeChat聯合會(USWUA)就訴前禁令問題交鋒之前，美國司法部聲明，稱只要出於個人和商業目的，在美國的用戶可以繼續正常下載和使用WeChat，不會承擔違反總統令的民事及刑事責任。聲明同時還表示，美國商務部關於具體什麽樣的“交易”將被禁止的問題還沒有定論。

輿論普遍認為，美方突然“軟化”的原因，是要替自己找到牢靠的立足點，以便為開庭時的抗辯做準備。

美國亞太法學研究院(APLI)執行長、暨南大學特聘教授孫遠釗指出，在發布該聲明之前，美國政府實際處於壹個非常不利的位置，“只有做出這樣的讓步，他們在聽證會上才有話可說。”

《財經》旁聽了訴前禁令頒布前舉行的兩場聽證會發現，“國家安全”認定問題是原告方（即美國WeChat用戶聯合會）律師團辯護的關鍵論點之壹，但被告方律師卻多次繞開此議題，似有回避之意。

美國WeChat用戶聯合會律師團首席律師邁克爾·比恩（Michael Bien）在第壹次聽證會上表示，特朗普頒布對WeChat行政令的真正原因並非國家安全，而是要借此分散註意，挽救其競選連任之危局。

比恩當場指出，壹般類似訴訟案件中，被告若對原告的訴狀主張存在任何疑問，往往會公開表示否定。但此案中，從原告提交訴狀到第壹次聽證會開庭有近壹個月時間，期間美政府並未否認任何訴狀內容，“那就表示被告接受、承認上述指控的合理性”。

對上述指控，美政府律師並未直接回應，而是以商務部細則尚未出臺，案件“成熟度不足”為由提出擱置訴前禁令發放問題，“細則出臺後再談不晚。”

在著名安全網站Threatpost近日舉辦的壹次研討會上，網絡安全公司Point3 Security戰略副總裁克洛伊·梅斯達奇（Chloé Messdaghi）表示，截至目前，“尚無公開證據表明中國已經獲得或使用了（美國政府聲稱的）數據，這只是假設。”他指出，政府禁令（而不是讓用戶個人決定自己的數據去向）“有其自身的問題。”

另壹家數據安全公司Pixel Privacy的消費者隱私專家克裏斯·豪克（Chris Hauk）指出：“考慮到沒有真正的威脅被證明，這（禁令）有點反應過度……在頒布任何禁令之前，需要進壹步調查。基於未經證實的懷疑就去封殺應用程序顯然屬於壹種審查制度。”

“國家安全”被泛化？

在暫時無法提供證據的前提下，美國將“國家安全”指控適用於用戶數量龐大、社會影響力極高的TikTok及WeChat，是否有其依據？

多位專家對此持否定態度。

“任何壹個普通公民發的短視頻等信息，都被認為同‘國家安全’有關。理論上，這種情況是否跟‘國家安全’有關，其實是個問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呂本富曾分析稱，“美國有壹種把數據安全泛化的趨勢，除了防範已知的威脅，未知的威脅也被納入監管範圍。”

美國當地時間8月5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召開記者發布會，在會上重提“清潔網絡（Clean Network）”計劃。

該計劃的核心，即對運營商、商店、應用程序、雲端和電纜進行“清潔”。“清潔”之定義在官方文件中亦有明確表述：確保不受美國信任的中國電信公司不為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國際電信服務、美國應用程序商店刪除不受信任的中國軟件等。

雖不能與立法劃等號，但多位學者對《財經》表示，類似計劃的出臺可能引導後續系列法規政策制定，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北京師範大學網絡法治國際中心執行主任吳沈括對《財經》表示，“清潔網絡計劃”的出臺，反映出美國對於中國數字產業生態業務模式、盈利模式認識進壹步加深。“這壹計劃是精心推出的，也絕不僅是個口號，後續肯定會有具體措施，其表現形式取決於美國對中美博弈形勢的判斷及價值選擇。”

