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核心技術， 還在“卡脖子”？

劉亞東認為，缺乏科學武裝、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恆的情懷，成為阻礙中國攻克一些核心技術的共性原因。

“我國科技創新已進入跟跑、並跑、領跑‘三跑並存’的新階段。其中，2016年，全國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15676.7億元，超過歐盟15國的平均水準2.08%。”今年4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科協2018年第二季度新聞發佈會上，《2016-2017中國科協學科發展研究系列報告》發佈，其中“三跑並存”一時成為科技界熱詞。

在此之前，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科技部部長萬鋼曾對媒體提及“三跑並存”，並稱，中國科技創新水準顯著提高，已到了並跑、領跑日益增多的歷史新階段。

6月21日下午，在中國科技會堂舉行了一場科學傳播沙龍，題為“是什麽卡了我們的脖子？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

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在沙龍上，以“除了那些核心技術，我們還缺什麽？”為題，講述了中國科技與世界先進水準相比，還有差距的地方。並稱，《科技日報》開辟了專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已推出29期，這表明其已經對各個行業的29項卡脖子技術做了報道。而這個欄目還將繼續下去，說明卡脖子項目遠不止29項。而這些項目，大多可以算在跟跑，甚至有的項目連跟跑也困難。

在稱“大飛機，人家半個多世紀前就有了”，“載人登月，美國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等之外，劉亞東認為，缺乏科學武裝、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恆的情懷，成為阻礙中國攻克一些核心技術的共性原因。

劉亞東此篇演講，迅速在網絡空間流傳，紅極一時。

同為媒體人出身的知名科普作家、著有《大國速度：中國高鐵掘起之路》等書的徐厚廣，對劉亞東的論點，有彈有贊。徐厚廣認為，在對劉亞東演講中很多發人深省的觀點表示高度贊同以外，也希望國人不要走極端，不要“祖國要麽就領跑世界了，要麽又落後幾十年永世不得翻身了”。徐厚廣說：“中國發展到今天，既非已領先世界，也非不堪一擊。”

“三跑並存”跟跑為主

劉亞東稱，“三跑並存”在改革開放前早已有之。“1965年，我們的科學家就實現了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在當時絕對是世界領先。1964年中國爆炸了原子彈，1966年我們有了核導彈，1967年爆炸了氫彈，1970年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半個世紀前，我們就‘三跑並存’。所以，不談比例和構成，‘三跑並存’的說法就失去了意義。”劉亞東認為，中國科技領域大多數項目是“跟跑為主”。

徐厚廣也認為，“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還在追趕。”當然，中國在科技領域奮起直追，有些地方在縮小差距甚至領先，這也是萬鋼部長所說“並跑、領跑日益增多”的原因。

那究竟“三跑”各自所占比例與構成是多少呢？

在該場科學傳播沙龍上，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預測所所長王革稱：“我們在2013年對1500餘項技術進行的一次調研表明，我國領先的技術195項，並行技術355項，跟蹤技術599項。”當然，王革所列調查數據是2013年的，不排除這五年來中國在某些領域“彎道超車”，也不排除中國在某些領域被拉開了差距。

劉亞東不喜歡“彎道超車”這個詞。他稱，很多實踐已經證明，彎道超車行不通。其實他是想讓更多的國內科技工作者耐得了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別總想走捷徑彎道超車。

徐厚廣則認為，彎道超車是客觀存在的。先行者必然要經過許多彎路，而且很多彎路都是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些彎路後來者完全可以不走。“火車的發明者其實是特里維西克，這是一個超級發明家，發明了高壓蒸汽機，發明了火車，還發明了一系列很有創意的偉大發明，但是他走了很多彎路。而史蒂芬森吸取了特里維西克的教訓，彎道超車，成功了，於是，現在人們只知道火車之父叫史蒂芬森，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實火車的發明人叫特里維西克。”徐厚廣舉例說。

當然，如果跟跑的速度跟不上，別說彎道超車做不到，差距都是很可能越來越大的。劉亞東舉的例子是——最近，美國F135型航空發動機經過改進，其推力竟然達到22噸。這一數字確實讓人驚訝——畢竟國產太行發動機最大推力僅13.46噸。這還沒有算上兩者在可靠性和平均無故障使用時間上的差距。

2017年9月，中國工程院院士甘曉華稱，國內軍用航空發動機跟國外最先進水準相比落後一代，大約是20年到25年的差距。如今，如果沒有更好更先進的國產軍用航空發動機問世，那這一差距無疑已繼續拉大。這也是劉亞東所說“在某些關鍵技術領域，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擴大的趨勢”的一個實證。