吳沈括進壹步指出，“清潔網絡”計劃的提出，會對後續美國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等領域政策法規的變更產生新影響，且這種影響範圍不僅局限於美國市場。“比如說，目前美國在5G領域對於德國、法國、意大利的遊說，就已經能看到類似幹預模式的影子。所以，中國對此必須給予高度重視、持續關註。”

上海交通大學數據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淵對《財經》表示，根據法學通用的比例原則的子原則“必要性原則”，在能達成法律目的諸方式中，應選擇對公眾權利最小侵害的方式。所以，特朗普政府對WeChat和TikTok“壹刀切”的方式並不符合常理。

何淵介紹，諸如此次TikTok與甲骨文的“數據托管”式合作方案就是壹條可行之路，可實現在滿足美國政府對“國家安全”要求的同時保住企業。“我的數據接受妳的監督，這還有什麽不放心的呢？”

何淵認為，特朗普之所以頒布禁令，其根本出發點並不是為了所謂“國家安全”，而是美國企業能否得利、能否“瓜分”中國企業。“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有很多方案，並不壹定要采取最極端的做法。”

“政治化後的‘國家安全’必然滋生雙重標準”。互聯網觀察人士王可特向《財經》感嘆：“在這種情況下，被區別對待是中國企業唯壹可以‘期待’的事情。”

以2013年被曝出的“棱鏡門（PRISM）”事件為例，根據《華盛頓郵報》和《衛報》等媒體報道，在該項目下，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得以直接從九家美國互聯網巨頭（即Microsoft、Yahoo、Google、Facebook、PalTalk、AOL、Skype、 YouTube、Apple）的服務器中監控和收集用戶數據（包括搜索歷史、郵件內容、傳輸的文件、即時通信、視頻、照片、存儲的數據等）。

無壹例外，被涉及公司均矢口否認了解此項目，並表示不會允許政府直接訪問服務器。

事實上，美國大型互聯網公司已多次被曝出跟蹤公民個人隱私。早在2016年，Facebook就被證實掃描和記錄通過該網站私人信息系統的URL地址；2018年，Facebook向包括Spotify、 Netflix、微軟及雅虎在內的大公司分享用戶信息。與此同時，這些大公司作為Facebook的數據合作夥伴，不受日常隱私控制所約束。谷歌亦於2018年被曝出通過其開發的安卓系統追蹤用戶偏好；2019年，蘋果也“中槍”，被指控通過定位功能記錄手機用戶隱私數據。

“（搜集用戶數據）是為了用戶的最大利益。”谷歌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7月29日接受美國國會聽證會時表示。此前，Facebook曾於2019年初回應公眾對其購買用戶隱私的關切，稱這是為了“市場調查”。

“很少有美國公民的日常活動、習慣、品味和欲望不被本土的壹群營利公司日夜監視。至於這些公司的名字，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在當地時間8月7日發表的壹篇長文中，美國獨立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這樣描述美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清潔網絡’計劃？這裏幾乎沒有什麽可以被認為是‘清潔’的。”

WeChat“不可或缺”？

美國時間8月11日，蘋果、迪士尼、沃爾瑪等10余家美國跨國企業與白宮官員舉行電話會議。會上，這些公司對特朗普此前簽署針對微信的禁令表示關註，分別詳細說明了這壹舉措可能對其業務造成的不利後果。其中兩家公司還聲稱，禁令“可能會削弱自身在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競爭力”。

美國巨頭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指出，鑒於微信支付在中國的普及程度，包括星巴克、肯德基、迪士尼和麥當勞在內的美國企業巨頭如今面臨壹個困惑，即白宮此舉是否會妨礙它們在中國的業務。

封禁微信，蘋果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著名科技網站The Verge形容，沒有微信的App Store，“甚至比其他國家裏沒有谷歌服務的華為影響更大”。TF國際證券分析師郭明錤指出，iPhone的需求（尤其在中國市場）可能會急劇下降。如果蘋果公司被迫在全球範圍內從其應用商店中刪除微信，那麽在最壞的情況下， iPhone的年度出貨量可能會下降25%-30％。

郭明錤表示，微信已成為中國的日常必需品，它集成了消息傳遞、支付、電子商務、社交網絡、新聞閱讀和生產力功能。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戚聿東對《財經》表示，禁令與其說是制裁微信，不如說在制裁蘋果公司，可謂“誰疼誰知道”。

戚聿東強調，數字經濟領域競爭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態圈之間的競爭，每家核心企業都在精心構築自己的生態圈。作為居於龐大生態圈核心的的蘋果公司，周圍寄居著數以百萬計的附屬企業，每個附屬企業本身也是擁有眾多買方賣方和其他附屬企業的生態系統，這正是價值萬億美元的蘋果公司的商業模式和競爭優勢所在。

“脫離了這些附屬企業，特別是那些在生態圈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重要子系統（如微信），核心公司最後就會淪為‘孤家寡人’，智能化的蘋果手機也就與早期的普通手機沒什麽兩樣，其市場銷量乃至企業價值就會‘飛流直下三千尺’。”戚聿東說。

對其他跨國巨頭而言，沒有微信的日子可以預期壹樣“不好過”。寶潔（中國）公司壹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層管理者對《財經》指出，包括非中國籍雇員在內的公司員工日常交流幾乎都在使用微信，如果突然無法使用“會十分麻煩”。更讓這位員工擔心的，是該公司美國總部與中國客戶的溝通對接問題。“平添的溝通壁壘，很可能降低流程效率，導致失去壹批中國客戶。”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常務副院長魏航對《財經》指出，作為應用程序，微信通過壹個硬件平臺提供服務。消費者在購買硬件平臺的時候，隱含著可以使用這樣的應用程序，若無法使用，購買類似硬件平臺就毫無意義。

對於大量在美華人而言，WeChat的重要性同樣不言而喻。

美國新聞網站CNBC近日報道稱，WeChat禁令給依賴於該應用的1900萬用戶和美國上下遊企業“都帶來了壹定傷害”，主持人迪爾德麗·博薩（Deirdre Bosa）則在節目中表示“美國是壹個民主國家，我們應該有開放的市場。”

美國商業新聞雜誌（Business Insider）9月19日報道稱，特朗普的WeChat禁令迫使許多華裔美國人“爭相去尋找和在中國的親人保持聯系的方式。”該媒體評述稱，對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移民來說，WeChat是他們社交的“天堂”，特別是“如果他們不熟悉像Facebook這樣的美國社交軟件的話。”此外，對很多人而言，WeChat是他們與國內親人聯系的唯壹方式。

在洛杉磯工作的華人呂誠，祖母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不會打字，又身患嚴重的風濕病，活動十分困難。每周他會通過WeChat視頻“和奶奶聊聊天”。而祖母的保姆並不會使用除了WeChat視頻以外的通訊工具，所以“封殺WeChat，真的是斷了我和奶奶的壹切交流方式。”他說。

企業應以開放心態應對

“微信在海外部分華人群體中的地位難以動搖，又直接影響到蘋果、谷歌等壹系列大公司在華的生存前景，基本盤應該講是好的。”王可特對《財經》表示，“同時，微信也必須‘給力’，不能在合規問題上被抓住把柄。”

配合遵守當地法律，對不當內容進行控制是全球化平臺的普遍規則。

Facebook的社群守則對全球通行的違法違規內容進行限制，如暴力、色情、仇恨言論、 虛假信息等。作為Facebook旗下產品，Instagram也采用了類似的措施。

在和國家利益有關的內容方面，各國對主流的互聯網平臺的內容都有嚴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曾應俄羅斯、巴基斯坦、墨西哥、德國和泰國等監管機構要求，限制訪問和極端主義、汙損國家標識、詆毀國家獨立主權、詆毀批評皇室成員等有關的內容。Facebook還曾因為違反這些規定被德國、新加坡等國的監管機構處罰。