今年兩會期間，萬鋼曾稱——在航太、深海、超算、核電等領域，中國都逐步走向世界的前列。基礎研究得到了加強，比如說量子糾纏、外爾費米子、胚胎幹細胞等，這些技術研究的成果逐漸地也產生了世界性影響。悟空、墨子、北鬥組網這些科學實驗衛星，現在為我們的深空探測、定位導航，還為我們的環境監測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也就是天眼，還有上海光源等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取得很好的進展。萬鋼亦提及：“我們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還需要我們登高望遠、居安思危，面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要持續發力，使科技更好地為造福人民、發展經濟、保障安全作出貢獻。”

王革認為，通過梳理美國進口的100項高技術產品，結合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發展現狀，我國面臨的短板主要集中在製造、資訊、材料、航空航太、海洋工程、生物醫藥等六大領域。

王革列出的六大短板領域中，譬如資訊、航空航太領域，與萬鋼列出的逐步走向世界前列的超算、航太，多多少少有所重疊。這又該如何解釋呢？徐厚廣稱：“比如在大飛機項目上，我們確實落後歐洲、美國很多，但是要看到，這世界上能夠造大飛機的國家寥寥無幾，即便是在今天，我們才剛剛搞出大飛機項目，但這也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成就。”換言之，如果中國不搞大飛機項目，那麽今天連跟跑的機會都沒有，更遑論未來領跑了。

“三缺乏”之外更得有耐心

在自問“為什麽我們有那麽多的核心技術亟待攻克”後，劉亞東將之歸納為缺乏科學武裝、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恆的情懷。

劉亞東稱，中國自古以來只有技術傳統，而沒有科學傳統。古代的四大發明“屬於技術範疇，它不是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技術創新和突破，跟科學沒有半毛錢關係”。

徐厚廣則認為：“我們不能因為學習西方的優點，而丟失我們自己的優勢。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中華文明，未來還必將以自己的面目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他看來，中國的落後，從明代開始，從清代中晚期開始，中國大幅度落後於西方社會。“我們落後了這麽久，然後要求我們立馬趕上西方發展了幾百年的科技成就，這是不科學的。正如大飛機的發展一樣，它是有科學規律的，它是有科學週期的，要有耐心，且不可操之過急。”

類似的觀點，在沙龍上已有體現。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天驕航空創新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光秋說：“航空領域不光要有資金投入，還要有技術積累，像羅羅、GE都是一百多年的老公司，它們還不斷有技術問題需要解決，我們就更不用說了。”

王光秋還指出，在航空領域，尤其是軍用航空領域，中國還面臨不少挑戰。軍民兩用航發產品和技術出口基於《關於常規武器和兩用物品及技術出口控制的瓦森納協定》，許多東西是不許對中國出口的。但另一方面，中國有關航空發動機領域研究成果很多，在應用轉換上也有。在王光秋看來，媒體報道多少，甚至科研工作完成與否都不重要，關鍵是“沒做出來一個真正應用的產品”，於是說服力就不大。

徐厚廣則稱，對於一個正在成長期的孩子，我們要給予它的是營養與幫助，要給它時間。而不是急於指責，這個孩子不如另外一個成年人強壯勇敢。

《新民週刊》記者查閱《科技日報》“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專欄，發現其4月19日的開欄之作發表在頭版頭條位置，為《這些“細節”讓中國難望頂級光刻機項背》。主要講的是中國晶片產業亟需的頂級光刻機，與國外領先產品有差距。國內最好的光刻機，來自上海微電子裝備公司（SMEE），在“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覽上，其與中國的大飛機、登月車並列。但其加工精度是90納米，僅相當於2004年上市的奔騰四CPU的水準。而國外已經做到了十幾納米。

2002年，中國為了填補光刻機空白成立SMEE，總經理賀榮明去德國考察時，有工程師告訴他：“給妳們全套圖紙，也做不出來。”在時隔多年以後，SMEE已經能做到每年增加數百項專利，以中低端市場支持高端研發。賀榮明更理解當年那位工程師所說。然而國際巨頭仍在前進，發展光在水中波長更短的浸沒式光刻機、減少工作面振動的磁懸浮驅動技術、反射鏡代替透鏡技術、真空腔體的極紫外光學系統……

對此，賀榮明說，中國的光刻機行業，需要用五十年一百年的長遠眼光去做事情，而不是期望幾個月解決問題。

與光刻機類似的諸如國產操作系統，與航空發動機類似的水下機器人等，無不存在類似的情況，也許，時間與中國人的努力付出，會給出良好的答案。

來源：新民週刊