2018年5月25日，歐盟數據保護法GDPR（《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正式生效，該條例被視為“史上最嚴”數據監管條例。《財經》查閱發現，WeChat在GDPR生效前即對國際版的隱私條款做出更新，條款亦詳細說明了信息的使用規則、存儲地點、適用法規等。值得註意的是，WeChat的隱私政策中對信息的保留時間也有明示：未登錄賬號時間達到180天後，賬號信息會被刪除；聊天記錄會被存儲72小時，隨後永久刪除。

在9月3日更新的WeChat版本中，添加了“適用於加州居民的附錄”。附錄表示，《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CPA)為加州居民提供了若幹法定權利，如訪問、刪除、披露或“不出售”等。附錄強調，過去 12 個月並未以 CCPA 界定的“出售”方式出售加州居民的個人信息。

該附錄同時指出，如果用戶是加州居民，則有權要求WeChat免費披露其收集的用戶的個人信息的類別、來源及目的。同時，也包括WeChat向其披露用戶個人信息的第三方類別、所披露的個人信息的類別（如適用）及披露目的等。

“作為壹款服務於海外各地用戶的應用，WeChat壹直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其數據政策與程序符合全球最嚴格的隱私標準。”在9月18日的聲明中，騰訊如此表述。

除了在合規上發力，中國企業還必須學會直面海外波詭雲譎的政治走勢。

吳沈括認為，美方近期的舉措，對於全球建設更高水平開放網絡形成非常大的阻礙：“這樣的措施如果被其他國家所效仿，將會引起互聯網的碎片化。”他同時指出，由於美方“對‘國家安全問題’的執著”，後續政府撤回對WeChat上訴的可能性極小。比較大的可能是，美國商務部調整策略，但依然會提出新的禁止和限制方式。

對於美方今年以來突然對中國IT企業“發難”的現實，何淵認為，美國此舉實際上是壹種戰略上的調整，“主要是由於中國的崛起而造成的。”

何淵指出，在此前的國際市場分工格局中，美方壟斷了高新技術輸出，中國則負責進行加工。這種格局下“不僅是技術本身，包括商業模式其實都掌握在美國的手上。”但近十年以來，隨著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技術上有了長足進步，分歧亦逐漸產生：“本來是中國替美國打工，但現在中國開始嘗試去占領部分高端業務，這就導致了與美方的直接沖突。”

何淵特別強調，這種分歧絕非是中方企業向美國“讓步”，或期待大選結束就能夠解決的。“TikTok的算法為什麽被打壓？因為其核心是基於數據分析的商業創新，而原來所有類似商業模式基本均來自於美國。”

學界同時指出，中國企業應以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競爭，不斷增強自身適應能力。

吳沈括對《財經》表示，中國企業要“破局”，首先，要實現良好的產業生態、社群建設，通過開放共享的基本運營理念吸引更多國際業務夥伴，通過融入自身業務生態實現更高水平的信任；其次，需要有良好的供應鏈安全建設。這就要求找準自己的全球供應鏈定位，同時積極主動對接國際標準，在技術研發、業務運營以及利益共享的過程中鞏固自身供應鏈地位，為全球化提供技術、業務和模式基礎；再有，要建設國家安全防火墻，從組織架構、數據資源、基礎設施、運營機制幾個層面實現國家安全“絕緣”，實現母公司和海外運營體之間有效的風險隔離。

何淵表示，對互聯網企業而言，現階段應在去做海外投資的同時進行政治風險評估。他指出，短期內的中國企業可能需要做好在業務上收縮的準備。“這其實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更多的是壹種政治上的、被意識形態化的問題。”

何淵同時強調，中國企業可以在壹些法律制度相對較穩定的市場做戰略性投資。“即使是非洲這樣的新型市場，同樣有中國企業得到良好的發展，所以說機會其實是很多的。”

來源：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